来源：一号哨位
记者节，对想当记者的年轻人说点什么？文 | 贾永2023年高考刚刚结束，一则消息火爆微信圈，内容是新闻学入围“天坑”专业。随着人工智能遽然兴起，在最容易被ChatGPT替代的各种工作中，新闻记者赫然在列。也许，人工智能还会有更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进展，但是，与时代共命运的新闻理想，穿越阻力与迷雾发掘真相的勇气和信念，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良知与激情，不会也不可能被替代。这一年的中国新闻大讲堂——一档面向全国新闻传播专业在校生的节目，我讲了四个观点：好新闻都是走出来的；记者的眼光决定记者的高度；没有发现做不了好记者，缺少联想成不了大记者；精彩之作必有神来之笔，笔力影响传播力。
记者就是战士
27岁的阎吾从安徽桐城三江口跳上一条突击船，向长江南岸冲去。这是1949年4月21日午夜，农历谷雨第二天。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500公里地段，发起渡江战役。千里大江，炮声裂空，长江江面，万船齐发……当土布军装上留下又一个弹孔，阎吾的战地新闻《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情景》，也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传遍大江南北。这篇报道，后来收入了初中语文课本。新华社前线记者阎吾报道人民解放军在安庆、芜湖间某地强渡长江时的情景称：21日黄昏，江北某地解放军的阵地上空，突然升起银光四射的发光弹，顷刻，整个北岸阵地发出了震天动地的雷鸣，从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上，无数道火线飞向南岸，接着整个南岸国民党军的阵地就完全陷于一片火海中。炽烈的炮火映红了江面和天空。接着，从各个港口涌出了无数只大小船只。它们立即散布江面，像箭似的向南飞驶而去。北岸的江边，站满着当地的居民、民工和解放军的指战员，大家都屏息凝视着火光掩映的江面，等候着。忽然，在南岸连续飞起登陆的信号，枪炮声、喊杀声连续不断。北岸所有的人们立时迸发出一片欢呼：“过去了！”“过去了！”阎吾的报道，就像带着你走向战场，文字不长却总能给人以最真实、最直接的战争感受。老八路出身的阎吾文化不高，之所以有着“战地情景新闻大师”之称，是因为他能冲敢闯，始终紧跟战斗进程报道新闻事件。1949年4月渡江战役，他第一批渡江；1951年3月汉城撤退，他最后一批撤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阎吾还曾代替过牺牲的指挥员指挥战斗。1979年反击作战，已经58岁的阎吾再度奔赴战场一线，冒着炮火写出了又一篇亲历式的新闻名篇《战后XX》。1980年，第一届全国好新闻奖评选，阎吾的这篇作品高票入选。也是在1979年，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成立，1965年集体转隶地方的新华社军事记者，在时隔14年后重新穿上了军装。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兼任解放军总分社社长，阎吾担任第一副社长。1985年，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改编为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认识阎吾，是在1990年8月。军分社业务轮训，刘回年社长请阎吾与年轻记者话传统。花白的头发，褪色的军衣，还有那让我听着亲近的山东话……这样的阎吾，就像家乡的退休工人，很难将他与一位著名记者、高级干部联系起来。我还在广西边防服役时，就听众多的新闻前辈讲阎吾的故事，称他“阎老吾”，说他随身带着两件宝：一只酒壶一相机。好文章一出手，便开怀畅饮一场。听说我在广西边防当过兵，又是山东老乡，阎吾对我很是亲切，开玩笑说，小贾你请我喝酒，我教你写报道，桂林的三花酒不错！三花酒是一款米香型白酒，当时不过四五块钱一瓶。然而，直到阎吾1996年1月17日病逝，我也没请过老人。送别老人的那一天，我和分社记者谭道博在题为《首都新闻界朔风之中送阎吾》的消息中，用“三个之最”概括了这位可敬的老前辈的新闻历程：参加战斗最多,采写战地新闻最多,在第一线组织战役性报道最多。“一生未曾下战马”的阎吾，仿佛是为战而生。时隔多年，阎吾讲起战争年代的采访报道时挥动双手的样子，依然时常在我记忆的屏幕上闪现：“作为一个前线记者，最重要的是到战斗的第一线。一到那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就必然有所感，这就是触景生情！有了战斗的激情，自然就能写出战斗性强的报道。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战争画卷，要不当场去记录下来，谁还能再给你重演呢？所以，记者要像战士那样，时刻保持旺盛的‘求战’斗志和饱满的政治热情。我们的信条应该是：到现实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战斗中去！”那一天，阎吾还特别提到了两位名扬朝鲜战场的战地记者，都是与他一样的老八路出身，都是亲历式新闻的写作高手，也都是敢于用生命换取第一手新闻的新华社军事记者。这就是华山与李耐因。
新华社军事记者华山与阎吾（右）在朝鲜前线
华山有句朴素的话：“不是我亲自采访来的材料，我是从来不写的。”仅从华山的《朝鲜战场日记》中，就能感受到他扎实过硬的采访作风：“同战士们打成一片，在一条战壕里抽一袋烟，一起经受战火考验，他们才能把心里话掏出来，让你了解到最真实、最生动的活材料。”当时的华山已是团一级的干部，但他的战地写作环境甚至比普通士兵的生存环境还要艰苦：“洞子里亮着手提式大手电灯，看地图，写东西，都很过瘾。只是脖子直不起来，已经歪歪六个钟头，真想出去伸伸腰腿。可是洞口满是人，坐在雪里袖着手睡，真不忍心惊动。”华山1920年出生在广西龙州一个壮族家庭，后来到上海泉漳中学读高中。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火洗礼，到抗美援朝时期，华山已经有着丰富的战场经验，即便遇到敌机狂轰滥炸，也能从容不迫。“每天早起，先把铺盖、文件、枪支拿到户外分散隐藏好了，屋里只留下军用地图和收音机。穿鞋坐在炕上，拿膝盖做办公桌子，材料本放在手边，敌机到头顶再走不迟。”正因如此，华山的新闻作品有着浓烈的兵味、战味、硝烟味。“坚守阵地的英雄们都壮烈牺牲了：连长，排长，班长，战士——二十六个都在阵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两个钟头他们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只知道连长的手，依然紧紧地握住那支马枪，眼睛依然直直地瞪着敌人拼命突围的方向。这样的战士啊！死了也不肯向敌人低头，一支枪也敢顶住千军万马——就凭这股气势，还有什么敌人消灭不了呢？”这是华山发自朝鲜战场的通讯《歼灭性的打击》中的一段记录。他的作品，有着那些远离战场的记者不曾有过的真切的战场感受。华山曾经回忆说，别人问我是什么职务，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最低的职务是记者，最高的职务也是记者。1985年9月，华山病逝。他的骨灰洒在了曾战斗过的太行山下的清漳河里——那里，长眠着抗战时期牺牲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的5０位战地记者。李耐因全程参加了长津湖战役。那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残酷的一战，志愿军不仅要面对东线战场上装备精良的美国陆军第十军3个师，还要面对朝鲜北部50年一遇的严冬。地处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夜间最低温度降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冲锋号响起的时候，不少战士双腿失去了知觉，好不容易站起来，枪栓又冻得拉不开了。与志愿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一路征战的李耐因，在追击美军途中写下了《在追击线上》，在天寒地坼的雪地里写下了《打败严寒》……中朝两军会师后，又写下了《不朽的友谊》，直到他两年后回国，才得知这篇通讯收入了中学课本。1951年新华社军事记者阎吾（右）、李耐因在开城停战谈判会场帐篷外留影
我到新华社工作的时候，华山已经病逝，与从《瞭望》周刊总编辑任上退下来的李耐因则有过多次接触。李耐因小阎吾5岁，也是山东人，从军之初就在我的老家附近当八路军武工队员，两年后成为渤海军区《前锋报》记者。李耐因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作战经验同样十分丰富。他告诉我：“军事记者必须成为合格的军人，至少能在战场上有效保护自己，不能成为部队的拖累。”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李耐因专门赠送我一篇朝鲜战场回忆文章，“飞兵插入敌后”一节特别生动：沿着山间小路，部队像链条一样伸展出去。积雪在人们脚下融化，很快冻成硬邦邦的冰。路越走越难，我们顺着一米多宽的山路向山顶攀登，左边是陡峭的山崖，右边是灰蒙蒙的深谷，人们脚下不时传来冰层断裂的咔嚓声。心里都在叫着：“可不要滑倒，可不要滑倒！”可还是一个趔趄，吓一身冷汗。前边传来口令：“一个跟一个，联络着走！”这就是说，前边的路更难走了。天黑下来了，不见星光，路陡直地向上伸去。开始，我们还可抓住路边的小树向上爬，后来小树没有了，只好手攀岩石向上爬，山风吹来，手是又麻又痛。队伍前进几步，又停一停，又前进几步，又停一停，后来干脆停下不动了。后面一个劲儿传来口令“向前传，快走！”但还是不动。一阵山风吹来，人们爬出一身汗，立刻来个透心凉，两只脚像被蛇咬，冻得生疼，但谁也不敢活动，生怕失足摔到山下去。这里的山是如此众多、险恶。大雪覆盖着，白皑皑得像堆叠起来的馒头，爬呀爬呀，满以为到了山顶了，哪想转过一个崖头或树林，山路又向上伸延了，好像永无尽头似的。我身上汗水浸透了棉袄，两条腿酸软发抖，只有喘息的份儿，心里一个劲想：“快到了吧，快到了吧！”看路边厚厚的雪，似乎也不寒冷冰冻了，毛茸茸的像一团棉花，真是想躺上去，舒舒服服地睡他一觉，该有多好！可是不行，还得走。我身上只有一个装笔记本、稿纸的挎包和一根5斤重的粮袋，一支手枪，战士却还有支7斤重的步枪、4颗手榴弹、军用小铁锨、背包，多我几倍的重量。那夜行军的艰辛，也是多我几倍！东方现出鱼肚白，前方山背后传出隆隆炮声和爆炸的闪光。一架敌机从我们头顶掠过，疲劳的队伍顿时活跃起来，前边传来口令：“跟紧，肃静！”狭窄的山道上，挤成三行、四行，人们跑步前进。我们的部队像脱鞘的利剑，穿越黑夜，穿越密林，穿越高山，向着敌人刺去……记者首先是行动者。中外优秀军事记者几乎都在追求这种靠近战场、靠近一线，尤其是贴近最基层的士兵的体验。美国著名报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在《目睹世界六十年》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回忆：二战期间，法国巴黎有一个小酒馆，那是战地记者们的聚集之处。在那里，号称亲自参加了多次战斗、第一个驾吉普车冲进巴黎的海明威经常是记者中的焦点，但是，每当有“大兵记者”之称的欧尼·派尔走进酒馆，海明威立刻黯然失色。派尔最关注的是那些冲锋在第一线的普通士兵，他的战地报道被300多家报纸同时转载，被誉为“建立丰功伟业的美国普通士兵的代言人”。1945年4月18日，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派尔在琉球群岛美军对日作战中不幸战死。他的死，引发了美国人仅次于对罗斯福总统逝世时的悲痛。有一句被新闻界反复引用的话叫做：“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这是匈牙利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名言。卡帕曾在抗战时期报道过中国军民血战台儿庄，也曾报道过西班牙内战、意大利战争和法国解放等战争。如今，运河边上的山东枣庄台儿庄古城内，还陈列着卡帕当时拍摄的大量战地照片。对于台儿庄战役，卡帕当时曾这样评价：“历史上作为转折点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由于总能拍到最生动的战地照片，摄影界习惯称他为“走运的卡帕”。1954年，卡帕悄悄来到越南战场。这一次，一向以走运出名的卡帕永远地倒下了。他死亡的那一天，战争已近尾声。几位记者一同走出战壕散步，背着相机的卡帕说要到附近走一走，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的。不一会儿，人们听到了从卡帕走去的方向传来的爆炸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又让走运的卡帕抢到好镜头了。”谁料，那竟是地雷夺走卡帕41岁生命的巨响。和平年代，远离了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让我们远离了这种采访方式。摩托化行军，就是四个轮子托着你走向战场。蒙着伪装网的车厢像颠簸的猫耳洞，车后滚滚尘埃在夜幕中汇成一条白色长蛇。负责守望的下士徐初银斜倚着身旁昏昏睡去的战友，望着远处一团熹微的晖光。地平线上，那团蛋黄般的太阳粘粘糊糊地与蠕动着的点点黑影渐渐剥离，突然暴露出这支绵延不绝的庞大车队。列兵叶兆佳睁开眼。一夜里，他紧抱着那支半旧的56式冲锋枪。500里尘烟早已把他和全车战友涂成一只只土黄色的秦俑。车队再一次停下来的时候，已置身于一片村落稀疏、树草丛生、丘陵起伏的山地里。叶兆佳听见营长跑前跑后地指挥炮车疏散，又见排长从后面车上钻出来，打开地图向一直随同开进的记者问：“这是什么地方？”“中国欧文堡。”这是1991年深秋一次对抗演习中红军进军实况，也是当年11月23日见诸于中国青年报的《秋天，我们发起进攻》的开头部分。参演红方是当时的第一集团军某机步师，蓝方为一个装甲旅，演习地点在安徽东部的三界，那是当时的南京军区一处训练基地。欧文堡，美军国家训练中心所在地，占地2576平方千米。美国本土部队每隔18个月就到欧文堡轮训一次，“感受战场气氛”。在海湾战争出尽风头的美国陆军第二十四机步师，就曾在欧文堡“轮战”7次以上。早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建成之前，三界训练基地已经开始组织师团规模的红蓝对抗演习，也便有了“中国的欧文堡”之称。某种意义上说，军事演习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尤其是这种实战化条件下的实兵实弹对抗军演。我和杨浪是应邀参加演习的记者。杨浪军人出身，当时在中国青年报主持军事报道，与我一样也是听到枪炮声就亢奋的主儿。那时候军费紧张，搞一次大型军演不易。杨浪提出，能否分别随红蓝两军行动，来一次嵌入式采访。这一想法，得到了训练基地的支持。就这样，我到红军，杨浪到蓝军，惊心动魄的三天三夜，我们以红蓝两军的一员参演，获得了这场演习的最生动细节。这是总攻那天嵌入红军队伍中的我，与“硬骨头六连”进至突击出发地时的情景——潜伏在蓝军阵地前沿的红军火箭筒手已经做出射击的姿势，右手都扣到扳机上了。记者就潜伏在40火箭筒手刘葆红下士的身旁。此刻，轻重机枪手、反坦克导弹射手，乃至我们这支队伍中的每个战斗人员，几乎都与刘葆红取同一姿势。自从2小时前排长陈立新带领战士们从3公里外的地方一路疾进到这里，大家几乎就一直作这般静止状。空中雾霭汇成一抹淡淡的云。山野沉寂而又空旷，唯有间或飞起的几只小鸟，偶尔划破天空的凝重。“排长，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没动静，就是快了。”一问一答都是《南征北战》中的现成对白。但，用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竟是那么恰当。陈立新少尉紧了紧耳朵上护耳样的电台耳机。事实上，他更关心那里面的动静。记者把望远镜对准正前方，我知道，300米纵深的反坦克三角锥和雷区前面草丛中的某一处，此刻就潜伏着作为蓝军的另一位记者老兄。这时的杨浪正在蓝军的防御阵地，周围的一切令他大发感慨：“今天能见度不错。望远镜里，能看清远山的独立树、山下的房屋，肉眼能看到旁边山头的坦克靶标和标志强击轰炸的白圈，偶尔还能见到佩戴着黄色袖标的演习导调人员的身影。尽管仔细搜索，也见不到一个红军的影子，但我们确信，他们此刻一定也潜伏在面前丘陵中的某个皱褶里。身边，蓝军士兵的隐蔽也令人惊叹，尽管近在咫尺，但是如不活动，你便很难发现他们。迷彩服把战士包裹，秋色把阵地包裹。”那几天，36岁的杨浪一身的迷彩，跟随蓝军一路袭扰红军，因为“入戏”太深，差点被导演部劝离演习场。我们两人组合而成的军演纪实《秋天，我们发起进攻》，被称为“把演习写成战争的报道”，一度成了同类题材的写作范本。那次军演，一辆地方大货车撞上了我所乘坐的运兵车，我倒霉地成了演习中的唯一挂彩者。南京军区一位首长从战场监控系统发现了脑袋上缠了绷带的我，不禁感慨：“记者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了！”2001年3月，我与分社另一位采编副主任曹国强同时担任解放军分社副社长。国强分管编辑业务，我主抓记者队伍。那段时间，新入社记者较多，不论是学新闻的，还是学其他专业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大都不善于采访。这意味着，我们的新闻教育中，相对忽视了采访训练。其实这也是众多的新闻院校毕业生，短时间难以适应记者这一职业的重要原因。深入采访，是接近新闻核心价值的唯一途径，也只有深入的采访，才能在喧嚣和浮躁中去伪存真、拨云见日，扛起理性、务实、深刻的旗帜。2004年，长征出发70周年，我把年轻记者召集起来，让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寻访健在老红军。出发之前，我给大家下了一道指令：每人每天至少要传回2000字的采访笔记，不需要文字修饰，只需原始素材，只要生动细节。所有的采访素材放在同一个公用信箱，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压力。那是一次逼着年轻记者脱胎换骨的历练。在江西、湖南，在云贵川，在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他们克服交通不便，语言交流等困难，高质量完成了104位健在老红军的采访任务。每一位历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都是一本书，他们的故事组合起来，就是一部细节化了的长征史诗。系列报道“我的长征”每天一个整版在北京青年报刊出，引发了一波红色浪潮。报道合集《我的长征》发行30万册。第二年，我担任解放军分社社长，再次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方法让更多的记者寻访抗日战争亲历者，结果“我的见证”系列报道成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新闻宣传的一大亮点，报道集《我的抗战》又一次成为畅销书。徐壮志、白瑞雪、孙彦新、李国利、李宣良、黄明、梅世雄……解放军分社一批年轻记者经过两次“大战”的锤炼，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新闻是家国天下，是社稷苍生。好新闻都是“走”出来的。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在基层心中才有群众，沉下去才能体察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感知风云变幻，也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文学也好、新闻也罢，莫不如此。2013年，我调任解放军电视新闻宣传中心工作。我发现，优秀的电视人同样是一种说走就走的工作状态。时任新闻部副主任倪宁的行李箱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下，采访器材和通讯工具一应俱全，而一旦进入拍摄现场，摄像机始终是开启的。2012年11月25日，刚刚走下辽宁舰的沈飞集团董事长罗阳突发心脏病，当时，倪宁就在现场——那几天，他正在拍摄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飞行试验，因此也就记录了罗阳生命的最后72小时。那段录像，催人泪下。记者是早起的职业，也是毕生战斗的职业。它的享受在于：冲锋时的酣畅淋漓，成功后的些许遗憾，准备下一场战斗的激情冲动。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记者的采访工具早已实现数字化、采访范围实现了全球化，采访速度也几乎能够达到即时甚至实时。虽然计算机代替了铅与火，但是搜索引擎永远无法代替迈开双脚到现场。唯有去前方、沉到底，才能探寻到格子间里感受不到的感动，才能描绘出键盘敲不出来的真实。不论传播技术如何发展，到新闻的源头发现和追寻新闻，这种原始的采访始终是记者最基本的采访方式。说到底，记者永远需要锤炼自己的“脚力”。一名称职的记者，他的工作状态应该简单而又干脆，也就是：时刻准备出发，时刻迎接挑战，时刻投入战斗！眼光决定高度
一场高原感冒差点要了我的性命。这是在唐古拉山口，海拔5231米，青藏高原的一处兵站。当年青藏公路沿线的许多地名，几乎都有一个令人悚惧的传说：“纳赤台得了病，五道梁要了命。”高原地区感冒易于引发急性肺水肿，那种高度紧张的情形，就像疫情高峰时期遇见了阳性患者。兵站医生偷偷告诉随行的青西藏兵站部新闻干事王鹏：“赶快把这家伙弄下去，否则会出大事的！”本来，我是能够免遭劫的。1991年早春，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我没有像许多记者那样直飞拉萨，而是沿着青藏公路乘汽车边思考、边采访、边往拉萨赶。那是我第一次西藏之行，那时候年轻，在格尔木偶发感冒没有在乎，继续翻越唐古拉山，没成想到了海拔5000米高处，重感冒与严重的高山反应叠加在了一起，那种感觉仿佛到地狱里走了一遭。记得护士给我打针用的注射器，就像给牛马打针用的那种特大型号。付出，就有收获。这样一次死里逃生，让我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连通内地与拉萨的两条高原公路，原来是一个巨大的“人”字：一“丿”，川藏公路；一“乀”，青藏公路。这一发现，令我亢奋。我决定，这次的西藏之行，重点采写这两条路：西藏无路的沧桑历史，高原筑路的艰苦卓绝，两路修通时的彻夜狂欢，两条路与西藏的生存与发展……上世纪30年代，一位闯入世界屋脊的探险家历尽千难万险，写出了轰动一时的《西藏始末纪要》，对于西藏的路，这样记载：“乱石纵横，人马路绝，难险万态，不可名状……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没有不胆颤而栗的。”公元641年，唐蕃议和，公主和亲，护送文成入藏的6000名随员和数万头牲畜损伤折半，历时6个月才到拉萨，出发时皇室所赐金银珠宝也不得不沿途抛弃；1206年，忽必烈所向披靡的“蒙古旋风”席卷柴达木盆地，最终却在漠风雪野中迷向失途，数万铁骑神秘消逝。1943年6月，国民党政府征集2万民工，拨款数十亿法币，开始修筑青藏公路，从青海西宁的大河坝勉强修到玉树的黄河沿，便再也修不下去了——虽然这是全线海拔最低，地形最平坦的一段。在旨在维持面子的“竣工”典礼上，打头的彩车陷进泥沼，整整10天弄不出来，最后也是动用牦牛队才拖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西藏没有通向内地的公路的历史，画上了句号！“为了帮助各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毛泽东主席发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命令，刘邓大军麾下的攻坚劲旅十八军即刻从南线修筑川藏公路。与此同时，彭德怀手中的红笔在军用地图上用力一划，把西宁和拉萨也连接了起来。几乎就在第十八军主力进军西藏的同时，一南一北两支筑路大军撩开青藏高原皱褶密布的千年冻土，踏上了征服世界屋脊的漫漫征程。南线：横亘在筑路将士面前的是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陡峭大山和大渡河、金沙江等14条奔腾咆哮的大河。除二郎山海拔3200米外，其余山脉海拔高度都在4000米以上。北线：开路大军面对的则是由昆仑、唐古拉、冈底斯等著名山脉组成的8座崇山峻岭、雪峡冰川以及800里永冻地带和绵延不绝的戈壁与沼泽。全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大自然提出了严酷的挑战：数不尽的塌方和泥石流、山洪和暴风雪，以及冰川大滑坡，拖住了靠双手和简单工具施工的两支筑路大军。整班甚至整排的战士，在山崩地裂的瞬间随滑动的山体一起坠入深渊激流，历尽艰辛筑起的桥梁和路基，顷刻间就被铺天盖地的泥石流覆盖，以至不得不一次次被迫改线。当历尽艰辛的两支筑路大军五易寒暑终于在拉萨河边汇合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人”字出现了。1954年12月25日，两路通车，古城拉萨一片欢腾。即将迎来61岁生日的毛泽东高兴得一夜未眠。献给筑路大军和这个历史性时刻的，是他潇洒豪放的狂草：“庆贺康藏、川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30年后的同一天，拉萨河边，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在一“ノ”一“乀”交汇处拔地而起，碑文写道：“高原公路，亘古奇迹,四海闻名，五洲赞叹。巍巍高原，两路贯通。北京拉萨，紧密相连……藏汉同胞，歌舞翩跹，颂之彩虹，誉为金桥……”两条高原公路，构成了西藏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成为百万藏族同胞心中“托起太阳的哈达”。多少的奴隶娃子当年就是通过这两条公路，走出了西藏，走到了内地，走到了中央民族大学，走到了人民大会堂。1991年5月20日，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热地，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演播室。热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西藏的今天，就没有热地的今天。”联想到当时的国际背景，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这篇报道的正确之路——这便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个巨大的“人”字。还在采访途中，我就写下了这样一个开头——一“丿”一“乀”一个巨大的“人”字雄居全人类公认的世界屋脊之上。一“丿”——川藏公路；一“乀”——青藏公路。随着两条世界上最高最奇的公路的出现，遥远的西藏不再遥远，沉默的冰山不再沉默。驼铃散去，凝固成一个个人与路的永恒的故事。陈明义，第十八军参谋长、进藏部队后方司令员兼政委；慕生忠，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治委员、青藏公路筑路总指挥。他们后来分别被誉为“川藏公路之父”和“青藏公路之父”。谈及那段曾经的辉煌，时年75岁的陈明义将军豪迈间又流露出异样的沉重：“那可是天天都在拼死啊！知道二郎山么？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其实跟后面的日子比，二郎山根本不算不了什么。天天都有伤亡。川藏线真是用生命托起来的……”在当时81岁的慕生忠将军的记忆中，几乎都是那些化作了生命路标的烈士：“知道战士们怎么说吗？就是死，头也要朝着拉萨！”为了修筑这两条路，4000多个英灵化作了生命的路基；为了守护这两条路，1400多个年轻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苍莽高原。泊龙天险。两边是百米高的垂直悬崖，中间是漩涡套漩涡的湍急大江。川藏公路从峡谷半腰的绝壁间穿越而过。一代一代汽车兵行车至此，都会自动减半速久久地鸣笛至哀。笛声把记者带进37年前的施工现场：为了开凿半山腰的老虎嘴，一个排的官兵爬上悬崖，系上保险绳再滑下来，像打秋千一样抢锤作业。为了赶进度，官兵们一干就是一整天，连饭都是悬在半空吃。……眼看这段300米长的老虎嘴就要凿成，一块长达百米的巨石随滚滚洪流冲将而来，把整个路基垂直削去……9名战士被洪水卷走，青春从此成为永恒！成都军区川藏兵站部一个上线37年的汽车团，被塌方和泥石流等灾难吞噬的官兵达160名，超过了这支英雄部队战争年代的牺牲人数。总后青藏兵站部风雪高原40年，近700名官兵捐躯。1981年到1991年的10年间，平均年龄44岁的16名团级军官英年早逝。正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付出的巨大牺牲奉献，使百万西藏人民真正获得了人的幸福和人的尊严！我把我在采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全部融进了这篇《壮美的人证》。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发现，让报道主题高高耸立了起来。通讯播发后，不少到过西藏的朋友说，整整40年，那么多人走过青藏、川藏两条路，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人”字呢？我想，这一发现属于我的话，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样一种采访让我获得了自己的发现。如果说，沿青藏公路采访是高寒缺氧的折磨，那么，在川藏公路采访，则要时刻经受生命的历险。当时的川藏公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季节性公路，春天雪融冰化，一路上都是雪崩、塌方、泥石流，我们的采访车几次险些被掩埋。多年以后，我爱人的军校同学邢朝霞还记得这篇报道，原来她的父亲邢景山，就是当年青藏兵站部殉职的团级干部之一。她回忆说，从小生活在高原上，也没有觉得自己的父辈是英雄，但是，当她读到通讯中描写他的父亲的战友的这段文字，还是落泪了。又一场暴风雪吞噬了唐古拉一带的公路、草原和群山。成群成队的飞禽走兽暴尸雪野，向被一米多厚积雪围困山顶的车队，展示着死亡的悲惨与恐怖。坐以待毙从来不是高原军人的性格。何况，车上装载的都是西藏急需的物资。王志远团长跳下车，带领官兵挖雪自救……雪胡同一米一米向前延伸，暴风雪却又一次性地将其填满。战士们眼睁睁地看着团长大口大口喘气，却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歇息一下儿——他们知道团长的脾气。在王志远团长30年高原兵车生涯中，此类历险不知有过多少次，每一回都是在一场殊死较量后挥别死神，又带着车队出发。但，这一次他未能挺住。当车队穿过风雪唐古拉再次驰向拉萨，团长的英灵永远留在冰天雪野……天涯路上，又多了一座巍峨的生命路标。曾长期担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是最早把记者的发现力上升为新闻理论的学者，我也是他的这一理论的最先受益者。南总在2001年出版的专著《记者的发现力》中写道：“所谓发现，就是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者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如果说发现是看到前人没有看到过的事物、找到前人没有找到过的事物，那么，新闻发现就是把前人没有报道过的新的事物和新发现的规律及时准确地传播出去。南振中认为，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去努力发现：一是善于发现或者找到世界上迄今还没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传播的、鲜为人知的新鲜事实；二是善于发现或者澄清社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大事件的事实真相；三是善于发现或者提炼出有助于解决当前各种困难和社会矛盾的新鲜经验；四是善于发现和捕捉能给人以启迪的新思想，深刻地揭示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观念上的新变化；五是善于发现和表现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对人们有较大激励和鼓舞作用的典型人物；六是善于发现能够体现事物发展规律的新的苗头、新的动向，准确地预测和描绘事物发展趋势。发现，无处不在。大约是2018年七八月间，“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百岁生日前夕，某部新闻干事宗兆盾上传过一段短视频，是程开甲弹钢琴时的情景，琴声舒缓，姿态优雅，就像那一头银发一样，飘逸着自信与从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年，撰写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六集电视照《祖国在召唤》解说词的时候，第五集也就是“铸剑”一集的几位作者一时打不开思路，我就让他们由这则短视频开始，从程开甲老人的这段钢琴曲写起，写到钱学森也喜欢钢琴曲，从而很自然地突出那一代科学家的命运与新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一主题。这是我和武天敏改过的文字。天敏当时是解放军报网络部主任，与我一起担任这部政论片的总撰稿。【解说】这是程开甲生前难得的安详时光。往昔，戎马倥偬，殚精竭虑。如今，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一张蘑菇云照片，摆放在家里的钢琴上。从老人指尖流淌的音符，仿佛在与历史对话，又仿佛在唤醒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同期】程开甲 “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解说】天山深处，这幢已被风沙侵袭的破败不堪的办公楼，就是程开甲那一代科学家为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拼搏奉献的地方。【同期】程漱玉 程开甲之女：“父亲回国就是为了这个。他的一生就说要创新、拼搏、奉献，为了国家。他的一生也实践了授予他八一勋章时那句话：忠诚奉献，科技报国。”【解说】这一代用双手擎起大国重器的科学巨匠，在共和国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中，写下了最为动人、最为精彩的篇章。从钱学森到程开甲，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当年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有着一个相同的信念：倾注毕生心血，只为祖国强盛。与程开甲一样，钱学森也喜欢钢琴曲，难得空闲的时候，爱听夫人蒋英弹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中国科学家的命运，注定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1955年10月，钱学森辗转回到祖国。那一年，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50亿美元，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4261亿美元。记者的发现力不是凭空而来的灵感，它是对记者艰苦劳动、知识贮备的一种奖赏。心中有，眼里才有发现，记者要有发现的恒心，还要有等待的耐心。“8月14日、8月15日”，把这两个日子放在一起你会想起什么？如果你是一位了解历史的记者，自然会想到：1900年的8月14日，侵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在天安门“阅兵”；1945年的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时间相隔一天，空间相距45年，情感上却大相径庭。2000年策划新世纪新千年报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题目，但临近发稿时记者没有做出来，我那段时间又忙于其他任务，我那个后悔啊，我总不能为这个题目等上百年千年吧。5年之后，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和徐壮志终于将这一发现了很久也思考了很久的主题写成了评论《从“八一四”到“八一五”》。上海文汇报撰文称：新华社这篇评论“显示了记者通晓古今的知识和把握现实大局的能力”。历史，时有惊人的相似，但——历史，永远不会重复。1900年8月14日，有着4.5亿人口的大清帝国竟然在占领北京的不到两万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屈辱地低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曾经骄横一时的128万侵华日军在中国抗日军民面前最终低头认输。此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仅24年1个月又14天。2020年，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六集文献纪录片《为了和平》的第一集“正义担当”的解说词，由军改后新成立的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时政部年轻记者钱宗阳负责，我在修改初稿时发现，威克岛在英语中有醒来的意思，而在战争之初，围绕中国是否出兵朝鲜问题上，美国人是严重误判的。他们低估了新中国维护主权与尊严的决心。1950年10月15日，也就是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前四天，美国总统杜鲁门飞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面。当他问到中国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麦克阿瑟：“微乎其微……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到平壤，那他们就是自寻灭亡。”他还向杜鲁门解释，“要是他们在头一二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此行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给杜鲁门报告称，除非有苏联的海空军支援，否则中国不可能在1950年干预。麦克阿瑟这番话，更加刺激了杜鲁门在朝鲜半岛扩大战争的信心。也正是这样一个误判，让美国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在解说词中，加了这样一段——威克岛，Wake Island。wake，英语醒来的意思。然而，在判断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这一点上，美国军政两界显然是不够清醒的。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专程飞到太平洋深处的珊瑚小岛威克岛，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面——他问：中国出兵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麦克阿瑟信誓旦旦地：“微乎其微……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到平壤，那他们就是自寻灭亡。”麦克阿瑟没有想到，他此生在战争舞台所遇到的最强对手，马上就要上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写好2020年这个大背景下的抗美援朝，需要我们穿越历史的云烟，揭示出这场立国之战、正义之战对于今天和未来的昭示。也就是：观照历史、着眼当下、启迪未来。在这部获得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作品中，像这样见微知著的细节比比皆是，即使是一张历史照片，也会因为这种发现而被赋予了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于寻常中见奇崛的效果。以下是我和天敏为另一位年轻作者院浩承担的第二集“殊死较量”增加的一个细节。这是美国摄影记者邓肯当时拍摄的照片。第二次战役结束，正值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邓肯问照片上这个美国兵，假如现在是圣诞节，而我就是上帝。那么你想要得到什么？士兵低头沉思了一会，艰难地说出一句话：“tomorrow（明天）。”很多人已经再也见不到明天了，其中就包括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这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扬威欧洲战场的美军中将，在败退途中车祸丧命，也成了死在朝鲜战场上的最高级别的美军将领。麦克阿瑟曾经吹嘘的“圣诞节攻势”，彻底成为泡影——死亡的噩梦，却成了美国大兵的圣诞“礼物”。第二次战役，志愿军一战扭转战局：毙伤俘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收复了沦陷43天的平壤，把“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也彻底打蒙了美国人。发现力，其实就是“眼力”。一个记者是否具有发现力，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是否拥有一双能洞察风云变幻的慧眼。中国记协主席何平认为，一位称职的记者，应当具有“四种眼光”：第一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光。现实生活中，许多事件的真相时常被表象甚至假象的迷雾所掩盖。于是谎言被传播，谣言被放大。唯有能如实报道事实真相并深入提示事件本质的记者，方可称得上是有眼光的记者。第二是，由此及彼的眼光。新闻的价值往往不在事件本身，而在它于所蕴含的普遍意义。有眼光的记者必定掌握了辩证方法，善于从孤立中发现联系，从特殊中寻找一般，从个性中揭示共性。而一旦抓住了其中的内在联系，采访报道一个国内地方新闻，也可能就具有全球意义。第三是，从微观中把握全局的眼光。善于“以小见大”采写新闻。报道的事情看似微小却不琐碎，可通过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芒。而缺乏眼光的记者，则往往只是就事论事报道新闻，结果“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第四是，从偶然中洞察必然的眼光。高人一筹的记者显然具有揭示事物发展必然趋势的能力，具有洞察客观事物内在逻辑的眼光。记者的眼光，决定记者的高度。著名记者穆青说过：“记者的生命力其实就是发现力。一个人之所以可以成为记者，不是因为头衔使然，而是因为他比其他人，看到的更多，思考的更深。一个好记者穷其一生都在去追求发现。”穷其一生去发现，一名优秀的记者，都有这样的执着。
记者需要联想
李向群的报道，让我夜不能寐。李向群是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涌现出的英雄。那一年的特大洪水，从东北的嫩江松花江到南方的长江，都是百年一遇。那也是我经历的最大一次洪水。那一年最火的歌，是抗洪歌曲《为是谁》。宣传李向群事迹的时候，已是1998年的年底。当时，人们悬了几个月的心，早已随着远去的洪水平静下来。如果仅仅把李向群作为抗洪英雄来宣传，不太可能产生轰动效应。在当时的广州军区，有关部门在介绍情况提到，经他们核实，李向群档案上的出生年月搞错了，为了当兵，当初家里把他的年龄改大了一岁，这样牺牲时原本只有20岁的李向群便成了21岁。部队和家人都希望公开报道时，能把这处差错改过来。我插话说，这样好啊，应该尊重事实。其实，我这样说也有着自己的考虑。最初接触到李向群事迹，我总觉得这样一个只有一年零八个月军龄、八天党龄的年轻士兵，不仅履历太单薄、故事太缺乏，而且难以为他的事迹找到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主题。20岁，无疑是有象征意义的。1978年至1998年这20年，也就是李向群从出生到牺牲这20年，正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20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年的大背景下，这个小小的插曲，为这个典型后来的主题定位提供了重要依托。李向群生前所在部队，是当时驻扎在广西桂林郊外的第四十一集团军的一个师，那是一支辽沈战役中因塔山之战而闻名的部队。一天傍晚，师里的政委陪同我在营区参观，指着一片菜地说，这是李向群生前的菜地。那片菜地在一条清澈的小河边上，我问曾政委，河叫什么河？他说叫相思河。岭南地区有种相思树，枝叶细致紧密，春夏季节，金黄色的花朵仿佛夕阳余晖下的云彩。我又问小河流往哪里，师政委说流向漓江。1998年夏天，我曾在湖北、湖南沿江地区采访50多天，对那一江的洪水有着强烈的印象。“客心仍在楚，江馆复临湘。别意猿鸟外，天寒桂水长。”这条汇入漓江的相思河，自然引起了我的关注。那几天，我就像唐代诗人贾岛琢磨“推敲”那样，不停地推敲着如何把“长江”、“漓江”、“二十岁”这样一些要素联系起来，思考着文章的谋篇布局。后来到了海南省琼山市李向群的家，推开李家的后窗，一条大河出现在了眼前。李向群的父亲告诉我，这条河叫南渡江。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过去只知道那里有一条与五指山齐名的万泉河，没想到海南岛的第一大河，居然是这条美丽宁静的南渡江。凝眸高高椰林下清清的江水，那一刻，我的视野顿时宽阔了许多。20岁的年轻人，是与改革开放同生共长的一代，也是被称为“小皇帝”的一代。当时，正值那一代青年人大量进入军营。这样一代人能不能经受艰难困苦的考验？能不能担当时代重任？一直是许多人心中的一个巨大问号。作为他们这代人的一个缩影，李向群以“20岁的人生跨越”和“20岁的生命礼赞”了这些问题，拉直了这样问号。有了上述的思考，我知道，我已经捏住了这个典型的主题主线。我让李向群的父亲递给我一张纸，赶紧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也就是我与新华社记者刘建新合作的李向群事迹通讯的上篇《20岁的生命礼赞》的开头。长江、漓江、南渡江，三条河流呼唤着同一个名字；荆州、桂林、海南岛，三地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从去年悲怆的盛夏，到今年忧伤的早春，在他的家乡，他的军营，在他长眠的大堤和永生的江河，人们一遍遍、一声声呼唤着他——李向群!一个只有8天党龄的党员。一个只有20个月军龄的士兵。一个只有20岁韶华的海南大特区青年。一切都是那么短暂，留给人们的，却又那么绵长。接下来，通讯三个部分的小标题也有了：“滚滚长江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写李向群生命最后时刻；“静静相思河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写李向群在军营淬火成钢；“清清南渡江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写家乡人民对李向群绵绵追思。通讯在人民日报一版刊发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就是发现与联想的力量。20岁的李向群成为人民解放军10位挂像英模之一。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传播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记录时代步伐。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崛起时代”，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肩负着为这个时代著史、立心、放歌的使命，承担着用笔和镜头展现960多万平方公里大地上进行的新创造、创造的新奇迹，传播中国好声音的责任。一名优秀的记者，尤其是一个能够让自己的作品产生影响、巍然耸立的记者，仅仅靠脚力和眼力还远远不够。发现，是记者的基本功。但是，如果没有深入思考所产生的联想，发现就很容易与你擦肩而过。这就如同你可以预言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却很难准确地预知窗前的树叶究竟哪一天飘落一样。所谓联想，其实就是由某一事物或现象想到与它相似的其他事物或现象，进而产生某种新设想。大致可分为四种：接近联想、类似联想、对比联想、因果联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他还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其实，这些话完全可以成为新闻思维与采访实践的座右铭。我们既需要用眼睛去发现，还需要用心灵去感应。只有那些思维活跃的人，才会产生丰富的联想。也只有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才能够融会贯通。其实，这就是“脑力”，也就是思维能力。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毫无疑问，一旦失去联想，人类将丧失创新力和创造力。当然，与发现相比，这种思考的过程往往更加艰苦。但是，有了发现又有了建立在深入思考之上的联想，你肯定会写出不一样的作品来。我与年轻记者沟通，或者到大学授课时，讲得最多的就是新闻方法论。我认为，理解并掌握了这种方法论，也就离自由王国不远了。再来看一下，我们为电视片《回望延安》撰写的解说词——1947年春天，冰雪刚刚开始融化，战争，突然降临延安，降临这座党中央进驻了整整10年的陕北小城。这年3月，胡宗南20万大军进攻延安。宝塔山下，黑云压城，延河两岸，炮火连天。毛泽东断然决策，用延安一座空城，换取一个中国。他不顾个人安危留在陕北，以牵制敌人重兵。虽然，这时的解放军数量上还不及国民党军队的一半，但毛泽东俨然看到胜利的曙光了。他自信，落脚延安这些年，共产党人早已淬火成钢。此时的蒋介石也是踌躇满志。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视察”毛泽东住过的窑洞。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解放军就攻克了南京，他的总统府的日历，再也没有翻过1949年4月23日这一天。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1945年，也是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落成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盛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红色大字，烘托出鲜明的大会主题。相隔4年的两个“4月23日”，把两个重要的节点有机联系在了一起。它的背后，自然也是“脑力”的作用。这些年，数字技术与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对新闻生产构成了严峻挑战，新闻由对事实进行报道的职业化行为，似乎正在变成围绕事实的多元主体间协作与竞争的产物。更严重的是，网络的便利使得一些年轻记者忽视了采访的重要性，打个电话就算采访了，甚至靠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写稿子。这样的记者成不了好记者更成不了大记者，因为他既没有用脚力、眼力，又没有用脑力。没有属于个人的发现，更没有建立在个人发现基础上的联想。读者需要终生学习、始终思考。我们常说，某一位记者眼光独道。背后反映的其实是记者的洞察力、识别力和判断力，归根到底是记者的思维能力。没有发现当不了好记者，只有发现没有联想则成不了“大”记者，不善于动脑、不勤于思考的人，不适合做记者。这是我的体会，也是我对选择记者作为职业的年轻大学生们的忠告。
精彩之作必有神来之笔
也是1998年抗洪的时候，从北京出发之前我就在想，这样一个洪灾之年，在千里长江大堤之下，有没有一个头顶一江洪水平静生活的小村庄，如果有，不正是改革开放20年国力之增强、党和政府防洪举措之得力、解放军抗洪大军决战决胜信心之坚定的体现和写照吗？结果，还真找到了一个这样的村庄，而且素材远比想象更加丰富。好像是在湖北监利县，有个在长江大堤下安然生活的村庄。这个村庄在1954年分洪时曾被淹没，村子里的土地被洪水冲成了一个巨大的坑，几百户人家由农民变成了渔民。当年洪水过后，村子里竖起了分洪纪念碑，村庄也由此被称为分洪村。我的设计是，在长江最大一次洪峰到来的那一天，在比1954年的长江水位还要高的那个晚上，写一篇散文式的特写，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产自上海、广州、武汉的钢筋、水泥、编织袋源源不断运往长江大堤；解放军官兵在大堤上严防死守；江堤下村庄里炊烟袅袅，老人平静生活，孩子安心读书……我甚至告诉我们的记者，争取拿一个中国新闻奖。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村民们看到我们的记者太辛苦，非要拉到家里去吃饭，耽误了点时间。当时还没有后来的全天候全时段发稿，更不像如今这样人人都能随时随地发稿。那时候新华社主要是给报纸电台供稿，晚上零点左右就截稿关机了，记者最后写出的稿件不太令人满意，发稿太晚又影响了采用率，结果也就浪费了一次绝好的发现与联想的机会。这也说明了“笔头”的重要。精彩之作必有神来之笔。一个优秀的记者既要有深厚的思想功力，要有力透纸背的文字功底，并且还要有倚马可待的写作速度。2008年临近春节，突如其来的雨雪冰冻横扫南方数省，大年三十下午5时，上级通知军分社准备一篇长篇通讯，全面反映解放军、武警部队全力投入抗击冰雪灾害的事迹，夜上7点新闻联播要口播。当时已放春节假，分社编辑部只有编辑李国利和记者黎云两人值班，我让他们分头电话采访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我来联系总参、总政有关部门。然后，我口述，黎云打字，李国利核校，写一页就传一页交上级机关审定。平时的积累与锤炼，速度与激情，在那一刻喷涌迸发：6时40分，完成央视口播新闻稿，10时20分，写出4500字的通讯《风雪中，我们奉献忠诚》。接下来三天，军分社又连续播发了三篇重点通讯。文章需要精益求精，但这并不影响特殊情况下的一蹴而就，即便是急就章，同样也能做到行云流水、高山景行。在此之前的2000年10月，全军举办科技练兵成果汇报演示活动，主演兵场位于北京郊区燕山脚下的装甲兵靶场，设在渤海海域、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密林的3个分演兵场的场面通过现代化的传输手段同步显示在主演兵场的大屏幕上。这是自1964年“大比武”以来，演练层次最高、运用技术最新、涉及范围最广的全军性联合演兵行动。我和徐壮志以及驻总参记者马晓春决心放开来大干一场。此时，正是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粉墨登场之时。我们意识到，这种与传统的纸质和声像媒体完全不同的网络媒体，不仅将促进传媒产业由旧媒体向新媒体蜕变、单媒体向跨媒体发展，还将牵动我国传媒内容与形式的变革。我们的方案是，与演兵进程同步进行网上直播和对内对外滚动发稿，满足国内外不同媒体、不同受众的需求。那几年，电视直播风光无限，但对于这样的演训行动，电视直播的无法过滤性和有限容量遇到了限制。这更为我们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从2000年1月13日早上7时30分起，我们一遍遍地在新华网上播发这次演兵行动的信息：7：30，“中国将举行1964年来最大的演兵行动，新华网同步进行现场直播”；8：00，“参演部队蓄势待发，世纪大演兵即将开始”。9时整，演示活动正式开始，几乎所有网民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我们这边，到11时30分演兵结束，我们播发了36条消息。稿件分开来单独成篇，组合起来又是一篇现场通讯，利于各种媒体采用。这是中国军队演习实况的第一次网上直播。那一天，燕山深处的演兵场成了全世界的关注点。美联社、塔斯—俄通社、法新社、路透社，都在转发我们的新闻。演习结束，当我们从燕山脚下来到京西宾馆，刊载着我们的通讯《世纪大演兵——直击“砺剑2000”》的北京晚报已经摆在了各位与会人员的案头。9时30分 内蒙古草原深处 空袭警报响起。如果不是突然响起的警报唤出一个个跃动的迷彩身影，几乎无人能够想象到，在这沉寂的草原上，竟潜伏着一支支与斑斓草场浑然一体的防空部队。迷彩的战车，迷彩的雷达，迷彩的导弹，迷彩把士兵和装备包裹，秋色把阵地和掩体包裹。此刻，不论秋树的青灰，秋叶的黛绿，秋草的金黄，还是深秋最后几株小花的鲜嫩，都被这些担负着防空重任的地空导弹部队披裹在肩头。千里之外的声像清晰地传输到人们的眼前——草原深处的阵地上，飞转的雷达捕捉着时隐时现的空中目标。导弹手迅速有序地操纵着密集的按键。“目标截获！”“发射！”一枚枚导弹在震天的巨响中点火腾空，如挣脱捆缚的火龙，直冲云天……作为空袭与反空袭的利器，导弹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翻开历史，世界地空导弹史上第一个击落敌机的纪录，就是由年轻的中国地空导弹兵在1959年10月7日创造的。地空导弹，空空导弹，舰空导弹……今天，走过而立之年的中国导弹家族不断添丁加口，三军均拥有了门类齐全的各型导弹。何止这些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新进展的尖端装备，就连传统的高炮，也在科技“魔棒”的点拨下，焕发了神威。远空爆声连传，就在导弹击中的“敌”机拖着浓烟坠落于地时，荧光屏上又出现了被我高炮击落的“敌”靶机残骸图像。有人认为，现在是网络时代、是碎片化阅读时代，文字不那么重要了。这其实是个误区。几次大阅兵解说词之所以反响强烈，得益于军地新闻同行的精诚合作。参与撰稿的央视记者唐泽认为，虽然解说词只是电视直播镜头叙事的配角，但这并不意味着解说词创作没有了空间。一是“调气定调”作用，也就是引领整场直播的主基调；二是“画龙点睛”作用，也就是在关键场景和重要段落，通过诗意的解说配合，使画面更达意、更抒情、更能产生共鸣；三是“背景说明”作用，也就是增加镜头背后的内容或者增强画面解释，让观众看得更加明白更加过瘾。非凡脚力出眼力，勤想多思著华章。中国记协主席何平同志提出，新闻记者落实“四力”，一是遵循实践规律，锤炼脚力；二是遵循认识规律，锤炼眼力；三是遵循思辨规律，锤炼脑力；四是遵循传播规律，锤炼笔力。及时行事，事半功倍。只要我们一以贯之地坚持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以“铁肩”担当党和国家之大义，就能用“妙手”写就心系人民之文章。而拥有了这样的精神、这样的钻劲、这样的能力，面对突发事件，我们就有第一时间奔赴现场的本能，面对扑朔迷离的真相，我们就能保持追问的冲动？面对新技术浪潮的冲击，我们就能克服“本领恐慌”，勇敢地拥抱每一份未知。新闻理想，属于有理想的新闻人。记者不只是一份工作，更不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它是一场需要毕生投入的远征。只要我们内心不变，保持热爱，不断追寻，不负行囊与梦想，我们也就不必担心职业的“天花板”和所谓的就业“天坑”了。年轻人，如果你们志在记录时代、揭示真相、守护正义，那么，新闻这片“战场”，永远需要最优秀的战士。记者的方法论，就是这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