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的一天，北京城里乍暖还寒。清华园的灯仍亮到深夜，吴晗在堆满卡片的书桌前反复比对《明实录》。这已是他第三次动刀《朱元璋传》，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朱红圈点，见证学者与史料的缠斗，也预示着一次关键转向。两年前，毛主席一句“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要肯定”的提醒，让吴晗意识到，单凭旧有视角无法完整呈现那位布衣皇帝。
时针拨回1943年，抗日硝烟未散。因家计拮据，身在西南联大的吴晗接下重庆出版社的约稿，仅用两个月便写成《由僧钵到皇权》。稿酬一万元大洋缓解了母亲与妹子的生活，却也埋下学术遗憾：资料残缺，倾向单一，更多是借古讽今。书中“恐怖政治”一章借朱元璋影射蒋介石，锋芒虽利，却缺了冷静的史学支撑。吴晗后来坦言，那是“情绪化写作”，一旦战事落幕，必须重来。
1948年秋，吴晗携《朱元璋传》初稿赴西柏坡参加新政协筹备。夜色深沉，毛主席翻完厚厚稿本，招呼他促膝长谈。毛主席指出彭莹玉“功成身退”说法欠妥，并提醒方法论偏差。“史家也需立场”，一句话让吴晗沉思良久。离别时，毛主席将手稿递回：“用力甚勤，但史观仍须锤炼。”这番话既肯定刻苦，也点明症结。
北平和平解放后，吴晗负责接管两校，公职繁杂，重写计划屡屡搁浅。仅有的空隙，他恶补马克思主义史学，梳理明初阶级关系，搜索淮西集团与江南士绅矛盾的新史料。1950年底，他在笔记本上记下四点修订方向：一，起义性质；二，君权与相权冲突；三，财赋体系重建；四，锦衣卫的双重作用——维稳与恐怖并存。可以看出，他试图从社会结构出发，而非简单道德批判。
1954年春，第三稿终于成型。吴晗印了百余份样本，分送叶圣陶、范文澜等人征求意见，其中一份专送中南海。几周后，毛主席批注返回：“朱元璋有功有过，杀戮并非全部，农政、水利皆不容忽视。可再细看。”吴晗读罢，心情复杂。多年积习的否定口吻，显然需让位于更为辩证的叙述。
此后一年，他在病榻与案牍间往返，增补数据，调整措辞。例如对蓝玉案，他在保留二万余人被祸事实的同时，加入淮西旧将与江南文臣利益碰撞的背景，说明屠戮虽暴烈，却并非毫无缘由。有人担心淡化批判，他：“史实本身最有说服力，而不是作家情绪。”这种坚持，是一名史家的底线。
1964年2月，身体每况愈下的吴晗展开第四次修订。此番修订重点不在增删，而在结构：先写农民军起事，再交代元末社会崩解，随后描绘朱元璋治国得与失，末尾再评其历史位置。顺序一变，阅读体验随之改变：读者先见时代困局，再看个人选择，对朱元璋的评判自然多了分思考。
4月，新稿打印完毕。吴晗让助手捧到中南海。毛主席翻看数日，只留下简短指示：“这回就好。出版吧。”据秘书回忆，当时毛主席还笑着补上一句：“不要把人写死了，功劳还是有的。”这一轻描淡写的嘱托，让多年伏案的吴晗释然。
1965年2月，三联书店正式推出新版《朱元璋传》。首印两万册，很快售罄。许多读者惊讶地发现，书里既有对锦衣卫血腥镇压的冷静记录，也有对屯田、交子制度调整的客观肯定。评论界认为，这种“拉直了脊梁骨”的写法，比简单的褒贬更具力量。
遗憾的是，历史并未给吴晗更多时间。随后的风雨众所周知，书籍一度停刊。但就史学角度而言，1954—1965的四次修订，留下了明代政治史研究的珍贵范本：立足阶级关系，综合制度变迁，审慎使用道德评断。这种方法论上的进步，正与当年毛主席的提醒暗合。
半个世纪后，人们翻看这部《朱元璋传》，依然能在字里行间看到作者与时代的对话：一边是对严谨考订的执着，一边是对复杂现实的警醒。吴晗未曾让朱元璋“洗白”，也未将其妖魔化；他做的是把明初舞台搭好，让读者自己去衡量血雨腥风与开疆拓土的分量。或许，这正是“要把朱元璋写好点”真正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