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姓氏的私史：从“我孙子”到山田家的门牌
日本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古代日本。那个时候，日本人的名字并不是固定的，而会随着年龄、职业和所属氏族等因素而改变。到了公元8世纪，日本开始引入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其中包括固定的姓氏制度。在这个时期，许多日本人开始选择固定的姓氏来代替他们的传统名字。
你要是第一次在门铃上看见“我孙子”，十有八九会愣一下：哪家孙子这么大胆把自己挂门口？可这姓，在日本已经活了一千多年，正经得很。故事里的人叫阿比子，东京下雨那晚，她站在区役所的灯下，犹豫着要不要结婚后改姓。
她的犹豫不全是爱情的问题，更多是门口那三个字。她爷爷在千叶郊外种地，家门的木牌子上“我孙子”三个篆体字，年年被风沙磨薄，但谁也舍不得换。小时候的阿比子总被同学拿来打趣——“你看，她自称孙子”——她心里有火，回家窝在被子里哭，第二天又会被奶奶拉着去祖屋后院，指着那口老井说：咱们家的井，跟姓一样，老得很。
奶奶会讲两个版本的来历故事，像讲神怪。一个版本里，古书里曾提过“阿比古”这个地名，念起来和“我孙子”差不多，后来写成了眼下这三个字，只是写法变了，声音没变。另一个版本就大胆些，说千年前有外来人从南方海上漂来，土语里叫他们像火神一样的名字，落在了千叶这片水边，留了人，留了名。有些话听起来像风从竹林穿过去——你不敢说真，倒也舍不得说假。
阿比子没法确定哪一个是“证据”，但每回在常磐线穿过那个写着“我孫子”的车站时，她总会下意识坐直。一个站名能留在地图上，其实跟一个人的名字留在户籍上，是一回事——看谁更耐。
回过头看，姓氏在日本，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人人有。阿比子的太外祖说过，自他爷爷那一辈，日子忽然按规矩来了：明治初年，官府要编户，要征兵要征税，大家都得有个“体面”的姓写进纸里。那会儿村里热闹得很，人人都打听哪个字“有出息”。有些人盯着“藤”，听说“藤”跟权门有缘，取了麻利——邻村的佐七当天把门牌换成了“佐藤”，再过两年，河对岸那家便成了“工藤”，三年后，远亲小伙挑了“伊藤”。有人笑说：“你看，藤蔓爬满了咱这条河。”
阿比子家的老祖却倔。他拿了旧箱底的一封泛黄信，把家里一直用的“我孙子”端端正正写给了官差。理由不复杂：这三个字跟着祖宗走了那么久，不该改。那会儿也有人犯迷糊，想攀上“上杉”“源”“平”这样响的姓，觉得风光，最后还是被乡里劝了——“姓太响，担不动”。人啊，名太大就像鞋太小，走不久。
话又说回来，并不是人人都想着“显贵”。江户以后的大半时间，普通人过日子，姓在口头上也不常挂——买米、修伞、交朋友，大家都是“阿源”“阿富”，到上了纸，才变回“田中”“山本”“林”。名字里常常有地理的影子，站在田当中就叫“田中”，住在山脚下就成了“山本”，门口有两棵树，说不定就“林”。你看，名字这事儿，半像地图，半像传家碗，实用又有感情。
阿比子去东京工作后，才知道某些姓在大城市里像空气一样多。公司晨会点名，佐藤、铃木、高桥、田中、渡边，五分钟念不完。她跟横山同事一起出差去东北，喝酒时横山笑说，老家山背那边，横山多得像蘑菇雨后长，等你喊“横山君”，能有仨人回头。再换个地方，东京有一阵儿“岛田”扎堆，不知是不是因为都市人向往一点“岛”的浪漫。
名字也不是总认真到发抖。阿比子的邻居里有个鬼头先生，人极好，养三只猫，偏偏姓氏是“鬼头”。他祖祖辈辈传的故事，说有武士在某次混战戴着鬼面冲阵，后来就把“鬼头”留下，不是要吓谁，倒像在纪念一种胆气。还有一个“蛭子”，读作“えびす”，人家祖父是医生，老一辈真用水蛭治过伤，医术救人，名字便不怪。隔壁的“味方”阿姨，听她讲，她爷爷当兵的队伍有个响亮的称呼，大家便沿用了“味方”这个字，讨个好彩头——做人的“自己人”，谁不喜欢呢。再远一点，九州有朋友姓“熊本”，听着像地名，他爹说老家那块儿真有“熊野”的传说。还有个在山谷里长大的同学姓“细谷”，一听就知道他家周围的风是什么味道。闲话一句，我还在乡下见过写“井鱼”的木牌子，不知是否认得这两个字的人已经搬空了，反正那口井还在，井檐绿着苔。
有个传闻是“麻生”跟洋话沾亲，阿比子的爷爷听过后哈哈笑，说我们村的麻生，是麻草长得太旺的意思，别往外头想那么远。名字这种事，落到每家口里，就有每家的解释。众说纷纭，其实也是一种好看。
讲到这里，不免要说一句“藤”字。明治那阵子，不少人借“藤”起名，不完全是迷信，也是追赶时势——权在谁手里，门牌上的字就会往哪边长。如今走到街上，“伊藤”“加藤”“后藤”，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像藤蔓绕在篱笆上，枝枝叶叶，一年一度。
阿比子的工作在广告公司，经常要跑客户。有次在关西，她在电梯里同时遇见了中野、亀田、狩谷三位担当。中野朝她点头，笑说自己名字排行前五十，放到家乡就是一条街的牌子都能念到。亀田讲他们祖宅被稻田包围，乌龟爬行过的田埂是小孩的乐园，名字不是怪，是有泥土味的。狩谷则说他外公就是猎人，山谷里鹿叫声夜里像风，名字里不自觉就有山影。你看，同样是两个字或三个字，背后都连着一段季节。
说到“渡边”，更是一层又一层的意思。它本就像一个方向词：渡到水的那边，在水边。古时候军队要集合，往往就用地名标记，久而久之便留成姓。后来迁徙的人走到哪儿，水边不止一处，“渡边”也就处处可见。阿比子大学时在京都实习，认识个渡边前辈，温和得很。他笑说，渡边这姓，像一座没建成的桥，每个人都能在上头走一段。
不过，名字的选择并不永远自由。日本讲家——无论叫“家姓”也好，“门第”也罢，长久以来，家是第一位的。明治之后，户口本的线条硬了，姓氏从“家”的招牌变成每个个体的标识。政府当年一纸令下，人人都有了写在档案里的名字，也让社会流动有了可能：你可以离开村子进城，你的姓跟着你，不再绑在祖屋的房梁上。到今天，法律依然规定夫妻须用同一个姓，理论上可以选夫或妻的姓，可现实生活里，九成五的妻子还是改随丈夫——单位的邮箱、银行的卡、名片上的印刷，全都要换过一轮。阿比子也是，她跟丈夫在登记处签字那晚，抬头看着湿漉漉的灯牌，心里打了个结。最后她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户籍上改随夫，工作里继续用“我孙子”的通称。她说，名片上的三个字，是自己这几年熬夜、赶稿、被客户训、又把自己捡回来的证据。
她父亲对此反应复杂。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他从小被叮咛要“接着姓”，这不是压力，是习惯。可女儿说要把“我孙子”挂在名片上，他又有点得意，像看见祖屋那口井重新装了辘轳。他说：“随谁都行，名字总归要有人叫，叫多了才算活着。”
我们常说，姓氏像一棵树，根扎在看不见的地方。阿比子的好友小李来自福建，家里有祖祠，上百年的家谱厚得像面龟饼。他们聊起姓这个事，小李说，在他那儿，姓是血脉，是责任；阿比子说，在她这里，姓更像行为，是日常。两个人没争论，给对方夹了菜就过去了。两边的故事互相照了一下，灯亮得更稳。
再回到那块门牌上。你说，“佐藤”“铃木”“高桥”“田中”“渡边”，这些名字多得像东京的雨，人人都能被淋到。也有极少见的，比如“我孙子”，门牌拿去刻字，店家还会多看两眼。稀有不代表高贵，普通也并不无聊。一个姓里装着地理、职业、愿望、误传、玩笑，还有祖辈小心翼翼的虚荣心。它跟着人一路走，经过明治的铁轨、昭和的煤烟、平成的高楼、令和的朋友圈，走到我们面前。
写到这里，把视线再放远一点——名字并不替你做选择，它只是默默跟你走。阿比子后来有了女儿，取名那天，老屋里炖着味噌汤，外头下着小雨。她摸着孩子的额头，想的是：等她长大，要不要把“我孙子”交给她，还是让她自己选？姓氏到底是祖先留在我们背上的一只手，还是我们给明天攥着的一个方向？这问题不必急着答，等她会在自己的门铃上挂名字的时候，也许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