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0年11月29日，玛丽亚·特蕾西娅去世了。奥地利宫廷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哈布斯堡家族的掌舵人换成了下一代，历史在她离开那天翻了页。
从她去世开始倒回看，会发现她不只是一个会生孩子的皇后。她在位几十年，做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把中央机构往更统一的方向改、把税收和财政体系捋得更清楚、把军队和行政制度拉得更像一台国家机器。基层学校的事她也插手了，铺设了一些更系统的教育安排，让更多孩子能上一段时间的学。你要说这些是不是现代化的开端，至少在当时的奥地利，这些举措改变了国家运转的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分散各自为政。
她还有一种简单直接的政治手段：用孩子和婚姻织网络。和丈夫弗朗茨·斯蒂芬一起，她生了16个孩子。不是夸张，这是事实。每当有人说皇室要靠联姻稳固，她就按着这套来操作。几个女儿嫁到法国、那不勒斯、西班牙等地，有的儿子在中欧各地占据重要位置。这些婚姻关系把哈布斯堡的影响力往外扩展，家族成员成了欧洲各国朝堂上的重要角色。有人后来给她起了个外号——“奥地利的国母”，挺直观的称呼，说明她把家庭和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生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工具。
再往前看她的政治和军事困境。1740年她的父亲去世，她那个“继承权”并不被所有人自动接受。普鲁士、巴伐利亚等国趁机动手，特别是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盯上了西里西亚，发生了真正的冲突。她当时只有二十出头，但并没退缩。她靠着联络盟友、调动资源、调配军队，一步步守住了核心领地，虽然后来失去了一部分边陲地区，但她保住了王位和大部分统治基础。那些战事里，她既不是亲临前线的将军，也不是只会哭喊的花瓶；她是坐在宫廷里制定方向、找外援、改组军队的人。
她用到的策略有两面：一是硬实力的整顿，二是软实力的铺垫。硬实力上，她重视军队训练、修补财政漏洞，把税收体系和官僚体系拉得更规范；软实力上，她通过婚姻和外交，把敌我关系缓和或重新排列。这两条线在她手里并行，虽然付出不少代价，但效果明显。也正是因为这些安排，她的后代继续在欧洲的王室网络中占有位置，很多国家的朝堂都能看到哈布斯堡的影子。
要回到她的出发点，就得提她的出身和早年环境。1717年出生在哈布斯堡家族，本来家族争斗不断，外部列强也在盯着这块蛋糕。她从小在复杂的宫廷政治里长大，接受的教育既有女性传统的家务礼仪，也有政治、法律、管理类的训练。她的成长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紧密相关——一个家族的存亡，往往系在继承人的肩上。到了1740年，她被推到台前，必须处理继承危机和外部挑战。
统治不只是权力的展示，也是一连串细小而琐碎的决策堆积。她要管财政、分配官员、拍板法律、处理地方贵族的投诉，还得兼顾家庭事务和子女教育。宫廷里的日常很现实，有账本、有文书、有亲戚的矛盾。这些细节决定了中央政策能不能落实到地方。她很注重制度上的改良，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看似枯燥但很重要的环节上：比如税收征管的清晰化、官僚体系的重组、法律程序的统一。正是这些“小事”，让国家的运转更稳定，长远看比一场漂亮的胜利更重要。
她的女性身份既是限制，也能被当作工具。在那个时代，女性掌权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事。她利用别人对女性的低估，变被动为主动：在外交谈判里，她有时以母亲、妻子的角色出现，让对方放松戒备；在内部，她用家长式的威望去管理孩子和官员。说白了，她把“女性角色”当成一项政治资源来用。这样听起来有点算计，但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下，谁不算计几个策略？
至于她与家人的关系，也不是只有冷冰冰的政治工具。她作为母亲有着现实的一面：要安排孩子的教育、婚事、婚后支持及在外的生活。孩子们分散在欧洲各地的宫廷，常常要靠信件和代表团保持联系。她会关注他们的婚姻是否稳妥，是否符合王室利益，也会注意他们在外的安全与名声。这些看似家庭琐事的安排，实际上影响着奥地利在欧洲的地位。
在她掌权几十年间，外部世界也在变动。邻国的野心、殖民扩张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都在影响她的决策。她既要回应立即的军事威胁，也要把眼光放在国家长期的治理上。很多时候，她的改革不是一下子就做成的，而是在一个个冲突和危机里逐步推进的。每次战争之后，财政会更紧张，官僚体系会被检验，教育和税收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她就趁着这些空档，推进下一步改良。
回到最开始提到的那一天，她走了，但她这些年做的东西还在起作用。宫廷里换了掌权者，朝政上也有新的面孔和新思路继续在接手她留下的问题。她留给世人的，不只是孩子和婚姻网络，还有一套更有条理的国家管理方式。这些细节，往往是后来人接手时最先能用上的东西。说起来，这样一位女性能够在那个年代做到这些，确实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