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窝蜂的赞美与一箩筐的偏见相互碰撞，甘肃人的真实面貌究竟何在？
被曲解的甘肃人：历史偏见的幽灵仍在游荡
时至今日，外地人对甘肃仍抱持着两种极端想象：要么是骑着骆驼上学的荒蛮之地，要么是纯朴如原始人的“精神净土”。这两种想象同样可笑，同样充满居高临下的审视。
民国时期，某些沿海来的“观察家”们带着文明人的优越感，写下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甘肃见闻”。1933年上海《时代日报》的《租妻》一文，言之凿凿地声称甘肃存在“兄弟合租妻子”的陋习；1941年《文化新闻》的《秦陇风光》更是信口开河，宣称甘肃孩童“从未见过裤子”。
这些荒谬记载背后，是当时社会对甘肃的集体意淫。更可悲的是，这种文化歧视并非来自外部——当时派往甘肃的某些官员，不但不思建设，反而带头嘲笑本地人“呆头呆脑”。这种内部殖民的心态，比外部的误解更具破坏性。
热情的面具：旅游工业下的表演性好客
如今，甘肃人学会了用热情迎接四方游客。兰州出租车司机的周到服务，牛肉面馆的贴心提示，马拉松赛道两旁的加油呐喊，无不展示着一个开放包容的新甘肃。
但我们必须清醒发问：这份热情中，有多少是真诚待客的本性，有多少是旅游经济催生的表演？
在永昌路，商家明晃晃地挂着“外地游客8折”的招牌；奶茶店随杯附赠旅游攻略；出租车司机“恰好”停在合作商户门口。当热情被明码标价，当好客变成营销策略，我们还能否将其视为甘肃人的本性？
这不是质疑甘肃人的真诚，而是提醒大家警惕将任何地域特质简单化、浪漫化的倾向。在旅游业的巨轮下，每个目的地都在学习如何包装自己，甘肃也不例外。
豪放的真相：生存压力下的坚韧求生
外地人喜欢赞美甘肃的“豪放”，欣赏丹霞地貌的壮美，吟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但他们可曾想过，这种豪放背后，是严酷自然环境下的生存智慧？
甘肃人不是天生豪放，而是在与贫瘠土地、干旱气候的长期抗争中，磨炼出了坚韧的品格。当江南水乡的文人吟风弄月时，甘肃人在与风沙搏斗；当沿海商埠繁华似锦时，甘肃人在黄土坡上艰难求存。
这种坚韧被美化成了“豪放”，就如同将贫困美化成“简朴”。我们欣赏甘肃的壮美风光，却选择性忽视这片土地上的生存艰辛。这种浪漫化想象，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傲慢？
多元的假象：文化融合背后的身份困境
官方叙事喜欢强调甘肃的多民族和谐共处，展示回族、东乡族、汉族等各族群众其乐融融的画面。但现实永远比宣传复杂。
在积石山县的移民社区，多民族群众确实比邻而居，但文化隔阂真的消失了吗？语言障碍、生活习惯差异、宗教信仰冲突，这些现实问题不会因住进同一社区就自动解决。
张家川人在湖北经营拉面馆，为了迎合当地口味调整汤底，这表面上是文化适应，实则是生存压力下的妥协。当甘肃文化符号被稀释、被改造，这是多元融合的胜利，还是本土文化式微的开始？
烟火气的背后：日常生活的沉重与韧性
游客们赞美兰州的烟火气，迷恋牛肉面的香气，陶醉于黄河茶摊的闲适。但他们看到的，只是浮光掠影的表象。
凌晨四点起床的和面师傅，一天工作十二小时的烤肉摊主，在黄河边喝茶却惦记着明日生计的本地人——这些才是甘肃烟火气的真实底色。
兰州千余家牛肉面馆升腾的不仅是香气，更是无数家庭的生活希望；黄河岸边的秦腔不仅是娱乐，更是负重前行中的精神慰藉。将这种沉重的生活美学浪漫化为“烟火气”，是对劳动者艰辛的轻慢。
结语：打破滤镜，看见真实的甘肃人
甘肃人既不是蛮荒之地的野人，也不是理想化的道德完人。他们是复杂、多元、充满矛盾的个体，无法用任何单一标签定义。
今天，我们需要打破对甘肃人的所有滤镜——无论是历史偏见还是现代浪漫化想象。甘肃人不需要被怜悯，也不需要被神化，只需要被真实地看见、平等地对待。
那些还在问“甘肃人是否骑骆驼上学”的人，暴露的不是无知，而是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那些将甘肃捧为“精神净土”的人，进行的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消费？
真实的甘肃人，正在用自己的行动打破所有这些刻板印象。他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定义，他们正在书写自己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