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清晨，北京西郊的空气还有些凉。授衔典礼将在八点开始，候衔军官们排队走进礼堂，肩章和领花在灯下闪光。轮到于得水时，主持人报出的衔级是“大校”。台下有人疑惑地交换眼神：这位在胶东声名赫赫的硬骨头，仅得此衔？队伍末端的许世友听到报号，脸色瞬间阴沉。他退两步，压低嗓子：“我想给你争一争。”礼堂里闪过一丝尴尬的沉默，于得水摆摆手，“军衔只是符号，不碍事。”声音不大，却透着笃定。
外人或许不知道，那一刻站在台上的老人身上有十三处战伤，旧伤遇雨就疼，但他依旧站得笔直。从昆嵛山到天福山，从胶东游击队到浙江军区，于得水闯过的关口不计其数。1930年代，胶东还是白色恐怖的漩涡，他领着二十几条枪、几条破棉被，硬是在深山密林中与日伪周旋；到1938年，他部下已扩充到七千多人，队伍换了好几个番号，却始终保留“鱼得水”的口号。
1935年11月29日深夜，昆嵛山无染寺的油灯只剩豆粒大。三百余名赤卫队员围坐在石阶上，听指挥所下达起义命令。枪少、人少，硬是要对抗韩复渠的正规师团。结果可想而知，主力被打散，张连珠、程伦当场牺牲。于得水带着残部突围，回头只见寺门火光冲天。此役之后，他成了文登、海阳一带的“千元悬赏犯”。正是这股子亡命敢斗的狠劲，让他在胶东百姓中威望日增。
1936年夏，腹部中弹的于得水在帷幄洞里做了一次“山野手术”。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刀，一把剃头刀解决问题，子弹头被挖出时，他咬破了两块毛巾。陪护的战士至今回忆，洞外蝉声震天，洞内血滴不停。简陋，却救回了一个团长的命。
抗战全面爆发后，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于得水改名字，也改了队伍规则——“自己是鱼，群众是水”。鱼水观念不是口号。平度、即墨、文登几县的老乡，见到这支队伍过村，从不躲粮避物；有人家连口锅都端出来给伤员熬粥。日伪军封锁严酷，老百姓依旧敢半夜摸黑送情报。战后说起这些往事，许世友常用一句话形容：“老于欠账多，欠的是老百姓的情。”
1942年胶东军区组建，许世友任司令，于得水任副司令。一文一武，相互补位。海阳阻击战中，于得水再度负伤，腿骨裂缝，连夜被抬进赵家庄。三日后日伪搜索逼近，许世友亲自前来探视，刚喝完一碗棒子面粥，岗哨急报敌情。两人扔下碗，一路跌到海边渔船。狂风大浪里，木船如同葫芦，被卷得东倒西歪。许世友后来打趣：“大河里练过拳，没想到还得跟你漂海。”于得水笑而不答，只盯着北岸的微弱灯火，那是根据地的方向。
抗战胜利后，野战军陆续抽调北上、南下，许多胶东干部改编进东野、华野。组织考虑到伤病和地方熟悉度，让于得水留守后方，担任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兼烟台警备区司令。国民党渡海企图三次试探登陆，均被他严词拒绝。美第七舰队舰桥上也打过电报，要“保证安全登岸”，只有一句冷冰冰的“此港口不接待”。
1949年春，浙江六分区形势吃紧，于得水随大军南下。从胶东黑松林到浙东茶山水田，他带队剿匪一年，基本肃清沿海顽匪。有人说“大校”授衔或因职务序列，也有人认定是因多年偏居后方、缺少大兵团作战纪录。无论外界怎样猜测，他从未辩解。
1960年代初，安徽民政厅里来了一位身材瘦削、步伐缓慢的副厅长。办公桌旁是一张旧藤椅，椅脚用铁丝缠了三道。工资三百元，他只留一百元家用，其余写在小本上，逐户寄给烈士家属。有人劝他置办些保健药，他摆摆手：“那点钱，够娃娃们读书。”
1970年，他的亲属将遗物和三枚二级勋章捐给了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展柜里那件灰色棉军装袖口磨破，胸前却仍能看见“八一”臂章的印痕。参观的人常问：“这军装主人是什么将军？”解说员是“大校”时，不少人轻轻皱眉。可转身看看墙上一行介绍文字——“指挥大小战斗一百三十六次，身负重伤十一处”，疑惑又被震住。
1982年9月18日，仲曦东、冯德英等几位老同志回到昆嵛山。山风吹动松涛，昭示岁月流逝。看着帷幄洞入口新立的石碑，仲曦东轻声说：“老于这个人，生前低调得很，可他那股子血性，山里水里全知道。”一行人没有多停留，敬完酒就下山。碑文只有八个字——“昆嵛山英雄于得水”。
授衔不高，功勋却重。许世友没能如愿“争一争”，可两位老伙计终究用另一种方式站在了一起：一个名字刻在胶东军史，一个传奇印在战友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