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希望归希望，但上海的现状，更严酷了。自一九四五年新年一过，日本关东军大批开到上海，这种戴着皮帽子的丘八，就像瘟神一样，所到之处人们躲逃都来不及。冈村宁次公开在报端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放弃上海。”看来，上海早晚要大打一仗，一时不少有乡可回或能远走高飞之辈，都在设法逃离这个危巢。不少人纷纷思迁，上海滩房屋顶费倒开始下跌了。
但不管怎样，上海这个城市，自然有一股诱人的吸引力，就像磁铁之于铁屑。至少有那么一部分人，是死死抱定“以不变应万变”的宗旨的。比方讲，席太太，她是打定主意不搬的。
自席太太把女儿风风光光地嫁出去后，自己也觉得肩头一松，舒了口气。
少了一个人，家里冷清不少，再加近日芷霜又在犯喜，懒懒的门也不大出，娘家也少回了。承祖今年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席太太一个人独挡一面，总算把个家撑下来了。她平时本来就不善交际，自从丈夫去内地，隔壁曹家又搬走后，越发没有人来客往的闲事了。如是也好，铜钿可省些，有时实在闲得无聊，至多去哥哥处坐坐，来几圈卫生麻将，天黑之前必定回来。近来，一阵灯火管制，一阵又是戒严，弄得人心惶惶，一近黄昏边，席太太就往家里躲，生怕出意外。
哥哥处近来日子是过得阔了，但恪守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古老训律，依旧住着原先那幢石库门里，只是里面上上下下粉刷了一番，添置了几套红木家具。
因着芷霜攀了个大户，席太太上哥哥家，自然又是光彩了几分了。
“我们姑奶奶，现今是中华银行祝家的亲家母了。本事大呀，男人不在上海，她硬是靠自己，风风光光地把女儿的婚事办掉了。”嫂嫂总爱在牌桌上，如此把自己姑奶奶介绍给新的牌友。于是在一片啧啧声中，席太太觉得自己所受的一切委屈和磨难，终于有了安慰。
也有不识相或涵养不深的牌友会小心地发问：“唷，席先生在内地？去了多久了？时有音讯来吗？”言下之意，在那边有人了吗？也难怪，现在时兴“抗战夫人”嘛，再者经这几年折腾，席太太也见老了不少。
“你们不晓得，我们娘舅席先生，是天字第一号的好好先生，向来‘言必信，行必果’……”嫂嫂忙忙地为姑奶奶辩解着，席太太也只做出一个豁达的微笑，相信丈夫不是这等男人。无奈时间长了，讲的人多了，耳边听到某人娶了抗战夫人的传言也烦了，难免上了心事，只是这话是不能跟人说的，因此心绪也不大好。
这天，席太太刚在嫂嫂家的麻将台上坐定，只听后门口铃声大作，是保甲长又在通知什么新花头。
“收防空费。”保甲长走进来说。
原来，席太太哥哥那边弄堂，又出了新花头，规定每条弄堂口都要挖防空壕，每一道十字路口都要挖，费用按户强派捐款。
“又要收铜钿了，”席太太的嫂嫂忿忿地扔出一只“白饼”，说，“现在领身份证要手续费，登门抄表的水电收费员也要捞手续费，再要付这种防空洞费，钞票没有这么多。我不付，将来炸弹炸起来，我也不去钻这种短命的防空洞，炸死也不去！”
那保甲长为难地笑笑，可怜巴巴地耷拉着一对倒挂眉毛，说：“全靠各位帮衬帮衬了，收不齐捐派，又是我倒霉。当初不是讲定，出面由我出面，大家帮着我应付的？”这位保甲长是这弄堂一住户，开五金小店铺，向来为人谨慎老实，不料会让日伪中头彩中着，当上这触霉头的保甲长。开初他只是百般推辞，无奈这有如儿童那甩手绢游戏，甩在何人身后，其他人就得以一次解脱的机会。于是众邻人纷纷游说让他接下来，一来对各人是种解脱，二来素知这小老板厚道老实，与其让一个为虎作伥的促狭鬼上去，不如还是让他上去，大家都可以安宁点。
席太太的嫂嫂自然是明白人，不过心中积郁着一股怨气无处发而已。当下拉开钱包，如数点出这短命的防空费交给他，一边小心地打听着：“前一阵拆铁门、拆路牌，讲东洋人打仗打得钢铁都打光了，现在又要挖防空壕，不是讲日本人在南洋吃败仗吃得一塌糊涂，怎么还是这般蛮？”
那小老板将手中的铃铛一捏，压低喉咙讲：“看光景东洋人日子是不长了，但人讲狗急要跳墙。据讲，这防空壕，是东洋人准备巷战之用的。”
“哎唷，东洋人真的准备死拼到底呀？”席太太心一寒，手里的牌都“啪啦”一声掉了下来。要再来一次“八一三”，如今没有租界了，逃也无处逃。再讲她一个孤老婆子带着个承祖，如今脚劲也没有了，逃也逃不动呢。
“还有更吓人的消息，”那小老板保甲长把声音压得更低，“听讲，日伪还要抽壮丁呢。东洋人打仗打得人都死光了，要到中国来抽壮丁，抽去不一定打仗，却要筑路、挖壕……”
这一说别人不知怎样，席太太先跳了起来，“上海会来吗？”顿时脸色煞白。
保甲长知道她吓坏了，又安慰她：“恐怕是谣言。现在反正各式各样的谣言都有，是真是假也弄不清。”
席太太却是再也坐不定了，“我们承祖刚满十八岁，要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席先生交代！”心里一急，连带这几年中她一人忍受的万种辛酸，都变成眼泪涌出来。
“哎呀，这小老板的话也是东听西听凑来的，未必是真的。”嫂嫂安慰着她。
“不过，东洋人的诡计，要防的。就怕他们突然一来，准备也不及准备。”一直在边上默默无言的哥哥，在一边开腔了。
“干脆，承祖为什么不去内地找振绪？儿子放在父亲身边，最最放心了。让他去内地读大学。”
“去内地？”席太太又连连摇着头，“我不放心，承祖才得十八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去内地怎么放心！”
“十八岁，不小了。当年我十六岁就出来学生意了，”席太太的兄弟摇摇头，说。
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后，席太太的兄弟一拍膝头，说：“托托你亲家公。银行走私内地，是不成秘密的秘密了，托托他。凡有去内地做生意的，带着承祖一起走。他们反正一路上买路费都打通了，笃定好了。”
席太太一时也决定不了，事情来得太突然。当下麻将也不搓了，匆匆赶回家里。承祖正好在家。十八岁的承祖与芷霜眉眼十分相像，却又分明是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了。席太太与他随便聊起，他倒坚决愿意去国统区，哪怕没有抽壮丁之说，有这个机会，他也愿意去。
“在沦陷区憋着，气也没有了。”承祖说，“本来，我已与同学们在商量，去投考西南联大。”
他的声音低沉浑厚，已长成一个男人了。
“再和姐姐、姐夫商量一下吧？”席太太试探着问。
“也好，”承祖不以为然地说，“不过，主意可是我自己定的。”
就这样，承祖走了。也好，让他去找父亲。
与此同时，祝公馆里，在老太太张罗下，祝景臣那故去的大哥的弱智儿子隽光娶媳妇了。正如老太太说：“打仗归打仗，人总要活下去。”喜宴订在康乐酒家，因着是祝景臣、祝景文侄子娶亲，来道喜吃酒的人也不少。景臣一房，除了景臣夫妇外，因毕竟隔了一代，再讲人多少有点势利眼，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不起眼的堂兄弟，总热络不起来。所以新郎平辈中，只去了个隽人做代表，蔡立仁则推托太太坐月子，也没来。
新娘子娘家是开南货店的，虽然粗俗了点，也是个规矩人家的小姐。只见她头戴大红绢花，一身绣花大红旗袍，艳俗之中透出几分俏丽。相比之下，一身新西装的隽光，呆头呆脑的，活脱一副乡下新郎倌的样子。景臣作为证婚人冷眼看着，十分为新娘可惜，也不知这门亲事，怎样让媒人撮合成的。
老太太今晚兴致十分好，灰白的发际边也插着朵红绒花，自问十分对得起死去的儿子了。新郎看着是痴呆了点，不过只要新娘的娘家人没有闲话，她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善良的人，有时不经心之中，也会伤害别人的。
因为饭店被日伪限定最迟十一时要打烊的，路上还要戒严，因此喜宴早早就结束了。现今汽油也属控制物资，景臣早就改汽车为三轮车了。
“这新娘子倒蛮不错的，怎肯嫁给那木头木脑的隽光！”三轮车上，娟琳说，“还不是打着你与景文的招牌，所以女方答应了。作孽了，连说媒到结婚，前后不过几个月，就是怕穿绷，所以这样快就完事了，不作兴的。”说到后来，娟琳颇有忿忿不平之意。
“你管它呢，只要女方肯。”景臣打着呵欠说。
往日死寂的街道，今日似有点异样。特别在三轮车驶过霞飞路金神父路时，发现不少外国人——现今未圈进集中营的外国人，似只有白俄——三个一簇、五个一组地挽臂而聚，大声笑着，用俄语在交谈着什么，个个笑逐颜开，像是过节似的。奇怪的是，也不见日本宪兵出来干涉。
“今天是俄国啥节日？”景臣问娟琳，娟琳也莫名其妙地耸耸肩。
马路上，甚至有人拉起手风琴。
“爸，”景臣一跨进门厅，先他而到的隽人告诉他，“苏联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了。美国之音报道了。”
噢！景臣一怔，随即三步两步奔上卧室，不及打开浴室的水龙头，就打开收音机。这时，隽人，还有大着肚子的芷霜，都挤进来听。
“好了，历时六年的欧洲大战终于以德国失败而告终。我们这历时八年的抗战，大约也该出头了……”景臣忽地觉得十分疲惫，一下跌坐在沙发上。
“爸，你没什么吧？”隽人担心地问。
“我太累了。”景臣依旧闭着双眼说，泪水从脸上簌簌淌下。他掏出手帕擦擦眼，一眼就瞥见芷霜那十分明显的隆起的肚子。
“孩子出来，不管男女，就取名‘胜利’，好吗？我看这孩子好福气，出世之日，定是我们和平之时。快了，快了！”景臣祈祷般喃喃说着，又闭上眼睛。
第二天，全上海一片狂欢。南京路、霞飞路，人上堆人，更有俄国人，当街跳起哥萨克民间舞，日本宪兵依旧不加干涉过问。
饭餐桌上，隽人喜滋滋地讲起一件马路新闻。原来霞飞路金神父路口有一爿店面，巴掌大一块地方却设着两爿小店，一爿是白俄开的小小咖啡室，一爿是德人开的小小照相馆。自从欧战以来，德国老板在墙头挂起希特勒，俄国老板也不甘示弱，挂出斯大林，如是钉头碰铁头，针锋相对。在德军侵入斯大林格勒时，德国老板趾高气扬。可今天，那俄国老板竟挺胸凸肚冲进德国老板店面，抓起那幅希特勒像豁朗一声，当街扔了出去。那德国老板不但一声不敢吭，连人影也溜得不见了。
“奇怪的是，那德国老板是被纳粹党逐出的犹太人，俄国老板是革命后流亡在外的白俄！”讲罢这一笑话，隽人忍着笑说，“他们都是这样帮着自己国家。”
“这也不奇怪，”景臣抿了一口特备的强尼瓦格(名牌威士忌)，这还是太平洋战前留下的，一直未舍得开启，“这种对故土的依恋情爱，已溶在人们的血液里，好比做爷娘的再嫌弃自己的孩子，孩子总会依恋他们的。”
芷霜忽地想起好久以前，街拐角一个卖棉花糖的白俄。也就是那晚，她与隽人相识。那梆梆的单调空寂的叫卖声似还在耳边飘荡。八年已过去了，这其中，还夹着一场战争！这时，有电话来找景臣，待他回来时，脸色有点不对，大家以为又是行里啥棘手的事，也没有多问他。待回到房里，他才悄声对娟琳说：“隽光那个新娘子，吊死了。”
娟琳吓出一身汗，“怎么会？”
景臣沉痛地说：“可怜这新娘，成亲这日才发现新郎倌有点不对头，当晚就没有让隽光进新房，今天一早支开娘姨，在新房里吊死了。”
“这又何必呢，”娟琳摆出一副不值的神态，“有什么委屈摊出来讲嘛，再不成去告他们骗婚，还可以离婚。这个新娘也真是，心眼忒小……”
“你还责怪她？”景臣斜睨了她一眼，摇摇头说，“她这种小家小户出身的小姐，书也没读几年，怎么还能谈得上离婚，还去法院告？你当她是你们育秀出来的洋小姐？”
娟琳无趣地撇撇嘴，说：“怪媒人不好，不讲清楚，鬼话媒人嘛！”
“难道祝家就没有一点责任？至少是仗财欺人嘛。”景臣沮丧烦躁地在房里踱了个圈子。他鄙视自己的家，竟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沾上这种恶习。虽然对为隽光包媒之事他并不明白其中底细，但他是证婚人，一股悔恨之情紧紧缠住他。一个多好的小姐，戴着红绢花，穿一身红旗袍，悄悄地含冤而去了。
窗外，灯火通明，什么灯火管制、防空控制，现在似都不在上海人眼下了。欧战结束了，日本人也长不了。现在，上海每一家一户，都在尽情庆祝。但是，一个纯洁的小姐，却在今天早上死了，还带去一个洁净的女儿身。眼看要胜利了，苦日子要出头了，她却死了！天亮了，她却睡了。景臣努力将头甩了几下，力图赶走她。由她，景臣又想到自己最疼的女儿隽敏。好几年未见她了，这个娇小姐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几年没有背景靠山，也没有财力，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从她不多的几封来信看出，她过得很快乐，字里行间，毫无怨言。人世最讲不准的，就是这婚姻儿女之事了。隽敏在上海，富户豪门之后笃定捞一把可挑挑，如是在上海舒舒服服做太太，像芷霜隽颖一样，却偏偏要挑上这吃外国人饭的封静肖，吃足苦头。好在是她自己情愿，苦也就不苦了。
足足八年了，真不容易呢。
景臣踱到镜前。上海的五月，是潮湿的。镜前凝集着一层雾气，在一片迷茫中隐约勾出他宽阔的肩头。快五十岁了，这几年心力交瘁，他几乎没有勇气照镜子了。他犹豫了一下，伸出手掌在雾气中摸抹了一下，他的形象清晰了：刮得生青的下巴上，嘴唇傲慢地紧闭着，额头上、眼角上，时间已毫不留情地留下它的足迹。但一对眼睛，自感依旧灼然有神。虽然此刻他随随便便披着一件绒呢晨衣，但下面西装裤依旧折缝笔挺，整个人引人注目，威武精干。
“再做二十年，大概没有问题的。”他摸着下巴，欣然地对着镜子中的自己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