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提干排长探家，带着配枪的我刚进屋，父亲严肃地说：下不为例
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巨蟒，在暮色四合的群山中穿行。
我叫陈硕，二十三岁，刚刚提了排长。
胸前的口袋里，揣着揉得起了毛边的任命文件，另一边，是组织上发的介绍信。
腰间，隔着一层洗得发白的军装，是我新配的五四式手枪。冰凉，坚硬，沉甸甸的，像我此刻被荣誉和一种近乎胆怯的激动填满的心。
这是我提干后的第一次探亲假。
我想象着妻子林蕙看到我时惊喜的眼神，想象着父亲捻着胡茬，难得露出一丝笑意的嘴角。
火车到站时，天已经彻底黑了。细雨不知何时开始下的，淅淅沥沥，把站台上昏黄的灯光都打湿了。
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今天到。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从车站到家，要走二十多分钟的土路。雨水把路面浸得泥泞，一脚深一脚浅。
我把武装带往上提了提，护住了腰间的手枪，也像是护住了我全部的荣耀和底气。
远远地，我看到了家门口那盏熟悉的灯。橘黄色的光，从木格窗里透出来，像一枚温暖的琥珀，镶嵌在深蓝色的夜幕里。
我的心跳得厉害。
推开那扇虚掩的、泛着潮湿木头气味的院门，我压低了脚步。
堂屋里亮着灯。
我能听到父亲压抑的咳嗽声，还有翻动书页的沙沙声。
我深吸一口气，把军帽摘下来夹在腋下，挺直了胸膛，一步跨进了门槛。
“爸，我回来了。”
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紧。
父亲正坐在八仙桌旁，戴着老花镜，看一份《参考消息》。听到我的声音，他缓缓抬起头。
镜片后的目光，先是在我崭新的领章上停了一秒，然后，缓缓下移，落在我腰间那个硬邦邦的轮廓上。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他摘下眼镜，慢慢地，仔细地，用一块布擦了擦。
然后，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我预想中的喜悦，只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深不见底的严肃。
“回来了。”他开口，声音很沉。
“嗯。”我咧开嘴想笑，却发现脸上的肌肉有些僵硬。
他把报纸叠好，放在桌角，目光再次回到我的腰间。
“把枪，放到你房间去。”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砸在寂静的屋子里。
我愣住了。
“这是部队……”
“我知道。”他打断我，“家里不是部队。把它收起来。”
我感到一阵热气从脖颈升起。那是我全部的骄傲，是我作为一名军官的象征。
“还有，”父亲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以后回家，不许再带。下不为例。”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林蕙从里屋闻声出来，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一丝惊，一丝喜，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慌乱和躲闪。
“你……回来了。”她小声说，眼睛却不敢和我对视。
她瘦了，下巴尖尖的，脸色也有些苍白。
我心里的那点因为父亲的话而升起的委屈和不解，瞬间被一种更强烈的不安所取代。
这个家，不对劲。
两天前，我还在营房。
那天下午，通讯员送来一个从家里寄来的包裹。
是林蕙寄的。
打开来，里面是我爱吃的笋干和霉豆腐，用油纸细细地包着。
我笑着跟战友们炫耀，这是我爱人，手巧，心细。
战友们一片善意的哄笑。
包裹底下，还有一本书，是那本我跟她提过好几次，说我们部队图书室没有的《红与黑》。
我心里一暖。她总是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晚上熄灯后，我躺在床上，用手电筒照着看那本书。
翻到中间，一张折叠起来的信纸掉了出来。
不是林蕙的字迹。
那是一种很隽秀的、带着风骨的钢笔字。
我以为是她写给我的信，夹在了书里。
可打开来，信的抬头写着：
“蕙吾：”
我的呼吸停住了。
“见信如晤。你上次说，读《静静的顿河》时，总为葛利高里的悲剧感到窒息。我想，那或许并非完全是时代的悲剧，而更多是个人在激流中寻找精神泊位的失败。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若无处安放，便只能在动荡中被反复撕扯……”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蕙吾”，多么亲昵的称呼。
我继续往下看，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信里没有一句露骨的情话，却处处透着一种比情话更伤人的熟稔和默契。
他们谈论诗歌，谈论小说，谈论她“如窗前孤灯般”的守望，谈论他“在讲台上重复枯燥知识时内心的贫瘠”。
他称她为“荒原上唯一的知音”。
落款是“高远”。
我的手开始发抖。高远是谁？我完全没有印象。
信纸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上次你托我找的普希金诗选，我找到了，下次给你带去。”
这封信，显然不是第一封。
我把信纸翻来覆去地看，纸张的折痕很新，应该是刚写不久。林蕙把它夹在书里，或许是想时时翻阅，却在打包时不小心，连同书一起寄给了我。
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错误。
我的太阳穴突突地跳。
我，陈硕，全团最年轻的排长，训练标兵，嘉奖状贴了半面墙。我以为我拥有一个最稳固的后方，一个最贤惠的妻子。
可这封信，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精准地捅进了我最柔软、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愤怒，羞辱，背叛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
我几乎是立刻从床上弹起来，冲到连部，敲响了指导员的门。
我用最急切的理由——“家里有急事”，申请了探亲假。
指导员看我脸色铁青，眼珠里布满血丝，没多问就批了。
临走前，我去军械库领了枪。
军官探亲，按规定是可以携带配枪的，为了途中的安全。
但那一刻，我知道，我带上它，并不仅仅是为了安全。
我需要它。
我需要这个冰冷的、代表着纪律和力量的东西，来压制我内心那头快要失控的野兽。
我需要用它的分量提醒自己，我是一名军官，我必须用军人的方式，来处理这场“后院的战争”。
要冷静，要讲证据，要分清敌我，要一击制胜。
饭桌上的气氛，比西伯利亚的寒流还要冷。
父亲一言不发，只是慢条斯理地喝着他的苞谷酒。
林蕙给我盛了饭，夹了菜，全程低着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味同嚼蜡。
那封信，就像一块烙铁，揣在我的军装口袋里，灼烧着我的胸膛。
我几次想把它掏出来，摔在桌子上。
但我忍住了。
父亲在场。我不能，也不想，把我们之间最难堪的一面，暴露在长辈面前。
这是我的战争，我必须选择我的战场。
晚饭后，父亲照例去院子里抽他的旱烟。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林蕙。
她局促不安地收拾着碗筷，身体的线条绷得很紧。
“我……”她想说什么。
“去里屋说。”我打断她，声音冷得像冰。
她身子一抖，默默地端着碗筷进了厨房。我能听到水龙头哗哗的响声，还有碗碟偶尔碰撞的、惊心动魄的脆响。
我走进我们的房间。
这是我们结婚时布置的屋子。墙上贴着红双喜，已经微微褪色。桌上是我们的结婚照，照片里的我们，笑得那么灿烂。
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样，又好像一切都变了。
我坐在床沿，从口袋里，慢慢地，掏出那封信。
把它展开，平铺在红色的被面上。
林蕙端着一盆热水进来，想给我擦脸。
她看到了那封信。
她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全褪光了。
手里的搪瓷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水溅得到处都是。
她没有去扶，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封信，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一刻，所有的侥幸都消失了。
她的反应，就是最确凿的证据。
我没有咆哮，没有质问。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目光像手术刀一样，一寸一寸地剖开她苍白的脸。
有时候，沉默比任何歇斯底里的指责都更有力量。
它像一个真空的罩子，抽走了所有的空气，只剩下令人窒息的压迫。
她终于撑不住了，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陈硕，我……”
“他是谁？”我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
“是……是镇上中学的语文老师。”她的声音细若蚊蝇。
“高远。”我念出这个名字，感觉像在咀嚼玻璃渣。
“你们……多久了？”
“没有多久，”她急切地摇头，“我们……我们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真的！我们只是……只是写信，聊聊天。”
“聊天？”我冷笑一声，指着信纸上那句“荒原上唯一的知音”。
“这是聊天？”
“陈硕，你听我解释，”她往前走了两步，想抓住我的手，却被我躲开了。
她的手僵在半空中，那么无助。
“我在部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不在家。我给你写信，除了‘一切都好，勿念’，还会写什么？我给你寄津贴，除了钱，还给过你什么？”
我没有说话，我在等她的下文。
“你每次回来，待不了几天就走。我们说的话，除了家里的长短，队里的情况，还有什么？”
她哭着说：“我一个人守着这个家，白天跟黑夜一样长。我心里闷，我想找个人说说话，说一些……你不感兴趣，也听不懂的话。”
“所以你就找了他？”我的声音里带上了刀锋。
“我不是故意的，”她哽咽着，“有一次我回娘家，在镇上的书店碰到他。我们都想买那本《牛虻》，书店只有一本，我们就聊了......”
“后来，他又帮我找到了几本书。我们……我们就开始通信。”
“他知道你结婚了吗？”
她点了点头，眼泪流得更凶了。
“知道。”
“知道你男人是解放军吗？”
她又点了点头。
我的拳头，在身侧攥得咯咯作响。
一个人民教师，去和一个军人的妻子，谈论什么“精神泊位”？
这是挖墙脚挖到革命队伍里来了！
“陈硕，我们真的没什么。我只是……太孤单了。”她终于说出了这句。
孤单。
这个词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承认，我给她的陪伴太少。
但孤单，就可以成为背叛的理由吗？
军属，这个身份本身，不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吗？全中国的军属，难道都像她这样，用寻找“知音”的方式来排遣孤单？
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军人的纪律和男人的自尊在激烈地交战。
“把你们的信，都拿出来。”我命令道。
她犹豫了一下，走到床头柜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从一堆旧衣服底下，拿出一个小木盒子。
打开来，里面是十几封信。
都是那个叫高远的男人写的。
我一封一封地看。
越看，心越冷。
这些信，就像一部精神出轨的编年史。
从最初的试探，到后来的熟稔，再到现在的依赖。
他们分享读后感，争论某个角色的命运，他甚至会抄一些朦朦胧胧的诗给她。
“你像山谷里的百合，独自芬芳。”
“我的世界是一片黑白，直到你的文字，为它涂上了色彩。”
我感到一阵恶心。
这不是简单的“聊聊天”，这是一个男人，在用他最擅长的方式，攻城略地，侵占我妻子的心。
而我的妻子，她没有拒绝。
她享受着这种被人欣赏、被人懂得的感觉。
她珍藏着这些信，就像珍藏着少女的秘密。
“你给他回的信呢？”我问。
“寄出去了……没留底稿。”
“写了什么？”
“就……就写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一些……生活里的事。”
“有没有写到我？”
她沉默了。
这个沉默，比任何都更伤人。
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我，她的丈夫，竟然是缺席的。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夜里的冷雨夹着风灌进来，吹在我发烫的脸上。
我需要冷静。
我不能在这里发火，不能动手。我是个军人，我有纪律。
“陈硕，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她哭着说，“你别不说话，我害怕。”
我转过身，看着她梨花带雨的脸。
那张我曾经觉得无比亲切、无比美丽的脸，此刻却让我感到陌生。
“这件事，打算怎么了结？”我问。
我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
她愣住了，不明白我的意思。
“离婚？”她试探着问，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离婚。
这个词像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胸口。
我从没想过。
在我的世界里，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是组织上的批准，是向毛主席像的宣誓。
离婚，是对组织的背叛，是对誓言的亵渎。
传出去，我陈硕，一个刚提干的排长，后院起火，老婆跟人跑了。
我还有什么脸面在部队待下去？
我的前途，我的荣誉，都会蒙上巨大的污点。
我不能离婚。
至少现在不能。
“我不会跟你离婚。”我说。
她松了一口气，但我的下一句话，又让她坠入冰窟。
“但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拿起桌上的信，走到她面前。
“明天，你跟我一起，去找这个高远。”
她的脸，瞬间惨白如纸。
“不……不要……”她惊恐地抓住我的胳膊，“陈硕，求求你，不要去！这事跟他没关系，是我的错！”
“没关系？”我甩开她的手，“一个男人，明知道你是有夫之妇，是军属，还给你写这种信，这叫没关系？”
“这是破坏军婚！你知道吗？”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破坏军婚。
这四个字，像一道惊雷，在她头顶炸响。
她瘫坐在地上，浑身发抖。
在那个年代，这顶帽子太重了，足以压垮任何人。
“求求你，陈硕……”她抱着我的腿，泣不成声，“会毁了他的……他是个好人……”
“好人？”我气笑了，“好人会做这种事？”
“他……他只是想找个人说话，他也很苦闷……”
“够了！”我不想再听任何辩解。
“明天一早，你带我去找他。这是命令。”
我用上了在部队里最习惯的口吻。
那一晚，我们分房睡的。
我睡在堂屋的躺椅上，睁着眼睛，一夜无眠。
腰间的枪硌得我生疼，但我没有解下来。
它在提醒我，我是谁，我该做什么。
另一边，父亲的房间里，也亮了一夜的灯。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
林蕙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一夜没睡。
她默默地做好了早饭，一锅稀饭，几个窝头。
我们三个人，沉默地吃着。
父亲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林蕙，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吃完饭，我站起身。
“走吧。”
林蕙的身体僵住了。
父亲开口了。
“陈硕，你过来。”
他把我叫到院子里。
清晨的空气很冷，带着雨后的湿气。
“你要去找那个老师？”父亲问。
“是。”
“你想怎么做？”
“我要让他知道，军人的妻子，不是谁都能碰的。”我的声音里透着狠劲。
“然后呢？打他一顿？还是把他送到单位，送到派出所？”
我沉默了。
我确实想过，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用一个男人的方式。
“你腰里的家伙，是准备用在他身上吗？”父亲的目光，像锥子一样。
我心里一惊。
“爸，我……”
“陈硕，”父亲的声音变得异常严厉，“你穿着这身军装，你代表的就不是你自己，是部队，是国家。你腰里的枪，是党和人民给你的，是对着敌人的，不是对着人民内部矛盾的！”
“你把它带进家门，我已经说了你。如果你敢用它去解决你的家务事，你就不配穿这身衣服！”
父亲的话，像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下。
我瞬间清醒了。
是啊，我怎么了？
我被愤怒冲昏了头，竟然想用最粗暴、最错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如果我真的那么做了，毁掉的不仅是那个高远，还有我自己。
“爸，我错了。”我低下头。
“家里的事，要在家里解决。”父亲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你和林蕙是夫妻，夫妻之间有了裂痕，不想着怎么缝补，却想着把外人扯进来，闹得满城风雨，最后丢的是谁的脸？”
“是你陈家的脸，是你自己的脸。”
“那个老师，有错。但根子，在你们自己身上。”
父亲转身，从墙角拿起一把锄头。
“今天，哪儿也别去。把院子里的这块地，给我翻了。”
我愣住了。
“爸……”
“翻地。”父亲不容置疑地说，“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停。”
说完，他自己扛着锄头，出了院门，下地去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把扔在我脚边的锄头，又看了看紧闭的房门。
林蕙在屋里，我能感觉到她的恐惧。
我脱下军装外套，小心地叠好，把武装带和手枪解下来，放回房间。
然后，我拿起锄头，走到院子角落那片荒了半年的菜地前。
泥土因为下雨，变得格外沉重。
我一锄头下去，翻开的泥块粘在锄刃上，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甩掉。
我开始机械地重复着这个动作。
挖，抬，翻，甩。
汗水很快浸湿了我的衬衣。
我的脑子里，反复回想着父亲的话。
“根子，在你们自己身上。”
是吗？
我开始反思。
我和林蕙，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我们是自由恋爱。那时我在县里当兵，她是县纺织厂的女工，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喜欢她的温柔，她喜欢我的英气。
我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结婚后，我调到了野战部队，离家远了，回家的次数也少了。
我的世界，变成了训练场，演习，拉练。
她的世界，是家，是工厂，是照顾我年迈的父亲。
我们的共同语言，在慢慢减少。
我的信，总是报喜不报忧。训练多苦，任务多险，我从不跟她说。我怕她担心。
我以为，这就是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
我把她当成我稳固的后方，却忘了，后方也需要经营，需要情感的浇灌。
我只给了她军属的荣誉，却没有给她一个妻子应得的陪伴和理解。
那个叫高远的男人，他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他给了她我没能给的——精神上的共鸣。
我错了吗？
我没错。我为国戍边，保家卫国，这是我的职责。
她错了吗？
她错了。无论有什么理由，精神出轨都是对婚姻的背叛。
我们都错了。
锄头一下一下地砸进地里，像是在敲打我的心。
汗水和泥水混在一起，流进我的眼睛，又涩又痛。
我不知道翻了多久，直到我的双臂酸痛得抬不起来。
林蕙站在廊下，端着一碗水，默默地看着我。
她的眼睛还是红的，但已经没有了昨晚的惊恐，多了一丝愧疚和心疼。
我停下来，接过她手里的碗，一口气喝干。
水是温的，加了点糖。
“歇会儿吧。”她说。
我没说话，把碗还给她，继续翻地。
我需要用这种最原始的体力消耗，来清空我脑子里的愤怒和杂念。
我必须想清楚，下一步，该怎么走。
中午，父亲回来了。
他看了一眼我翻出来的半片地，又看了看我满身的泥水。
“吃饭吧。”他说。
饭桌上，依旧沉默。
但气氛，已经不像昨天那么剑拔弩张。
吃完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
他盘腿坐在炕上，装了一锅旱烟，点上，吧嗒吧嗒地抽着。
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想明白了？”他问。
“想明白了一些。”我说。
“说说看。”
“爸，你说得对。根子在我自己身上。我……我对不起林蕙。”
说出这句话，我感觉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承认自己的错误，比指责别人，更需要勇气。
父亲点了点头，吐出一口浓烟。
“男人，不能只把力气使在外面。家，才是你的根。根不稳，树再高，也得倒。”
“林蕙是个好姑娘。她为你，受了不少苦。”
“我知道。”
“她错在，心里有了苦，没跟你说，却跟外人说了。这是她的不对。”
“但你呢？你有没有想过，她为什么不跟你说？”
我沉默了。
“因为你把家当成了你的兵。你每次回来，都是命令，都是安排，你什么时候，坐下来，好好听她说过话？”
父亲的话，句句戳在我的心窝子上。
“你提了干，是好事。但官越大，离家越远，离人心，也就越远。你要是学不会怎么当一个好丈夫，你这个排长，也当不好。”
“一个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的人，怎么带好一个排的兵？”
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爸，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父亲掐灭了烟锅，看着我。
“怎么做？”
“我要跟林蕙，好好谈谈。”我说，“不是审问，不是谈判，就是谈谈心。”
“还有那个老师，”我顿了顿，“我不去找他了。这是我和林蕙之间的事，我会处理好。”
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意。
“这还像我陈家的儿子。”
他从炕上的一个旧木箱里，拿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
打开来，是一只成色很好的玉坠。
“这是你妈留下的。本来，等你和林蕙有了孩子，再给她。”
“现在，你拿去，亲手给她戴上。”
“告诉她，陈家的媳妇，不是那么好当的，但我们陈家，也绝不会亏待她。”
我接过那只温润的玉坠，感觉沉甸甸的。
那不仅是玉的分量，更是一份传承，一份责任。
我拿着玉坠，回到了我们的房间。
林蕙正坐在床边，叠着我换下来的、满是泥污的衣服。
我走到她身后，她感觉到了，身体一僵。
我没有说话，只是从后面，轻轻地环住了她的肩膀。
她的身体在发抖。
我把下巴抵在她的头顶，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
“对不起。”我说。
这是我第一次，对她说这三个字。
她的眼泪，瞬间又涌了出来，一滴一滴，落在我的手背上，滚烫。
她转过身，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
像是要把这些天，这些年所有的委屈、孤独和害怕，都哭出来。
我抱着她，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她的后背。
“是我不好，”我说，“我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是我不好。”
“我以为我拼命在外面挣前途，就是对你好。我忘了问你，你想要的是什么。”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我不要什么前途，我只要你……我只要你好好的，能多跟我说说话……”
“我知道了。”我吻了吻她的额头，“以后，我改。”
等她哭声渐歇，我拉着她坐下，摊开手心，露出那枚玉坠。
“这是妈留下的。”
她看着玉坠，愣住了。
“爸让我给你的。”
我拿起玉坠，亲手给她戴在脖子上。
冰凉的玉，贴着她温热的皮肤。
“林蕙，”我看着她的眼睛，无比认真地说，“以前，是我错了。我向你保证，从今天起，我会学着做一个好丈夫。”
“我会每周给你写一封长信，告诉你我在部队里所有好玩的事，不开心的事。”
“我每次回来，都会给你带礼物，哪怕只是一朵野花。”
“我会听你说话，听你讲你读的书，你心里的想法，哪怕我听不懂，我也会认真听。”
我像是在宣誓，每一个字都发自肺腑。
“但是，”我话锋一转，“我也对你有要求。”
她紧张地看着我。
“第一，那些信，必须处理掉。我不希望我们家里，还留着别的男人的东西。”
她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我已经准备烧了。”
“第二，以后，不许再和那个人有任何来往。同学也好，朋友也好，普通人也好，都不行。”
“我答应你。”她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握住她的手，“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开心的，不开心的，委屈的，害怕的，你都必须第一个告诉我。”
“我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天。天塌下来，有我给你顶着。你不可以，再去找别人。”
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这一次，是感动的泪。
她用力地点头。
“陈硕，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把她揽进怀里。
“那件事，就让它过去吧。”我说，“从今天起，我们重新开始。”
窗外，雨停了。
一缕阳光穿透云层，照进屋子，在我们脚下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斑。
下午，林蕙当着我的面，把那个小木盒子里的信，全都投进了灶膛里。
蓝色的火苗舔舐着信纸，那些隽秀的字迹，那些暧昧的诗句，都化作了黑色的灰烬。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的最后一根刺，也被拔掉了。
晚上，我主动提出，和林蕙一起做饭。
我笨手笨脚地择菜，她在旁边切肉。
厨房里，弥漫着久违的、温馨的烟火气。
父亲坐在院子里，听着我们俩在厨房里偶尔的斗嘴和笑声，吧嗒吧"
"嗒地抽着烟，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晚饭，我们吃的是饺子。
猪肉白菜馅的，是林蕙知道我最爱吃的。
我一连吃了三大碗。
父亲破天荒地，给我倒了一杯酒。
“陈硕，”他举起杯，“家和，万事兴。”
“嗯。”我重重地点头，和他碰了一下杯。
那晚，我回到了我们的房间。
躺在熟悉的床上，闻着枕边人熟悉的味道，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
黑暗中，林蕙把头靠在我的胸口。
“陈硕，你这次回来，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她小声说。
“哪里不一样？”
“说不上来，”她说，“就感觉……你离我近了。”
我笑了，把她搂得更紧。
“以前，我把时间当硬币，投进去，是为了换军功章。”
“以后，我把时间当硬免，投进去，是为了换我们俩能更近一点。”
她没听懂我这个蹩脚的比喻，但在我怀里，笑得很甜。
探亲假很快就要结束了。
走的前一天，林蕙给我收拾行李。
她把我的军装熨得笔挺，把我要带的干粮一样一样包好。
我看到她把那枚玉坠用一根红绳仔细地系好，贴身戴着。
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
“等我，下次回来，给你带城里百货大楼的雪花膏。”
“我不要，”她转过身，帮我理了理衣领，“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我点了点头。
父亲把我送到村口。
“爸，我走了。家里，就拜托你了。”
“放心去吧。”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我记住了。”我郑重地说，“家不是法庭，是港湾。”
父亲笑了。
我背上行囊，大步向前走去。
走了很远，我回头，看到父亲和林蕙，还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像两尊雕像。
我用力地挥了挥手。
回到部队，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林蕙写信。
一封长达五页的信。
我告诉她，我回部队的路很顺利，战友们都羡慕我胖了一圈。
我告诉她，我们排新来了两个兵，一个像猴子一样机灵，一个像牛一样憨厚。
我告诉她，营区后面的山坡上，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等我下次回去，一定采一把最好看的给她。
信的最后，我写道：
“蕙吾：见信如晤。勿念，盼回信。”
我学着那个男人的口吻，但我知道，我的“蕙吾”，和他的“蕙吾”，是不一样的。
我的，是承诺，是责任，是丈夫对妻子唯一的、不容分享的爱。
几天后，我收到了林蕙的回信。
信里，她没有再谈什么书，什么诗。
她告诉我，家里的菜地，她种上了我爱吃的辣椒和黄瓜。
她告诉我，父亲的咳嗽好多了，最近迷上了听收音机里的评书。
她告诉我，她给我做了一双新布鞋，下次寄给我。
信纸的最后，是一行娟秀的小字：
“盼君归。”
我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心里像灌满了蜜。
我们的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甚至比以前更好。
我开始理解，婚姻就像营房里的那盏灯泡，它亮着的时候，你觉得理所当然，只有当它忽明忽暗，甚至快要熄灭时，你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才会想办法去修理它，而不是直接把它扔掉。
我和林蕙的“灯泡”，经过这次修理，似乎比以前更亮了。
我严格遵守着我的承诺，每周一封长信，雷打不动。
林蕙的回信也很准时。
我们聊家常，聊部队，聊未来的打算。
我说，等我再立个功，争取调到离家近的武装部去，那样，我们就能天天在一起了。
她说，好，我等你。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直到一个月后，我休假回家，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军事演习。
出发的前一晚，父亲又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间。
他看起来，比上次我回来时，更苍老了一些。
“要走了？”
“嗯，明天一早的火车。”
“这次去，任务重吗？”
“重。一次大规模的跨区演习。”我没有隐瞒。
父亲沉默了很久，只是抽着他的旱烟。
屋子里，烟雾弥漫。
“陈硕，”他突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
我的心，咯噔一下。
“关于……林蕙的。”
我的神经瞬间绷紧了。
“她……又怎么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父亲摇了摇头，“她是个好孩子，这些日子，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对我也孝顺。”
“那是什么事？”
父亲看着我，眼神复杂。
“那个高老师……你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吗？”
我摇了摇头。我不想知道，也不关心。
“他父亲，是五七年被打下来的右派，前几年才从农场放回来，身子骨都垮了。”
“他们一家，在镇上，一直抬不起头。”
我愣住了。
“林蕙……她不是糊涂。”父亲叹了口气，“她是在帮他们。”
“帮他们？”
“高家断了粮，她把我们家的口粮，偷偷送过去。高远的妹妹没钱上学，她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给了人家。”
“她和高远通信，一开始，确实是因为书。但后来……更多的是同情。”
“林蕙的爸爸，你还记得吗？”父亲问。
我当然记得。我的岳父，也是因为一些历史问题，郁郁而终。
我的脑子，像被重锤狠狠地敲了一下。
我明白了。
林蕙在高远一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
她的那种亲近，那种所谓的“精神共鸣”，与其说是男女之情，不如说是一种同病相怜的悲悯。
她不是在寻找情人，她是在……救赎。
救赎那个和她父亲一样命运的人，也像是在救赎她自己心里那个无能为力的小女孩。
“爸，这些事，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怎么告诉你？”父亲反问，“告诉你，她在一个敏感的时期，去接济一个‘有问题’的家庭？你是个军人，你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她怕影响你。”
“所以，她把所有的事，都自己扛了下来。包括你的误会，你的愤怒。”
我呆住了。
我以为，我已经看清了事情的全貌。
我以为，我用我的宽容和“规则”，修复了我们的婚姻。
可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那些我看不到的水面下，是我的妻子，用她单薄的肩膀，扛起的、我从未想象过的重担和风险。
她宁愿被我误会为不忠，也不愿因为她的“善心”，给我带来一丝一毫的政治风险。
这是怎样的一种爱？
又是怎样的一种……残忍？
我冲出父亲的房间，跑到院子里。
夜很深，很凉。
我看着我们房间那扇透出温暖灯光的窗户，泪水，第一次为了这个女人，夺眶而出。
我这个自以为是的男人，我这个愚蠢的丈夫。
我用我的纪律和原则，去审判她。
我用我的所谓“规则”，去“改造”她。
我甚至还为自己的“大度”而沾沾自喜。
可我从来，都不知道她的苦。
我敲了敲门。
“谁啊？”里面传来林蕙的声音。
“我。”
门开了，她看到满脸是泪的我，吓了一跳。
“陈硕，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走进去，紧紧地，紧紧地抱住了她。
我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像一个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对不起……”我哽咽着说，“林蕙，对不起……”
这一次的“对不起”，比上一次，重了千斤，万斤。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感觉到了我的脆弱和痛苦。
她没有问，只是抱着我，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就像我上次安慰她那样。
“没事了，”她柔声说，“没事了，有我呢。”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父亲说的话。
家，不是法庭。
家，是那个你可以在里面，卸下所有盔甲，暴露所有软肋，却依然会被温柔以待的地方。
第二天，我登上了去演习场的火车。
我的行囊里，没有了沉甸甸的手枪。
却多了一份更沉重，也更温暖的牵挂。
我知道，我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这一次，我知道我的身后，站着一个怎样的爱人。
我也知道，我该成为一个怎样的男人，才配得上她。
火车开动时，我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是部队发来的。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是关于这次演习的最新部署调整。
但在电报的末尾，通讯员用铅笔加了一行小字。
“陈排长，您爱人林蕙同志，前几日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介绍人是镇中学的高远老师。特此告知。”
我的手，猛地攥紧了那份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