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画原创小说之《南京传奇》（第46~50章，共100章）
第46章 韩门三进士
明嘉靖年间的高淳，秦淮河支流石臼湖像一条碧绿的绸带，穿城而过。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尽时，湖面就泛着粼粼波光，映着两岸的桑麻田——田埂上的农人扛着锄头匆匆走过，露水打湿了裤脚；也映着零星的读书楼——楼里传出“子曰诗云”的诵读声，与湖边船夫的号子声、街头商贩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成了高淳最寻常的晨曲。
彼时江南文风虽盛，苏州府一年能出十几个进士，扬州的盐商们也争相供养文人，可高淳因地处苏皖交界，是往来商船的必经之地，码头边永远堆着待运的粮食、布匹，街头满是挑着货担的行商、摇着乌篷船的船家，科举仕进者寥寥。当地老人常说：“高淳的土，养的是生意人，不是读书人。”直到韩氏一族崛起，这片沾满烟火气的水土，才渐渐多了几分“诗书传家”的厚重气。
韩家祖宅在高淳老街的最深处，青石板路被几百年的脚步磨得发亮，尽头的门楼没有豪门望族那般雕梁画栋，只在门楣上挂着一块黑檀木匾额，上面刻着“耕读传家”四个楷书——那是韩家第一代读书人，也就是韩叔阳的父亲韩老秀才亲手题写的。韩老秀才一辈子没中过举，却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每天天不亮就叫醒韩叔阳，在油灯下教他背《论语》、写八股，连家里的田都交给雇工打理，只守着一间小小的书塾度日。匾额上的墨色虽因岁月侵蚀有些淡了，可每一笔的顿挫里，都透着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
韩叔阳考中进士那年，刚过而立之年。他穿着崭新的进士袍回到高淳时，城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孩子们跟在他的马后跑，喊着“韩进士”。可这份热闹没持续多久，一场特大水灾就席卷了高淳——石臼湖的水位一夜之间涨了三尺，漫过了单薄的堤岸，冲毁了沿岸的田垄，即将成熟的麦子泡在水里，很快就发了霉。粮价跟着疯涨，从一两银子三斗米，涨到一两银子一斗米，地方上的豪强们却趁机囤粮，河西村的王员外甚至把上千石粮食藏进了废弃的船坞，还派家丁守着，谁要是敢去讨粮，就用棍棒驱赶。
韩叔阳赴任高淳知县的那天，没有坐官轿，也没有带锣鼓仪仗，只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旧木车，车上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一箱子书，带着两个随从就出发了。彼时水灾刚过，乡间的路满是泥泞，他的官服裤脚沾满了泥点，鞋子陷在烂泥里好几次，差点把脚崴了。随从劝他：“大人，咱们还是雇辆马车吧，这样走下去，天黑也到不了河西村。”韩叔阳却摆了摆手：“雇马车要花钱，百姓们连饭都吃不上了，我怎能浪费银子？”
他挨家挨户查看灾情，在河西村看到的一幕，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一个白发老农抱着已经饿死的小孙子，坐在被冲毁的田埂上，孩子的小脸蜡黄，嘴唇干裂，老农的眼泪浑浊地淌在布满皱纹的脸上，滴在孩子冰冷的脸上。老农见了韩叔阳，“扑通”一声跪下，磕着头说：“韩大人，求您发发慈悲，给我们点吃的吧，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饿死了！”在河东村，一群妇女围着他，手里举着空空的米袋，有的袋子上还破了洞，露出里面几粒发霉的米，她们声嘶力竭地喊着“韩大人救命”，声音里满是绝望。
韩叔阳把这些都记在随身的账簿上，每一个受灾村落的名字、每一户人家的人口、缺多少粮食，都写得工工整整。晚上回到县衙，他坐在书房里，油灯的光忽明忽暗，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案上摆着两个包裹，一个是河西村王员外派人送来的厚礼——里面有五十两银子和一匹上好的杭绸，附带的信上写着“治水需缓，维稳为上，莫要得罪乡绅，误了大人前程”；另一个是河东村的百姓送来的半袋炒米，里面还混着几颗小石子，是他们家里仅有的存粮，送米的老妇人说：“韩大人，我们知道您是好官，这点米您别嫌弃，填填肚子也好。”
韩叔阳看着这两个包裹，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突然抓起案上的砚台，狠狠砸在地上，墨汁溅满了刚写好的治水奏疏，也溅到了他的官服上。“为官若惧豪强，何谈父母官？若保不住百姓，这乌纱帽我宁可不戴！”他的声音很大，惊得外面的随从都跑了进来，以为出了什么事。
第二天一早，韩叔阳就带着衙役直奔王员外的粮囤。王员外仗着自己和知府是拜把子兄弟，根本不把韩叔阳放在眼里，还让家丁拿着棍棒拦在粮囤门口，恶狠狠地说：“韩知县，你别不识抬举，王员外的粮食，也是花钱买来的，凭什么给那些穷鬼？”韩叔阳毫不畏惧，从怀里掏出账簿，大声念道：“王员外，你去年报的田产是五百亩，可实际有一千二百亩，按朝廷规定，你应缴粮三百石，可你只缴了五十石，剩下的都囤起来了，我说得对吗？”
王员外脸色一变，没想到韩叔阳早就查清楚了他的底细。韩叔阳又让人打开粮囤，满囤的粮食露了出来，金黄的麦子堆得像小山。百姓们看到粮食，都欢呼雀跃起来，王员外却气得脸色铁青，指着韩叔阳说：“你等着，我这就去知府大人那里告你！”韩叔阳冷笑一声：“你尽管去告，我韩叔阳做事，对得起天地，对得起百姓，不怕你告！”
随后的几个月，韩叔阳一边组织百姓疏浚河道、重修堤坝，一边监督豪强们放粮。他每天都和百姓们一起干活，亲自拿着铁锹挖土，手掌磨出了血泡，就用布条缠上，继续干；晚上则在灯下写治水方案，常常熬到后半夜。百姓们过意不去，给他送来了刚煮好的糙米饭和野菜汤，他总是笑着接过，和大家一起吃，从不搞特殊。有一次，一个老农偷偷在他的饭里藏了一个鸡蛋，韩叔阳发现后，又把鸡蛋分给了旁边的孩子，说：“孩子正在长身子，需要营养。”
当新稻在修复的田垄里抽穗时，高淳的百姓们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老农们拉着韩叔阳的手，往他兜里塞刚煮好的新米，那米还带着热气，香气扑鼻。韩叔阳却笑着推回去：“这米，该留着给娃们长身子，他们是高淳的将来，是大明的将来。”他还在高淳东门外办起了“耕读书院”，把流落街头的孤儿都接来，教他们读书识字。书院的门柱上，他亲手题了一副楹联：“一粥一饭思民苦，一笔一画写天良”，这副楹联，后来成了韩家代代相传的家训，刻在了韩家祖宅的正厅墙上。
到了第二代韩邦宪，韩门已在江南声名远播。韩邦宪从小就听父亲讲祖父治水救民的故事，也把“一粥一饭思民苦”的家训背得滚瓜烂熟。他十六岁中举，二十岁考中进士，被派往京城任翰林院编修时，正是大宦官魏忠贤专权的鼎盛时期。
那时的魏忠贤，被天启皇帝称为“九千岁”，朝中大臣大多依附于他，有的甚至为他建生祠——浙江的巡抚为了讨好魏忠贤，花了几十万两银子建生祠，还让百姓们去祭拜；京城的不少官员，每天都要去魏府请安，要是能得到魏忠贤的一句夸奖，就能高兴好几天。韩邦宪刚到京城时，翰林院的同僚就劝他：“韩大人，你刚入仕途，可得懂规矩。如今魏公公权势滔天，你若想在京城立足，赶紧备上厚礼，去魏府拜访，晚了就来不及了。”
韩邦宪却只是淡淡一笑，依旧每天在翰林院研究典籍，整理前朝的史料，从不参与结党营私。他的书房里，挂着祖父韩叔阳手书的家训，每次看到那副楹联，他就想起祖父在高淳的样子，想起百姓们期盼的眼神，心里就多了几分坚定。
一日，魏府的管家带着两个随从，抬着一个沉甸甸的红木箱子，来到韩邦宪的宅邸。管家穿着锦缎长袍，头戴瓜皮帽，脸上堆着谄媚的笑：“韩大人，咱家公公听说您有才学，是个栋梁之材，特意让小的来请您入阁办事，这箱子里是公公的一点心意，还望大人笑纳。”说着，管家就打开了箱子，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还有几匹罕见的云锦，在阳光下闪着光。
韩邦宪站在书房里，目光落在墙上的家训上，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案上的《论语》——那是祖父留给父亲，父亲又留给她的，书页上还留着两代人的批注，祖父的批注苍劲有力，父亲的批注工整清秀。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在书院的槐树下教他读“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时窗外的月光正照在祖父的牌位上，肃穆而坚定；想起父亲说过的话：“韩家的子孙，可以穷，可以官小，但不能丢了良心，不能忘了百姓。”
“请回吧，”韩邦宪转身对管家说，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韩家子孙，只认公理，不认私恩。公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金银珠宝，我不能收。”话音刚落，他就命随从将箱子抬出去，不管管家如何劝说，都不肯松口。
管家走后，韩邦宪坐在案前，提笔写下了《拒佞疏》。疏中直斥魏忠贤“专权误国、结党营私、迫害忠良、搜刮民财”，字字铿锵，句句恳切。他在疏中写道：“今魏贼弄权，朝堂乌烟瘴气，百姓苦不堪言，若陛下再不醒悟，大明江山危在旦夕！臣虽微末，愿以死谏，只求陛下斩魏贼，安天下！”
这封奏疏递上去后，天启皇帝看都没看，就交给了魏忠贤。魏忠贤气得咬牙切齿，当即下令把韩邦宪贬为广东潮州通判，赶出了京城。消息传到江南，百姓们都为韩邦宪惋惜，有人写信劝他：“韩大人，您何必跟魏忠贤硬碰硬？不如暂且忍耐，等将来再图大事。”韩邦宪却在回信中写道：“我若为了官位投靠奸佞，怎对得起祖父的教诲，怎对得起韩家的家训，怎对得起天下百姓？贬官算什么，就算是死，我也不会改初心。”
“韩门刚正”的名声，也因为这件事，传遍了天下。
第三代韩仲雍，更是把韩家的家风刻进了骨子里。他从小就跟着父亲韩邦宪在潮州长大，听父亲讲祖父拒佞被贬的故事，也亲眼看到父亲在潮州如何为百姓办实事——父亲在潮州修水利、办学校，把潮州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们都称父亲为“韩青天”。韩仲雍暗暗发誓，长大后也要像祖父、父亲一样，做一个为民做主的好官。
他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任湖广按察使，负责监察地方官员。上任的第一天，他就对下属说：“我韩仲雍办案，只讲国法，只看证据，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什么背景，只要犯了法，就别想蒙混过关。”
上任不久，他就查出下属中有位同乡贪墨赋税，数额高达两千两白银。这位同乡姓赵，叫赵德海，和韩仲雍从小一起在高淳的石臼湖边摸鱼、一起在“耕读书院”读书，两家还是世交——韩仲雍的母亲和赵德海的母亲是结拜姐妹，韩仲雍小时候还常住在赵家。
赵德海得知自己被查后，吓得魂不守舍。他知道韩仲雍的性格，也知道韩家的家训，可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想凭着同乡和世交的情分，让韩仲雍网开一面。
深夜，赵德海穿着便服，头发凌乱，脸上满是疲惫，偷偷来到韩仲雍的府邸。他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在韩仲雍面前，眼泪直流：“仲雍兄，求你饶我这一次！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贪墨赋税，可我也是没办法啊！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亲，她得了重病，需要钱治病；下有刚满月的孩子，还等着喂奶。要是我被治罪，我们全家就完了！”
韩仲雍坐在椅上，沉默了许久。案上摆着赵德海送来的家乡特产——一包晒干的高淳莲子，那是赵德海的母亲亲手晒的，还带着石臼湖的清香。韩仲雍拿起一颗莲子，放在手里摩挲着，思绪飘回了小时候——那时候，他和赵德海一起在石臼湖边摸鱼，赵德海总是把最大的鱼让给他；一起在书院读书，赵德海数学好，就帮他补习算术，他语文好，就帮赵德海修改文章；赵德海的母亲做了好吃的，总会叫他去家里吃，还笑着说：“仲雍啊，你就跟我的亲儿子一样。”
那时的天很蓝，水很清，阳光很暖，谁也没想过，长大后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德海，”韩仲雍的声音有些沙哑，他扶起赵德海，眼神里满是复杂，“我知道你家里困难，我也想帮你。可你想过没有，你贪的不是银子，是百姓的血汗啊！那些百姓，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田，好不容易缴了赋税，却被你贪了去，他们的日子该怎么过？他们的孩子该怎么活？”
他顿了顿，又说：“韩家的规矩，是不欺天、不欺地、不欺民。我要是饶了你，就是欺天、欺地、欺民，就是丢了韩家的家训，丢了为官的良心。我不能这么做。”
最终，韩仲雍依法将赵德海革职查办，没收了贪墨的钱财，上缴国库。但他也没忘了赵德海的家人——他自掏腰包，给赵德海的母亲请了最好的大夫，还送了医药费；帮赵德海的妻子找了份在织造坊缝补的活计，让她能养活自己和孩子；每个月，他都会派人去看望赵德海的孩子，送些衣服和书本。
有人说他“太傻”，既得罪了同乡，又花了自己的钱，不值得。韩仲雍却只是笑着说：“治罪是国法，不能含糊；帮忙是人情，不能忘了。国法与人情，不是不能兼顾，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良心。”
韩门三代，从韩叔阳治水救民、兴办书院，到韩邦宪拒佞守正、不惜被贬，再到韩仲雍肃贪护民、公私分明，每一代都把“为民”二字扛在肩上，把“一粥一饭思民苦”的家训刻在心里。高淳老街的韩家祖宅，后来成了百姓争相拜访的地方——有人来求家训字帖，希望能教育子孙；有人来听韩家故事，激励自己做个正直的人；连路过的文人墨客，也会在此题诗留念，称赞韩家“三代进士，一世清风”。
正如高淳当地百姓常说的：“韩门的进士，不是靠死读书考出来的，是靠良心、靠德行养出来的。这世上的官有很多，可像韩家这样心里装着百姓的官，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官啊！”
七律·第46章
韩门三代进士郎，高淳故里美名扬。
叔阳治政兴教化，邦宪为官拒佞狂。
仲雍肃贪增国赋，后人继德守纲常。
莫道寒门无贵子，只缘祖德有余光。
第47章 江宁设织造
明崇祯年间的江宁，秦淮河畔的织户们早已习惯了清晨的机杼声——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空刚泛起鱼肚白，张家织坊的织机就“哐当哐当”响了起来，张织娘坐在织机前，手指熟练地穿梭着丝线；李家的织娘则背着布包，踩着青石板路去市集买生丝，布包里还装着给孩子带的早点——一块刚烙好的葱花饼。
可这一年的春天，一则朝廷告示打破了织户们平静的生活。告示贴在秦淮河畔的显眼处，用大红纸写着，字又大又工整，不少织户围着看，有的还请识字的先生念给他们听。先生清了清嗓子，大声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设江宁织造署，专司皇室丝绸供应，凡龙袍、凤袍、宫廷绫罗绸缎，皆由织造署承办。特招募织工百名，要求技艺精湛，熟悉古法，待遇从优。钦此。”
消息一出，秦淮河畔的织户们既期待又忐忑。期待的是，能为皇室织布，从此就有了“皇商”的名头，不仅工钱比普通织活高两倍，还能免受地方恶霸的欺压——以前，有些恶霸经常去织户家里敲诈勒索，要是不给钱，就砸织机、抢丝绸，织户们敢怒不敢言，要是进了织造署，有朝廷撑腰，恶霸们就不敢胡来了。
可忐忑的是，皇室对丝绸的要求严苛到了极点。老织工们都知道，宫里的太监验收丝绸时，会拿着放大镜看，连最细微的针脚都不放过；龙袍上的龙鳞要栩栩如生，每一根金线的粗细都要一样，连龙眼睛的颜色，都要按照宫里的规定来，稍有差池，不仅拿不到工钱，还可能被治罪，轻则罚银，重则流放。有个老织工叹着气说：“皇家的饭，好吃难咽啊！弄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
织造署选址在秦淮河畔的钞库街，这里曾是江南丝绸的集散地，热闹非凡——码头上，商船一艘挨着一艘，船上装满了生丝、绸缎，船夫们喊着号子，把货物卸下来；街头的丝绸店一家连着一家，店里挂满了五颜六色的丝绸，有杭绸、蜀锦、苏绣，吸引着各地的商人前来采购；还有不少染坊，门口挂着染好的丝绸，像一道道彩色的瀑布，空气中都飘着生丝的清香和染料的味道。
负责筹建织造署的官员姓王，叫王承宗，是个懂丝绸的行家。他的母亲曾是苏州有名的织娘，一手云锦织得炉火纯青，王承宗从小就跟着母亲学挑花、织布，对丝绸的门道了如指掌——他能一眼看出丝绸的原料是桑蚕丝还是柞蚕丝，能通过针脚的密度判断织工的技艺高低，甚至能闻出染料是用苏木还是红花做的。
王承宗亲自挑选织工，要求“既懂古法，又能创新”。选拔那天，钞库街的空地上挤满了织户，有白发苍苍的老织工，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有梳着发髻的姑娘，大家都抱着自己织的丝绸，希望能被选中。
李阿婆是江宁有名的织锦能手，从十二岁开始织布，今年已经五十八岁了。她的手上布满了老茧，比铜钱还厚，指关节因为常年握织梭，有些变形，可一拿起织梭，她的手就变得灵活起来。她带着十七岁的女儿阿云来应征时，王承宗正拿着一匹蜀锦仔细查看，手指轻轻抚摸着锦面上的花纹，像是在抚摸一件珍宝。
“老夫人，您会织云锦吗？”王承宗抬头问道，目光落在李阿婆手里的布包上，眼里带着一丝期待。
李阿婆点点头，小心翼翼地从布包里掏出一小块云锦碎片——那是她去年为一位富商织的寿衣料，上面织着一朵栩栩如生的牡丹，花瓣层层叠叠，金线勾勒的边缘在阳光下闪着微光，花瓣上的露珠用珍珠线织成，晶莹剔透，仿佛一碰就能滴出水来。“这是老身去年织的，用的是‘挑花结本’的老法子，一根线都错不得。”李阿婆的声音有些沙哑，却透着一股自豪，“老身织了四十多年布，从没出过差错，不管是蜀锦、杭绸，还是云锦，老身都能织。”
王承宗接过云锦碎片，仔细看了看，又用手摸了摸，还对着阳光照了照，满意地点点头：“好手艺！这牡丹的层次感，这金线的亮度，都是一流的。您被录取了，以后就负责云锦的挑花结本。”
阿云也跟着母亲进了织造署。她从小就跟着母亲学织布，六岁开始捻线，十岁开始学织简单的丝绸，十五岁就能织出完整的杭绸，基础很扎实。王承宗看她聪明伶俐，又有天赋，就让她跟着李阿婆学习挑花结本，将来接替李阿婆的活计。
江宁织造署建成后，像一座小小的城池——里面分了织锦坊、染坊、挑花坊、仓库，还有织工们休息的宿舍和吃饭的食堂。织锦坊里摆着数十台织机，都是按照宫里的规格打造的，又大又结实；染坊里有十几个大染缸，里面装着不同颜色的染料，有红色、蓝色、黄色、绿色，都是用天然的植物制成的；挑花坊里摆着一张张长桌，桌上放着细绳、剪刀、图案纸，是织工们挑花结本的地方。
织工们很快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劳作。每天天不亮，织坊里的机杼声就响了起来，一直到深夜才停下来。云锦的制作远比普通丝绸复杂，光是“挑花结本”，就需要织工根据设计好的图案，在细绳上打结——一个复杂的龙纹图案，往往要打上千个结，每个结的松紧都要一样，位置也要精准，稍有不慎，整个图案就会错乱，织出来的云锦就会报废。
阿云第一次学挑花时，心里既紧张又兴奋。她坐在长桌前，看着母亲熟练地打结，手指翻飞，不一会儿就打出了一段花纹。可轮到她时，却频频出错——要么结打得太松，要么位置偏了，手指还被细绳磨得鲜血直流，染红了细绳，也染红了图案纸。
她疼得直掉眼泪，把细绳扔在地上，哽咽着说：“娘，我不学了，太疼了！这挑花结本太难了，我根本学不会。”
李阿婆没有骂她，也没有催她，只是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旧木盒，打开盒子，里面放着一块有些泛黄的云锦——那是一块凤袍料，上面的凤羽因为一个结没打好，歪了一小块，看起来很不协调，边缘还有被剪刀剪过的痕迹。
“阿云你看，这是我十八岁时织坏的凤袍料，”李阿婆的声音很温柔，像秦淮河的水一样，“那时候，我跟你一样，学挑花结本，手指磨破了，眼泪也流了不少，也想过不织了。可你太爷爷跟我说，云锦是‘一寸缂丝一寸金’，织的不仅是布，更是心意。皇室穿的云锦，代表的是大明的脸面，咱们织工手里的每一根线，都连着朝廷的体面、百姓的期待。你手上的疼，比起这些，算不得什么。”
阿云看着母亲手上的老茧，又看了看织机上半成品的云锦——那是一匹龙袍料，龙身已经织了一半，金线在阳光下闪着光，龙鳞层层叠叠，仿佛一条真的龙要从布上飞出来。她想起小时候，母亲带着她去市集，看到穿着云锦的官员经过，百姓们都忍不住驻足观看，眼里满是羡慕；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要是能织出最好的云锦，让皇室穿上，让百姓们看到，就是咱们织工最大的荣耀。”
她咬了咬牙，捡起地上的细绳，重新坐在案前，学着母亲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打结。从那以后，阿云每天都比别人早来一个时辰，晚走一个时辰，手指被磨破了就缠上布条，布条渗血了就换一块，有时候晚上睡觉，手指疼得睡不着，她就把手指放在温水里泡一会儿，第二天继续学。
渐渐的，她的挑花技术越来越熟练，不仅能准确地打出复杂的花纹，还能在图案的细节上做一些小小的改进，让花纹看起来更生动。有一次，她织的一块云锦被王承宗看到了，王承宗忍不住称赞道：“阿云这孩子，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将来肯定能成为江宁最好的织锦能手。”
织造署里最紧张的时候，是宫里派太监来验收丝绸。每次验收前，织工们都会提前几天把丝绸整理好，仔细检查每一个细节，生怕出一点差错。
有一次，宫里的刘太监来验收一批龙袍料。刘太监是宫里的老太监，专门负责验收皇室用品，眼光毒辣，要求严苛。他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放大镜，逐匹查看丝绸，连最细微的针脚都不放过。他一会儿让织工把丝绸展开，一会儿让织工把丝绸举起来对着阳光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这针脚太粗了，不行；这颜色有点偏，不行；这花纹不够清晰，不行。”
织工们都吓得大气不敢出，站在一旁，手心全是汗。当刘太监看到其中一匹龙袍料时，突然皱起眉头，指着龙鳞的位置，大声说：“这里怎么少了一片金线？你们是怎么做事的？这要是穿到皇上身上，你们担待得起吗？”
织工们吓得当场跪在地上，不敢抬头。负责这批龙袍料的织工老周，脸色苍白，嘴唇发抖，腿都软了——他知道少一片金线，按律要被治罪，轻则罚银，重则流放。老周的妻子刚生了孩子，得了产后风寒，需要钱抓药；家里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等着他的工钱养老。要是他被治罪，全家就完了。
老周“扑通”一声磕了个头，哭着说：“刘公公，求您饶了我吧！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一时疏忽，求您给我一次机会！”
就在这时，李阿婆站了出来，手里拿着针线和金线，走到刘太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说：“公公息怒，老身能补上这片龙鳞，保证和原来一模一样，绝不会影响龙袍的体面，也绝不会让皇上看出任何破绽。”
刘太监狐疑地看了她一眼，眼里满是不信任：“你？一个老妇人，能有这本事？要是补不好，可是要连坐的，你们整个织造署都要受牵连！”
李阿婆坚定地点点头：“老身愿以性命担保，要是补不好，任凭公公处置。”
说完，她坐在织机前，让阿云帮忙把龙袍料固定好，然后拿起针线和金线，开始修补。她的手指虽然布满老茧，却异常灵活，先把原来的线轻轻挑开，留出一点空隙，再把金线小心翼翼地穿进去，每一针都精准无比，金线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顺着龙鳞的纹路游走。
周围的织工们都屏住呼吸，看着李阿婆的手，连刘太监也忍不住凑了过去，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不一会儿，一片完整的龙鳞就出现在龙袍上，与周围的龙鳞完美融合，连针脚都看不出来，就像原本就有的一样。
刘太监凑近一看，又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一遍，不禁感叹道：“江宁织工，果然名不虚传！老夫人，您这手艺，真是绝了！”他不仅没有治罪，还特意在奏折里表扬了李阿婆，说她“技艺精湛，忠心可嘉”。朝廷后来还赏了李阿婆十两银子和一块“巧匠”牌匾，李阿婆把牌匾挂在自己的织机上方，每天看到牌匾，就觉得浑身有劲儿。
那时的崇祯朝，财政早已捉襟见肘。辽东战事吃紧，清军年年南下，朝廷需要大量的军费来供养士兵、购买武器；各地又频发旱灾、蝗灾，陕西、河南等地的百姓颗粒无收，纷纷起义，朝廷又要拿出银子来赈灾。钱袋子越来越瘪，可皇室对丝绸的需求却丝毫未减——皇帝的龙袍要每年换新的，皇后的凤袍要用上好的云锦，宫里的嫔妃、太监、宫女，也需要大量的丝绸做衣服，织造署的经费常常被拖欠。
织工们的工钱是按月发的，可朝廷的拨款迟迟不到，王承宗常常左右为难。他每次去户部催款，户部的官员都推脱说：“王大人，不是我们不拨款，实在是国库空虚，你再等等，等有了钱，我们肯定会拨给你的。”
有一次，织工们已经三个月没拿到工钱了。家里的米缸空了，孩子饿得哭，不少织工开始抱怨，有的甚至提出要停工。老周的妻子病情加重，需要买贵重的药材，可老周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难受，心里像刀割一样。阿云的弟弟要上学，需要交学费，阿云的母亲只能去当铺把家里唯一的首饰当了，才凑够了学费。
王承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在织造署的院子里来回踱步，看着墙上“奉旨织造”的匾额，眉头紧锁。他知道织工们的难处，也知道要是再不给工钱，织工们真的会停工，到时候宫里的丝绸供应不上，他也没法向朝廷交代。
最后，王承宗咬了咬牙，让人把自己家里的田产、字画都当了。他的田产在江宁城郊，有五十亩，是他父亲留下的；字画都是他收藏多年的珍品，有唐伯虎的画，有苏轼的书法，每一件都价值不菲。当当铺的老板看到这些字画时，都惊呆了，说：“王大人，您这些字画可是宝贝啊，您真的要当吗？”
王承宗点点头，说：“没办法，织工们等着钱吃饭，我不能看着他们饿肚子。这些字画再值钱，也比不上织工们的性命重要。”
他用当来的银子，先给织工们发了一部分工钱。织工们拿到工钱时，都很感动。老周拿着工钱，立刻去药店买了药材，给妻子煎药，妻子喝了药后，病情渐渐好转。老周拉着王承宗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磕头：“王大人，您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
王承宗却笑着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才是江宁织造的根基，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些漂亮的云锦，就没有皇室的丝绸供应。朝廷欠你们的，我一定会帮你们要回来。”
他还写了一封奏折，恳请朝廷尽快拨款。奏折里写道：“织工者，国之工匠也。他们日夜劳作，为皇室织就丝绸，是大明的脸面。若工匠寒心，何谈御用之物？若工匠无粮，何谈织出好丝绸？如今织工们已三月未得工钱，家中无米下锅，子女无钱读书，若再拖延，恐生变故。望陛下念及工匠辛苦，念及皇室丝绸供应，早日拨款，以安民心，以固国本。”
崇祯皇帝看到奏折后，深受触动。他没想到织工们的生活这么艰难，也没想到王承宗会为了织工们变卖自己的家产。他当即下旨，让户部尽快拨款给江宁织造署，还特意下旨安抚织工们，说“朕知织工辛苦，以后定不会拖欠工钱”。
江宁织造署的云锦，不仅是皇室的御用品，更是织工们心血的结晶。每一匹云锦上，都织着织工们的汗水与期盼——李阿婆盼着阿云能成为最好的织工，把云锦手艺传下去，让江宁的织锦名声传遍天下；阿云盼着能织出最漂亮的云锦，让母亲为自己骄傲，让百姓们看到织工的本事；老周盼着家人能过上安稳日子，不再为钱发愁，让孩子能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
秦淮河的水，日复一日地流淌，倒映着织造署的身影，也倒映着织工们忙碌的身影。织造署的机杼声，日复一日地响起，像一首永不停歇的歌，将江南的丝与情，织进了一匹匹流光溢彩的云锦里——这些云锦，不仅见证了大明王朝最后的繁华，也见证了江宁织工们的坚守与匠心，更见证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对技艺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
七律·第47章
江宁织造设官衙，专织龙袍与凤纱。
织工巧手挑经纬，绣女精心绘绮霞。
云锦流光惊帝阙，丝绸溢彩耀皇家。
莫道江南多宝物，此般技艺最堪夸。
第48章 东林讲时政
明泰昌至天启年间的南京，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紧张气息，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整座城市。魏忠贤专权的阴影，从京城蔓延到江南，东林党人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遭到大肆打压。
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重臣，被关进东厂大牢，受尽了酷刑——杨涟被打得遍体鳞伤，牙齿都被打掉了，却依旧不肯认罪，最后被魏忠贤的党羽用土袋活活压死；左光斗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身上生了蛆，却依旧在墙上写下“铁骨铮铮”四个大字，最后也惨死狱中。不少东林党人的著作被列为禁书，书店里只要敢卖东林党人的书，就会被抄家；连提及“东林”二字，都可能被东厂番子抓进大牢，轻则打板子，重则流放。
曾经热闹的东林书院，如今大门紧闭，落满了灰尘，门口还贴着魏忠贤的告示，写着“东林余孽，禁止入内”。南京城的街头，东厂番子穿着黑色的衣服，腰间挂着腰牌，手里拿着刀，四处巡查，眼神像鹰一样锐利，稍有不顺眼的人，就被抓进大牢，百姓们敢怒不敢言，走路都低着头，生怕惹祸上身。曾经遍布南京的讲学之地，如今变得冷冷清清，再也听不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
可在城南一座不起眼的旧书院里，却总有三三两两的学子，背着书箱，趁着清晨的薄雾或黄昏的暮色，偷偷从侧门进入。这座书院原本是东林党人张尔岐的祖上所建，后来家道中落，书院就闲置了，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已有上百年树龄，树干粗壮，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枝叶繁茂，像一把巨大的伞，遮住了半个院子，也遮住了学子们的身影。
张尔岐是顾宪成的弟子，顾宪成是东林学派的创始人，曾在东林书院讲学，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主张。张尔岐年轻时，曾在东林书院跟随顾宪成学习，深受东林思想的影响，立志要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他后来考中进士，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因弹劾魏忠贤“专权误国、迫害忠良”，被贬为南京国子监助教。
回到南京后，张尔岐看着魏忠贤的势力越来越大，东林党人越来越少，心里像被火烧一样着急。他知道，要是再没人站出来，要是东林思想就此消失，大明的江山就真的危险了。于是，他借着祖上的旧书院，开始秘密传播东林学派的思想，志同道合的学子来听课。
为了不被东厂番子发现，张尔岐把讲学的时间定在清晨和晚上，每次讲学前，都会让弟子在书院周围放哨，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就立刻通知大家疏散。书院的大门总是关着，学子们只能从侧门进出，侧门隐藏在一片竹林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每次讲学，张尔岐都会坐在老槐树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长衫的袖口已经有些磨损，可他却穿得很整齐。他手里拿着一本《论语》或《孟子》，却很少讲四书五经的章句，更多的是讲天下事，讲东林党人的故事，讲如何才能救国救民。
“今日我们不讲‘学而时习之’，只讲辽东的战事，只讲百姓的苦难，”张尔岐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穿透人心的力量，像寒冬里的一缕阳光，温暖而坚定，“你们都知道，清军已经占领了辽东的好几座城池，他们烧杀抢掠，百姓们流离失所，有的人家破人亡，有的人为了活命，只能逃到关内。可朝廷里，魏忠贤却忙着排除异己，忙着搜刮民财，忙着为自己建生祠，把国家大事抛到了脑后。这样的天下，你们说，该怎么办？”
话音刚落，一个名叫陈子龙的年轻学子便“腾”地站了起来。陈子龙是松江人，父亲是个秀才，一辈子都在教孩子们读书。他从小就听父亲讲东林党人的故事，讲杨涟、左光斗如何忠君爱国，如何与魏忠贤抗争，对魏忠贤的专权早就不满。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衫，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眼睛里却满是激动的光芒。
“先生，学生认为，当务之急是罢免魏忠贤，把他的党羽一网打尽！”陈子龙的声音有些发抖，却很坚定，“魏忠贤是大明的祸害，只要他在一天，朝廷就不得安宁，百姓就不得安稳。然后再重用贤臣，整顿军纪，派有能力的将领去辽东，这样才能保住辽东，保住大明的江山！”他顿了顿，又说：“学生愿意去京城，递奏折弹劾魏忠贤，就算是死，学生也不怕！”
另一个名叫夏完淳的学子也站了起来。夏完淳才十五岁，比陈子龙还小几岁，却比同龄人成熟得多。他的父亲是东林党人，因反对魏忠贤，被罢官回乡，夏完淳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对朝廷的局势看得很清楚。
“陈兄说得对！可魏忠贤权势滔天，朝中大臣大多依附于他，连皇上都信任他，把他当作心腹，”夏完淳的声音很冷静，“上次杨涟先生弹劾魏忠贤，结果被活活打死；左光斗先生也被害死在牢里。现在去弹劾魏忠贤，跟送死没什么区别。我们得想个更稳妥的办法，不能白白牺牲。”
学子们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要直接弹劾，有的说要先积蓄力量，有的说要联合更多的人，场面很热烈。张尔岐看着学子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东林的火种，没有熄灭；大明的希望，还在这些年轻学子的身上。
他轻轻咳嗽了一声，学子们立刻安静下来，都看着他，等着他说话。“夏完淳说得有道理，我们不能白白牺牲，”张尔岐说，“可也不能因为害怕，就什么都不做。难，不等于不能做。我们读书人，读的是圣贤书，学的是救国理，就算粉身碎骨，也不能忘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我们或许不能立刻罢免魏忠贤，但我们可以把东林的思想传出去，把魏忠贤的罪行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让更多人站出来。”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本手抄的《东林党人奏疏》。那本书的封面是用粗布做的，已经有些磨损，纸页也因为经常翻阅，变得有些发黄。这本书是他冒着风险，从东林党人的后人那里借来抄录的，里面收录了杨涟的《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左光斗的《请罢魏忠贤疏》、顾宪成的《东林书院记》等文章，每一篇都是东林党人的心血之作。
张尔岐把书递给陈子龙，说：“这是我冒着风险抄录的，里面有各位先贤弹劾魏忠贤的奏疏，有他们对天下大事的看法。你们拿去看，记住他们的风骨，记住他们的忠诚，也记住我们的使命。你们可以把这些奏疏传抄出去，藏在书里，贴在墙上，念给百姓们听，让更多人知道魏忠贤的罪行，让更多人明白，我们不是在谋反，我们是在救国。”
陈子龙接过书，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件稀世珍宝。他激动地说：“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些奏疏传出去，绝不会让先贤们的心血白费！”
从那以后，学子们不仅来书院听课，还主动承担起了传抄奏疏的任务。有的学子把奏疏藏在《论语》《孟子》的夹页里，带到其他书院，传给自己的朋友；有的学子把奏疏抄在纸条上，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贴在街头的墙上、茶馆的柱子上；还有的学子把奏疏念给百姓们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魏忠贤的罪行讲给百姓们听，让百姓们也知道，魏忠贤是个大奸臣。
学子林墨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南京本地人，父亲是个小商人，家里不算富裕，却很支持他读书。林墨每次传抄奏疏时，都会把奏疏藏在一个竹筒里，然后假装去市集买东西，把奏疏传给其他学子。有一次，他在传抄奏疏时，被东厂番子发现了。番子们拦住他，搜他的身，林墨急中生智，把竹筒扔到了旁边的河里，番子们没找到证据，只能把他打了一顿，放他走。
林墨回到书院，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却笑着对张尔岐说：“先生，奏疏没被他们找到，您放心吧！下次我会更小心的。”张尔岐看着他身上的伤，眼里满是心疼，却也满是敬佩：“林墨，你受苦了。可你要记住，你做的是对的，是在为天下百姓做事。”
书院的讲学和奏疏的传播，很快就引起了东厂番子的注意。番子们四处打探，终于查到了旧书院的位置。
有一天，正当张尔岐讲解《论语》中的“仁政”时——他说“仁政就是要为百姓着想，要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要重用贤臣，远离奸佞，让朝廷清明。可如今的朝廷，却反其道而行之，魏忠贤残害忠良，官员们贪污受贿，百姓们苦不堪言，这不是仁政，这是暴政”，几个身穿黑衣的番子突然闯进书院，手里拿着刀，腰间挂着东厂的腰牌，大声喊道：“谁是张尔岐？奉魏公公之命，带你回东厂问话！”
学子们吓得脸色发白，纷纷躲到张尔岐身后。陈子龙站出来，挡在张尔岐面前，大声说：“你们凭什么抓先生？先生只是在讲学，只是在教我们读书，没做错什么！你们这些走狗，别太嚣张了！”
番子冷笑一声，一脚把陈子龙踹倒在地。陈子龙倒在地上，嘴角流出了血，却依旧瞪着番子，不肯屈服。“小子，别多管闲事，不然连你一起抓！”番子恶狠狠地说，然后又转向张尔岐，“张尔岐，跟我们走！”
张尔岐却很平静。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袍，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然后对学子们说：“别怕，我去去就回。你们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能放弃读书，不能放弃救国的初心。就算我不在了，你们也要把东林的思想传下去，把弹劾魏忠贤的奏疏传下去，总有一天，正义会到来的，魏忠贤一定会受到惩罚的。”他又特意对陈子龙说：“陈贤弟，那本奏疏你要保管好，千万别弄丢了，也别让番子们找到。”
番子们不耐烦了，上前抓住张尔岐的胳膊，把他往外拖。张尔岐没有反抗，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书院，看了一眼老槐树，看了一眼学子们，眼里满是不舍，却也满是坚定。
番子把张尔岐押上囚车，往东厂大牢走去。囚车经过街头时，百姓们纷纷围过来，有的叹息，有的流泪，有的偷偷给张尔岐递食物和水。一个卖包子的老汉，把刚蒸好的包子塞到张尔岐手里，说：“张先生，您是好官，是好人，您一定要保重啊！”张尔岐接过包子，对老汉笑了笑，说：“谢谢老人家，我会保重的。”
他坐在囚车里，看着百姓们担忧的眼神，心里很感动——他知道，百姓们是支持他的，是反对魏忠贤的；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的。
在东厂的牢房里，番子们对张尔岐严刑拷打。他们用夹棍夹他的手指，夹得他手指骨都快断了；用烙铁烫他的皮肤，烫得他皮开肉绽，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还用鞭子抽他的背，抽得他浑身是血，衣服都被血浸透了。番子们逼他说出其他东林党人的下落，逼他承认自己“传播异端思想、图谋不轨”，可张尔岐却始终不肯开口。
有个番子不解地问：“你都这样了，还嘴硬什么？只要你说出其他人，魏公公就会放了你，还能给你官做，不比在这里受刑好？你这是何苦呢？”
张尔岐笑了笑，咳出一口血，声音沙哑却依旧坚定：“我张尔岐，是东林党人，生是东林的人，死是东林的鬼。想让我出卖同门，想让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绝无可能！”他想起顾宪成先生在东林书院讲学时说的话：“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时的阳光，透过书院的窗户，照在顾先生的脸上，温暖而坚定；而现在牢房里的阴暗、潮湿、恶臭，与那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他的心，却和那时一样坚定——他不能辜负顾先生的教诲，不能辜负东林党人的期望，不能辜负百姓们的支持。
张尔岐被关押的消息传到南京后，百姓们都很同情他。城南的茶馆老板王老汉，是个正直的人，平时就很佩服东林党人。他每天都会在茶馆里讲张尔岐的故事，讲张尔岐如何讲学，如何与魏忠贤抗争，骂魏忠贤的专权，骂东厂番子的残暴。
为了躲避番子的追查，王老汉把张尔岐的故事编成了评书，用暗语来讲——他把“张尔岐”说成“张先生”，把“魏忠贤”说成“魏掌柜”，把“东林党人”说成“忠良之士”。百姓们都听得懂，听得很入迷，有的甚至专门来茶馆听他讲。连一些官兵，也会偷偷来茶馆听，有的还会偷偷给王老汉送些茶水，示意他继续讲。
番子们也听说了王老汉的事，几次来茶馆搜查，可都没找到证据，只能把王老汉打了一顿，警告他不许再讲。可王老汉依旧没有放弃，还是偷偷地讲，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会把张先生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人知道张先生是个好人。”
后来，在几位正直大臣的劝说下——他们对崇祯皇帝说“张尔岐只是在书院讲学，传播圣贤思想，并无不轨之心。若治罪于他，会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也会让百姓们失望。望陛下明察，释放张尔岐”，魏忠贤也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了张尔岐。
张尔岐回到南京时，百姓们都跑到街头迎接他。有的给他送药，有的给他送吃的，有的给他送衣服。陈子龙、夏完淳、林墨等学子也来了，他们扶着张尔岐，眼里满是泪水：“先生，您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您！”
张尔岐看着眼前的百姓，看着眼前的学子，眼眶湿润了。他哽咽着说：“我张尔岐何德何能，能得百姓如此厚爱，能得你们如此牵挂？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做了一个读书人该做的事。”
此后，张尔岐依旧在旧书院讲学，只是来听课的人更多了，不仅有学子，还有商人、工匠，甚至还有一些士兵。他们有的是为了学习东林思想，有的是为了支持张尔岐，有的是为了寻找救国的方法。书院的老槐树，长得更加繁茂了，树荫下，总能听到张尔岐的声音，和学子们的讨论声，这些声音，像一道道光，照亮了南京的黑暗，也照亮了大明的希望。
那些偷偷记录的讲义，那些传抄的奏疏，被学子们带着，从南京传到苏州，从苏州传到杭州，从杭州传到松江，像一颗颗种子，在江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等待着春暖花开的那一天——等待着魏忠贤倒台，等待着大明重归清明，等待着天下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等待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日子，能重新回到人间。
七律·第48章
东林讲学在金陵，学子云集听政论。
直斥奸邪忧国祚，力陈利弊慰民心。
虽遭打压声名在，终得流传道义深。
莫道书生空议论，敢凭直笔写丹心。
第49章 崇祯失天下
明崇祯十七年正月，南京城的年味还没散去。街头的红灯笼依旧挂着，有的灯笼上还写着“吉祥如意”“国泰民安”的字样；商铺里依旧摆着年货，有糖果、点心、春联，老板们热情地招呼着客人；孩子们穿着新衣服，拿着鞭炮四处跑，笑声清脆，像银铃一样。可谁也没想到，一则来自北方的消息，会像一颗炸雷，在南京城炸开，打破这短暂的热闹与安宁。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就从城外传来，由远及近，越来越响。一个驿卒骑着一匹快马，马跑得气喘吁吁，口吐白沫，身上的驿服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他没有丝毫停留，直接冲进南京城，直奔兵部衙门。
在兵部衙门前，驿卒滚鞍下马，连马都顾不上牵，就跌跌撞撞地冲进衙门，嗓子因为长时间呼喊，已经变得沙哑，却依旧声嘶力竭地喊道：“紧急军情！北京危急！李闯率领起义军攻克太原，已经逼近北京了！朝廷急召各地派兵北上勤王！”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南京城。原本热闹的街头，瞬间变得安静下来，百姓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担忧和恐慌。有人停下脚步，议论纷纷：“李闯真的要打到北京了？那皇上怎么办？”“要是北京丢了，咱们南京会不会也遭殃？”“不行，我得赶紧收拾东西，逃到乡下去！”
消息传到南京官员耳中，整个官场更是乱成了一锅粥。兵部尚书史可法，是当时南京最有威望的官员，也是最忠诚的大臣。他得知消息后，立刻下令召集南京的文武官员，在兵部衙门议事，连早饭都没顾上吃。
议事厅里，烛火摇曳，映着官员们凝重的脸。有的官员眉头紧锁，有的官员神色慌张，有的官员则低头不语，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诸位大人，如今北京危急，李闯兵临城下，朝廷急召我们派兵北上勤王，”史可法坐在主位上，声音沉稳却带着一丝急切，“北京是大明的都城，是祖宗的基业，绝不能丢！我们必须尽快派兵北上，支援北京，保卫陛下！”
他的话音刚落，南京户部尚书就站了起来。户部尚书姓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账本，脸上满是焦虑：“史大人说得对！北京绝不能丢！户部愿意先拨一部分银子，作为军饷，支持军队北上。我已经查过账本了，国库还有五十万两银子，可以先拿出三十万两，给士兵们发饷，让他们安心打仗。”
可南京总兵却立刻反驳。总兵姓赵，是个武将，身材高大，脸上带着一道伤疤，是早年打仗时留下的。他皱着眉头，语气沉重地说：“刘大人，不是我不愿意北上，实在是南京兵力空虚啊！南京能打仗的士兵，满打满算也不过三万，而且大多是新兵，没打过仗，有的甚至连武器都不会用。要是把这些士兵都派北上，南京怎么办？万一清军从江南进攻，或者其他起义军来犯，南京就守不住了！南京是江南的重镇，要是南京丢了，江南就完了！依我看，不如先守住江南，等局势稳定了，再派兵北上。”
“赵总兵，你这是什么话！”户部尚书激动地说，“北京都快丢了，皇上都快危险了，你还想着守住南京？没有了北京，没有了皇上，守住南京又有什么用？你这是贪生怕死！”
“我贪生怕死？”赵总兵也激动起来，“我赵某人打了一辈子仗，什么场面没见过？我只是不想白白牺牲士兵的性命！那些新兵，连敌人的面都没见过，去了北京也是送死！”
官员们立刻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史可法，主张派兵北上；一派支持赵总兵，主张守住江南。双方争论不休，吵得面红耳赤，却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还有的官员，根本没心思争论，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有个官员偷偷对身边的人说：“依我看，北京迟早要丢，皇上恐怕也凶多吉少。咱们不如早做打算，要是北京真的丢了，咱们就在南京另立朝廷，立福王为新君。到时候，咱们都是从龙之臣，还怕没官做？”身边的人听了，连连点头，眼里满是贪婪。
史可法坐在主位上，看着眼前争论不休的官员，看着那些心怀鬼胎的官员，心里一阵悲凉。他手指紧紧攥着案上的奏折，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官袍，头发有些凌乱，眼里布满了血丝——他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局势，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他想起三个月前，崇祯皇帝给他下的圣旨。圣旨是用黄色的绫罗写的，上面的字迹是崇祯皇帝亲笔所书，笔画工整，却透着一股疲惫。圣旨里说：“南京乃江南重镇，地势险要，可作为大明的后路。史可法忠勇可嘉，着你整顿江南军务，训练士兵，储备粮草，随时准备北上勤王，保卫都城，保卫大明。”
那时，他还信誓旦旦地给崇祯皇帝写了回信，说：“臣定当不负圣望，竭尽全力整顿江南军务，训练士兵，储备粮草。一旦北京有需，臣必率军北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保卫都城，保卫陛下，保卫大明的江山社稷。”
可如今，北京危急，他却连一支能立刻北上的军队都凑不出来。他知道南京的士兵是什么样子——有的士兵已经三个月没拿到军饷了，连棉衣都没有，冬天只能穿着单衣站岗，冻得瑟瑟发抖；有的士兵武器破旧，刀枪都生了锈，弓箭的箭杆都是断的，根本没法打仗；还有的士兵是临时招募的农民，没受过任何训练，连基本的队列都站不好，更别说上战场杀敌了。
“国难当头，你们不想着怎么救国，不想着怎么保卫陛下，却只想着自己的安危、自己的官位！”史可法的声音有些颤抖，带着一丝愤怒，也带着一丝绝望，“你们对得起陛下的信任吗？对得起大明的百姓吗？对得起祖宗的基业吗？”
官员们被他说得低下了头，不再争论，议事厅里一片寂静，只有烛火燃烧的“噼啪”声。
议事结束后，已经是深夜。史可法没有回家，而是独自来到玄武湖畔。夜色深沉，玄武湖的水泛着冷光，像一块巨大的黑玉。远处的钟山，像一头沉默的巨兽，矗立在黑暗中，一动不动。湖边的柳树光秃秃的，枝条在寒风中摇曳，发出“呜呜”的声音，像在哭泣，又像在叹息。
史可法站在湖边，任凭寒风刮在脸上，心里满是绝望。他想起崇祯皇帝登基时的样子——那时崇祯皇帝才十七岁，年轻有为，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希望。他一登基，就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平反了东林党人的冤案，减免了百姓的赋税，百姓们都以为大明有救了，都称赞他是“明君”。
可这些年，朝廷的内忧外患却越来越严重。旱灾、蝗灾接连不断，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的百姓颗粒无收，只能吃草根、树皮，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百姓们走投无路，纷纷起义，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势力越来越大，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辽东战事也越来越吃紧，清军年年南下，烧杀抢掠，占领了大明的大片土地。而官员们却依旧贪腐成风，不管百姓死活，只顾着自己敛财。
崇祯皇帝努力过，他每天批改奏折到深夜，常常吃不饱饭，穿打补丁的衣服，想挽救大明的危局。可他性格多疑，刚愎自用，杀了不少有能力的大臣，比如袁崇焕，让朝廷失去了一员大将。到最后，他身边只剩下一些阿谀奉承的小人，再也没有人能帮他了。
史可法掏出怀里的玉佩，那是崇祯皇帝赐给他的。玉佩是用和田玉做的，温润洁白，上面刻着“忠君报国”四个篆字，是崇祯皇帝亲手刻的。他轻轻抚摸着玉佩，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滴在玉佩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陛下，臣无能，”史可法的声音沙哑，带着深深的自责，“臣没能整顿好江南的军务，没能训练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没能及时北上勤王，不能为您分忧，不能保住大明的江山……臣对不起您，对不起大明的百姓，对不起祖宗的基业……”
他对着北京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又鞠了一躬，直到腰弯得不能再弯。寒风卷起他的衣袍，像一面孤独的旗帜。
没过多久，更坏的消息传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死前，他还写下了血书，血书上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消息传到南京，整个城市彻底陷入了恐慌。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有的哭泣，有的咒骂起义军，有的则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难。有的往苏州逃，有的往杭州逃，有的往松江逃，街头到处都是背着包袱、牵着孩子的百姓，哭喊声、惨叫声、孩子的哭闹声交织在一起，让人听了心碎。
米店的老板趁机抬高米价，一两银子只能买一斗米，比平时贵了五倍。不少百姓买不起米，只能在街头乞讨，有的甚至去挖草根、剥树皮吃。有个老妇人抱着已经饿死的孙子，坐在街头哭，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老天爷啊，你怎么不睁开眼看看啊！这日子没法过了！陛下都死了，谁来救我们啊！”
史可法得知消息后，当场昏了过去。醒来后，他穿上一身白色的丧服，在府中设了崇祯皇帝的灵位。灵位是用檀香木做的，上面写着“大明崇祯皇帝之灵位”，灵位前摆着香烛、水果、酒，还有那枚刻着“忠君报国”的玉佩。
他每天都在灵位前祭拜，哭着念崇祯皇帝的血书，常常哭到晕倒。有一次，他念到“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时，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趴在灵位前，久久不肯起来。
南京的官员们，也纷纷在府中设了灵位，可有的官员，祭拜时却心不在焉，手里拿着香，心里却在想着如何另立朝廷，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和家产。
此时的南京官员，已经不再讨论如何北上复仇，如何为崇祯皇帝报仇，而是开始争论该立谁为新君。按照宗法制度，应该立崇祯皇帝的儿子，可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都在战乱中下落不明，有的说被起义军抓了，有的说逃到了民间，根本找不到。
于是，官员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立福王朱由崧——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的堂弟，按辈分来说，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另一派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朱常淓是万历皇帝的侄子，为人贤明，喜欢读书，还会弹琴，百姓们都很拥护他，认为他能治理好江南。
马士英等官员，为了自己的权势，极力主张立福王。马士英是凤阳总督，手里有兵权，他知道福王昏庸无能，喜欢喝酒、好色，容易控制。要是立福王为新君，他就能以“拥立之功”独掌大权，成为江南的实际统治者。
他私下里拉拢官员，给官员们送钱送物。给户部尚书送了一箱金银珠宝，给赵总兵送了几匹上好的云锦，还对他们说：“福王是正统，立福王才符合宗法制度。潞王虽然贤明，可毕竟不是万历皇帝的直系后代，立他为君，名不正言不顺，百姓们也不会服的。你们要是支持立福王，将来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不少官员被马士英收买，纷纷表示支持立福王。
史可法知道福王的为人——福王在洛阳时，就沉迷酒色，搜刮民财，百姓们都很痛恨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酒色王爷”。而潞王贤明，能为百姓着想，要是立潞王为君，或许还能保住江南，甚至有机会北上复仇，恢复大明的江山。
可史可法势单力薄，没有兵权，根本抵不过马士英等人的势力。马士英甚至威胁史可法，说：“史大人，你要是不识抬举，不支持立福王，我就率军攻打南京，到时候南京就会陷入战乱，百姓们又会遭殃。你要是真的为百姓着想，就乖乖支持立福王。”
史可法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不想立福王，可又怕马士英真的率军攻打南京，让百姓们陷入战乱；他想立潞王，可又没有能力对抗马士英。
在一次官员会议上，马士英拿着早已写好的“拥福王檄文”，走到史可法面前，把檄文递给他，语气带着一丝威胁：“史大人，这是拥福王为新君的檄文，你快签字吧！只要你签字，咱们就能尽快立福王为新君，稳定江南的局势，让百姓们安心。要是再拖延，清军或者起义军来了，咱们都活不成！”
史可法看着檄文上的字，手不停地发抖。檄文上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扎在他的心上。他知道，一旦签了字，大明的江山，就真的完了——福王根本不是治国之君，立他为新君，江南迟早会丢，大明迟早会亡。
可他又想起街头逃难的百姓，想起那些还在抵抗起义军的士兵，想起南京城的安危。要是他不签字，马士英率军攻打南京，百姓们又会陷入战乱，死伤无数。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坚持，让百姓们受苦。
最终，史可法无奈地拿起笔，在檄文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手很重，每一笔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签完字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泪水再次流了下来——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崇祯皇帝，对不起大明的百姓，对不起祖宗的基业，可他别无选择。
崇祯十七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元弘光，建立了弘光政权。登基大典那天，南京城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官员们身着崭新的蟒袍玉带，簇拥着弘光帝朱由崧走向天坛。朱由崧肥硕的身躯裹在明黄色龙袍里，显得有些臃肿，他不时抬手整理一下歪斜的皇冠，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得意——从洛阳的落魄王爷，到南京的开国皇帝，这一步跨越让他彻底忘了北京的陷落，忘了崇祯皇帝的血书，更忘了江南百姓的苦难。
天坛下的文武官员，齐刷刷跪伏在地，山呼“万岁”。马士英站在最前排，嘴角挂着谄媚的笑，眼神却在偷偷打量着朱由崧，盘算着如何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户部尚书捧着早已准备好的“登基贺表”，声音洪亮地念着，满篇都是“天命所归”“中兴大明”的套话，可跪在后排的小官们，却偷偷交换着眼神，脸上满是不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