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多城市变得十分繁荣。16世纪的明朝时期，有外国人来到中国，当时中国的城市在他们眼中完全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
明朝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很多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而在当时欧洲几万人的一个城市就算是大城市了。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究竟该怎样的运营。当时有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来到中国的广州，他们在这里看到了能并排行走十五匹马的宽阔街道，广州虽然人口多，但是道路宽敞整洁，四处绿树成荫，环境卫生也很好。市面上商品经济发达，老百姓能买到各种日用品，而且价格也不会很高。
更令这些外国人惊讶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居然还有福利机构，很多乞丐和残疾人会聚集在政府设立的养济院中，接受慈善捐助。
明朝的城市中除了道路发达以外，桥也很多。古代中国人善于建造石拱桥，在外国人看来这种桥非常的奇特而且漂亮。而明朝的老百姓都是很勤劳的人，在当时大家都以懒惰为可耻，所以不仅乡村的田地中农民在勤劳的耕种，城市中的各种作坊中，工人们都在忙碌着，各种金银铜铁制作的工艺制品被制造出来，十分的精美。尤其是瓷器更是让西方人爱不释手。明朝时期中国的制造业让西方人大为惊叹，瓷器制造业、造船业都十分的兴盛，尤其是中国的船只十分先进，令西方人佩服。
还没有进入工业革命的欧洲各个城市的确是无法跟明朝的各个城市相比，从这些外国人的眼中也能看出明朝的富庶。
今天就来了解明朝时期的一线城市
“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
以世俗流传的“点秋香”故事而著名的明代大才子唐伯虎写过一首诗，名为《阊门即事》。诗云：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诗中所说的阊门乃苏州古城之西门，代指苏州。唐伯虎笔下的苏州是个什么样子？
概而言之，“黄金百万”喻钱多，“四远方言”指苏州不但人多，而且吸纳了各方人士，“翠袖三千”喻美女如云，“五更市卖”一句指各种生意应有尽有，任何时候都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各式需求。
仇英《明·清明上河图》局部 辽宁博物院藏本
这样一个苏州，其百业兴旺繁花似锦即使请画师来描摹，恐怕也很难画好吧。唐伯虎给苏州点赞了。“白发三千丈”，夸饰是诗人之天性。但唐伯虎这里一点儿都没有夸张。
苏州也算是一座古城，春秋时期吴王建都于此，所以又称“吴”。隋朝开始命名为苏州。尽管历史悠久，但放到全国范围内，苏州一直只能说是一个区域性城市。
到了明朝中叶，苏州发生了巨变，俨然已是江南区域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是上海未开埠前南中国经济文化的核心。
关于苏州在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人颇多记载。
据《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秋粮实征数为2746990石，超过了全国实征数的11%，比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的总和还多，而到了明朝中叶，苏州一府每年应缴纳正额税粮为2770000石。
明人感叹，“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
苏州身受明王朝剥削的确够重，但换一个角度，这也正是苏州经济实力雄厚的证明。
在全国城市群中，苏州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明代嘉靖时期的江苏昆山学者郑若曾说过，“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晚明流行两个新词，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一概称为“苏样”，别的新鲜事件，则称为“苏意”。
唐寅 新娘的嫁衣（意）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藏
潮不潮，学苏州。全国的俊男靓女都盯着苏州，否则就会在时尚圈中落伍。
苏州的繁华甚至惊动了外国人。
于晚明时期到过苏州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所著《中国札记》中说：“许多来自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商品，经由澳门运到这个口埠。一年到头，苏州的商人同来自国内其他贸易中心的商人进行大宗的贸易，这样交换的结果，人们在这里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苏州的繁盛可谓历历如见。但是如果以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观察，苏州其实违背了常理。
明朝的行政区划是省府县三级，就地位而言，苏州只是一个府而已，并不是省级城市。
仇英《明·清明上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
连省级城市都不是，在全国城市群中居然呈一枝独秀之势。苏州的逆袭，可谓中国城市史上的奇迹。
南京：从一线跌落又进入一线
在明朝的历史上，南京是一个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城市。
1368年，朱元璋定鼎南京称帝，历时50余年，这一时段是南京政治地位最高的时期，也是南京这座城市发展的顶峰。
但是，随着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南京很快就滑落了。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迁都之后，南京城内“户口减半”。除了人口的锐减，向来以官营工业作为支撑的南京经济也遭遇了雪崩。
位于南京的龙江船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船厂之一，在这里打造过郑和下西洋的专用宝船，兴盛程度可以想见。但到了嘉靖年间，生产宝船的厂库早已“鞠为茂草”，以致只需拔人看守即可。
毫无疑问，在迁都之初，南京已经从一线城市榜单中跌落了。
然而，跌落得快，恢复得也快。南京不久又进入了一线或准一线。
还是利玛窦，明朝中叶到过南京，他在《中国札记》中对南京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首先，利玛窦对南京城的秀丽和雄伟给予了赞赏。他认为，“在这方面，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扬子江的秀美及其商业价值更给利玛窦留下了很深印象，他惊叹河道里“怎么有那么多的船只”？
南京工商业的发达也引起了利玛窦的高度关注。
在目睹了盛大的灯节烟火表演和灯笼演出之后，利玛窦评价道：“在烟火制造技术的表演这一科学方面，南京超过了全国其他地区，或者也超过全世界的其他地区”，“家家户户都挂着用纸板、玻璃或布巧妙地做成的各种灯笼，大家购买惹自己喜欢的样式。
从一线跌落又进入一线，南京的沉浮史透露了什么样的秘密？
南京在明初成为明朝第一城市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掌控这种变化的是行政之手，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已经存在隐忧。
依靠行政力量，明初南京集中了大量能工巧匠。据《明会典》，洪武年间全国轮班工匠23万余人，来南京服役的就近13万人，官营手工业机构庞大门类齐全，产量可观，也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即使是在商业领域，南京国有化的倾向也十分严重。官办酒楼、旅店，甚至官方还营造居民住宅，然后向居民征税。
随着永乐的迁都，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来自政治行政的需求锐减，反映到经济上，南京的种种不适应不言而喻。
仇英 《南都繁会图》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迷茫，南京重新又进入了一线，为什么？
首先，南京具备成为一线城市的资质。作为前首都，正如利玛窦看到的，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不错，南京水陆交通也十分便利。另外，南京居于江南经济带，这可是当时最具活力的经济区。
其次，明王朝迁都北京，对南京来说当然是一个打击，但也是一个重大机遇。
以前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处处着眼于官方的需求，现在则要服务于民间消费与娱乐。后者对经济的推动并不在前者之下。
官营工商业衰落了，直接面向民间的工商业渐渐活跃起来，南京随之兴起的织造、制扇、造酒、印书等行业在全国城市群中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经济规律也开始充分发挥作用，这样一个南京重新跃入一线又有什么奇怪？
晚明商人心中的“天下四聚”
当代城市排行榜几乎都是几个研究机构、一群秀才们闭门造车的产物。
与之相反，明朝的城市排行榜则在商人们的口碑里。商人走南闯北，他们对一个城市的认知显然更为深切。
仇英 《南都繁会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明代中期开始，随着商业的繁兴，“商书”成为社会的流行读物。所谓商书，就是指导商人做生意的指南。
一本商书《商贾便览》列出了全国四大城市：北京，苏州，汉口，佛山。显然，这就是晚明商人心中的四大一线城市，是生意人必须重点关注的地方。而南京则不过是准一线城市。
在四强里，北京位居榜首在意料之中。作为一国首都，其不可替代的天然优势摆在那里。
但如果拿我们文章开头所举的一线城市的硬指标来论，北京夺冠或许多少有些勉强。
以人口来说，根据梁方仲等学者的统计，万历年间苏州府人口为2011985，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293.73。按照明朝行政区划，直隶于京师的地区叫做北直隶，约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大部，北直隶的人口密度是多少？不到32人。即使除去天津和河北大部，单统计京城，北京的人口密度也比不上苏州。
以经济来论，北京更多属于一种消费型经济，毕竟皇城达官贵人的消费水平不会低。而在此之外，北京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产业。
看来，北京是一线城市，当然没错。但晚明商人之所以把北京列为一线城市榜首更多是一种习惯，也可能是政治正确的一种下意识反应。
仇英《江汉揽胜图》 武汉博物馆馆藏
汉口和佛山进入一线城市四强无疑会让当代人大跌眼镜。
明初的汉口一带还不过是无人居住的芦苇滩，到了万历年间，由于漕粮交兑、淮盐转运，汉口迅速成为商船四集的繁华之地。
佛山入榜，则依赖于其雄厚的冶铁业。至明代中期，“佛山之冶遍天下”已成为定评。
汉口和佛山进入晚明一线城市四强，不仅仰仗着商人的口碑，更是社会的共识。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就说过，“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
到了明代的中晚期，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经开始走上经济支配经济驱动的道路。
从先秦开始，中国城市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以政治功能为主导。看一个城市是否重要，首要的标准就是看其行政和军事价值到底有多大。而城市的经济功能往往是一种附庸。在这种格局之中，城市的发展必须依靠行政之手。
仇英《明·清明上河图》局部 辽宁博物院藏本
假若城市的经济功能始终只是一种附庸，那么苏州、汉口、佛山绝对无法进入一线城市。因为这三个地方既非军事重镇，也不是行政的中心。
正因为经济功能凸显，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苏州、汉口、佛山的活力才可能得到完全的绽放，也才有机会进入一线城市的四强榜单。
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