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会愿意用身体去换鱼？村子里的女人就这么做过。她们没有别的办法。鱼变少了，男人要她们“用性交易”才能得到鱼。
她们决定不再屈服。女人筹钱买了船，雇男人来帮自己捕鱼。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给了第一批船资金。权力一下子变了。这些女人有了自己的渔业。
但风雨并没有结束。村子房屋是泥墙的。2020年初，洪水来了，房子全被淹没，家园没了。女人们只能躲到避难所或跑去远亲家里住。大多数人的船也被毁掉。
这些女人还一直联络着彼此。外面的援助环境在变，她们的药越来越难拿到。灾难之后，对于携带艾滋病毒的人，每一次获得药品都成了挑战。
贾斯汀·阿迪安博·奥布拉是这个团体的主席。她说，她们不算幸福，但在坚持活着。
有11个成员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理论上，她们能靠美国提供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维持健康——这种药很关键，能让病毒被压着不发作。
近几年，美国削减了对这里的部分援助。这些女人发现药越来越难拿。美国说补助不会断，但现实是诊所发药频次变低，从一次发六个月的量变成只能拿一个月的药。这意味着她们得更多次去诊所，有的人单程要走一个小时。
有谁会不怕未来？她们都怕自己没药吃，怕病毒卷土重来。
蕾贝卡·阿蒂诺是这里的一员，也是六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她以前的家被水冲没了，只能寄住在没被洪水淹过的村民家里。有时候她需要回到原地，雇人来划船，一次要花一美元，不然只能涉水过去。她靠帮渔民卖鱼赚钱，挣到的钱用来养娃、付学费。
有损失，有焦虑，有恐惧。
医生弗雷德里克·奥卢奥奇说，美国削减援助让诊所药物供给有了断层。一些女人甚至开始只能靠运气等待排队。美国国务院说PEPFAR支援的项目还继续，但其他经费正在看是否要减少。
很多成员其实都明白：没有药，艾滋病随时就是死路。
“不为鱼而性”的成员罗丝·阿蒂诺·阿邦戈，就在去年10月药物危机之前死去了。她有六个孩子，也有艾滋病。丈夫杰克说，他们家收入早就断了，吃得不好，她吃药反应剧烈看不到希望，后来身体出问题最后没撑住。
杰克也是艾滋病感染者。他去医院领药，但每次都害怕下次就断供。女儿也生病。他每天安慰孩子其实心里没底。
娜奥米·阿科特也是成员之一，她担心明天还会不会拿到药、有没有能力养活七个孩子。她的小旅馆一天赚三美元。她听到政府承诺药片还会免费，可不知道哪天说停就停。
她老公在2002年死了，被当地传统逼着再婚，还赶上嫁的人也是艾滋病感染者。现在分居了，这日子过得真难。
这群女人还有自己的“餐桌银行”。就是大家每月存点钱，需要用可以先借，总会还上。有成员卖点鱼，种点蔬菜，然后凑钱入库，有谁需要，就能支援比如当车费、买药等急用。
奥布拉主席家成了聚会点。洪水后，她用存款在几英里外买了块地，重新建房种菜、为了生活。这家就是聚头互助地方。
爱丽丝·阿基尼·阿蒙德还有一艘能用的渔船，其他人的船要么毁了，要么修不起。她本人没有感染艾滋病，也愿意帮其他姐妹一点经济和精神支持。要去诊所拿药，路费有时由她承担。但这边渔业收入很低，压力挺大，再多也撑不住太久。
谁不想赚钱多点？可鱼产量一直在下降，有船也未必能赚多少钱。这边鱼卖得差，每个人都不容易。
大家也盼望能得到外部捐助。如果能搞点稻米种植或别的农业收入，大家意见挺一致，但资金不足依然还是大问题。
有人说“我们就在噩梦里活着”。希望一点点消耗，还挺住，只期待洪水退走，救命药重新稳定供应。
团体成员共同支撑着彼此，每月小额储蓄帮了不少人，谁遇到难题就开口，有困难就伸手，总算有点互助体系。不少人其实也已经筹划新想法，比如扩展农业、多样化收入办法。但对现状无比清醒，都知道想要的没那么容易实现。
现在两艘还能用的渔船，成了组织最后的资本。有的人靠它赚钱糊口。有时候还得冒险下水，有时候只能靠步行好几个小时去捡一点尾鱼卖钱。
情绪难免低落，不过没人愿意放弃。从最早的以身换鱼，到自力更生，再到眼下卑微挣扎，这些女人经历了太多。一场洪水毁了所有，又需要面对外界援助缩水和药物断供的威胁，但团体仍然存在，相互协助没断过线。
生活没有什么漂亮话，现实就是这样。大家都懂，不容易就对。
写到最后
这群肯尼亚湖畔女人没有剧本，她们靠自己、依赖姐妹，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坚持，不喊口号，也不会等谁救济，只想把饭吃上，把药拿到，这才是真正的活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