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6月的一个清晨，英国国王约翰在贵族的刀剑包围下，于兰尼米德草原签下《自由大宪章》。
这位因连年战败被称为"失地王"的君主不会想到，这张被迫签署的羊皮纸，日后会被捧上宪政神坛。
被遗弃的羊皮纸
约翰王继位后，为夺回法国领地发动持续战争，到1215年已耗尽国库。
为填补军费窟窿，他向贵族阶层征收苛捐杂税，最终逼反封建领主。
反叛者攻占伦敦后，约翰王在武力胁迫下签署宪章，其中第61条赋予25名男爵监督王权的特权。
可墨迹未干，他就向教皇英诺森三世求助，1215年8月24日，教廷颁布通谕称宪章"非法且耻辱"，甚至将贵族革除教籍。
当时的知识阶层，无论是教会学者还是世俗文人，几乎都不看好这份文件。
英国历史学家威尔弗雷德·沃伦评价第61条"粗糙且具破坏性"，预言其必然引发内战。
现实果然如此：约翰王招募雇佣兵反扑，贵族为取胜竟向法国求援。1216年国王病逝后，叛乱贵族多数被俘，宪章沦为废纸。
此后四百年间，欧洲封建制度依旧牢固，都铎王朝甚至强化君主专制，《大宪章》彻底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当时骑士文学流行"忠君"主题，贵族叛乱被视作背叛，约翰王甚至将战争定义为"十字军圣战"。
可见这份文件在诞生之初，并未获得知识阶层的认同，所谓"宪政萌芽"不过是后人的历史想象。
资产阶级的"旧纸新读"
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崛起，资产阶级与王室因殖民贸易垄断爆发冲突。
1628年议会起草《权利请愿书》时，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重新挖掘《大宪章》，将其从封建契约"改装"成全民权利文本。
这种做法类似康有为借《孔子改制考》推动维新，本质是用历史符号包装现实诉求。
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辉格党人接过叙事权。
他们通过小册子写作，把英国历史描绘成"议会自由"与"王权专制"的斗争史，宣称《大宪章》代表"古老宪政传统"。
1688年光荣革命后，辉格派文人将《权利法案》的胜利追溯至13世纪的宪章精神。
但这种建构很快遭到史学界批判，他们为政治目的扭曲史实，"辉格史学"最终成为学术贬义词。
知识分子为何热衷这种解读？当资产阶级需要合法性支撑时，中世纪契约被赋予现代价值；当王权需要强化权威时，宪章又被弃之如敝屣。
知识分子自以为在守护真理，实则常沦为权力的工具。
从英国废纸到美国"自由圣典"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殖民地代表打出《大宪章》旗号，提出"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
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将独立战争诠释为"自由反抗专制"，但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中反驳：殖民地是"征服土地"，不受本土宪章保护。
当时北美黑人和印第安人更倾向支持英国，因为他们清楚殖民地白人的"自由"并不包括自己。
美国崛起后，1297年版《大宪章》被陈列在国家档案馆，与《独立宣言》并列成为"自由圣典"。
但当美国成为殖民大国（如菲律宾问题），其知识分子对宪章的解读又与英国如出一辙。
所谓"普世价值"的阐释权，始终掌握在强势一方手中。
文科研究依赖资金话语权，当某类课题获得定向资助，相关理论就会成为"显学"，这本质上与"高级水军"无异。
《大宪章》，13世纪它是贵族夺权的工具，17世纪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修辞，18世纪后又被美国塑造成意识形态符号。
从约翰王时代的教会学者，到辉格派文人，再到当代学术共同体，知识阶层始终在"解释世界"与"服务权力"间摇摆。
或许理性不是历史的设计者，而是实践的注解者，唯有承认认知的局限性，才能避免陷入"历史终结论"的傲慢，让文明在试错中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