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教的形成
中国哲学史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发展的，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性，抉择了中国哲学史的面孔和性质，正像欧洲的社会历史抉择欧洲哲学史的面孔和性质一样。
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绝大部分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首要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代进行的。钻研中国哲学史，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史钻研明确了，找到它的根本规律，中国哲学史的首要任务也接近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有哪些特性，大家的见解还不一致，剔除其分歧的部分，总还有些根本上被人们公认的部分。简略地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约有以下几个特性：
（1）中国封建社会保持的时光悠久而稳定；
（2）封建宗法制度发展得对比完备；
（3）中央集权下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度构造形成得早，分裂不能持久；
（4）农民起义次数多，范围大；
（5）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再进一步划分，可以分为以下的六个时代：
（1）疏散割据的封建诸侯统治时代（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前）；
（2）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时代（秦汉）；
（3）门阀士族封建专制时代（魏晋南北朝）；
（4）统一的封建国度重建、兴盛与处所割据时代（隋唐五代）；
（5）封建国度中央集权制完备与社会停滞时代（宋元明）；
（6）封建社会僵化没落时代（清）。
以上六个时代，隋唐以前封建社会在发展、在前进，宋元明以后封建社会制度则起头停滞以至僵化。在上述经济、政治形势变动的同时，代表统治阶级好处的思想系统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封建社会的上述历史特性和历史过程，造成了以儒教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劳动人民起着极大的麻醉诈骗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稳定着封建社会秩序。为了使儒家更好地施展巩固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它加工改造，逐渐使它完备细密，并在一个很长时间内，进行了儒学的造神活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家搞成了神学。这种神学化了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儒教系统，一直在意识形态范畴盘踞着正统位置，对于巩固封建制度和延长其寿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春秋时代孔子建立的儒家学说原本就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代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敬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学说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位置，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所以这种学说稍加改培育可以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但是在先秦它还不是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进行争鸣。由儒学发展为儒教是随同着封建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巩固逐渐进行的，曾经历了千余年的过程。孔子的学说共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汉代，它是由汉武帝支撑，由董仲舒推行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法。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宗法专制国度需要一套在意识形态上和它紧密配合的宗教、哲学系统。孔子被推到了前台，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扬适宜汉代统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统治者集团应用机遇从唐末五代疏散割据的紊乱局势中捞到了政权。他们鉴于前朝覆亡的教训，把政治、军事、财政、用人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中央。宋朝对外宁可妥协，对内则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思想文化范畴里也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相配合。汉唐与宋明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国度，但中央权力却是越来越集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方法也越来越严密。为了适应宋朝统治者的需要，产生了宋明理学，即儒教。儒家的第二次改造，虽说完成于宋代，追溯上去，可以上溯到唐代。韩愈推重《大学》，用儒家的道统反抗佛教的法统。李翱用《中庸》来反抗佛教的宗教神秘主义。到宋代朱熹则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定为“四书”，用一生精力为它作注解。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宋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定为全国通用的教科书。“四书”从十三经中突出出来，受到特别的器重。
下面，我们就从汉代起回溯这个历史过程。
封建大一统的局势形成之后，必定要求与它相适应的哲学作为领导思想。秦王朝不加掩盖地实施严刑峻法，后果很快覆亡了。贾谊《过秦论》就总结了这一教训。汉初的黄老之术，虽有一时的作用，也不是封建国度长治久安之策。统一的封建帝国需要这样一种思想系统：它能够用统一的神权来维护至上的君权，它能够用祖先崇敬来巩固宗法等级制度，它又能够用仁义道德的说教来掩盖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为了追求适宜的思想系统，西汉王朝探索了六七十年之久，终于选中儒家，出现了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董仲舒为了巩固政治的统一，主见思想统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董仲舒起，孔子被抬上了宗教教主的位置。春秋时代的孔子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教导家和儒家学术集团的领袖，但常常被嘲弄、被冷遇；汉代的孔子就成了儒教的庄严、神圣的教主，他被塑造成神，成了永恒真理的化身。汉代封建统治者希望公民去做的许多事，都假借孔子的名义来推广，封建宗法制度进一步得到巩固、加强。“三纲”说在荀子、韩非的著作中已起头提出，但那时只是一家之言，表达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汉代董仲舒以后，通过政府把它推广到社会生涯中去。东汉的处所察举制度曾规定了许多道德品目，如“孝廉”，既是一种道德品德，同时又是一种做官进仕的条件。儒家的封建伦理和社会政治的制度联合得更紧了。西汉和东汉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他们使王权与神权进一步合流，为王权神授制作理论根据。但在实际政治生涯中，他们把神权限制在王权之下，而不许可平起平坐，更不用说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了。
中国封建统治者，由于和农民起义打交道的经验多，日益觉得应用宗教化的儒学来麻痹公民的反抗意志十分必要。因此，汉代起头采取儒家的经典来为他们的政治、法律的方法作说明。汉武帝时，张汤决狱，要从《春秋》中找根据（其实是捕风捉影，与《春秋》没有关系）。东汉以皇帝名义召开的白虎观的会议，更是用政权来推行神权、用神权维护政权的范例例子。这时的儒家的面孔已经不同于先秦的儒家，孔子位置被抬高了。
汉代的儒家，先按照地上王国的模特儿塑造了天上王国，然后又假借天上王国的神意来对地上王国的一切活动发指示。这就是汉代从董仲舒到白虎观会议的神学目的论的实质。天为阳、为君、为父、为夫，地为阴、为臣、为子、为妇。天地自然界的秩序被说成像地上汉王朝那样的社会秩序。自然界也被赋予封建伦理道德的属性。虽然没有西方上帝造人类那样的创世说，但也有类似的处所。儒家定于一尊，儒家的经典成为宗教、哲学、政治、法律、道德、社会生涯、家庭生涯以及风尚习惯的理论根据。哲学虽不像欧洲中世纪那样都成为神学的婢女，但成了六经的脚注，非圣等于犯法。所谓圣人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儒家所崇敬的偶像。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动摇了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基础。王权与神权紧密配合的汉王朝崩溃，代之而起的是疏散割据的处所封建权势。政治上出现了三国分立的局势。三国时，商业交换根本停滞，不再铸造货币，出现了更典型的自然经济。以王权、神权相联合的儒家正统思想——神学目的论也受到了致命的冲击。这时出现了魏晋玄学，在民间和社会上层相继发展了佛教、道教。这时，我国北方、南方少数民族也纷纷武装起义来反抗汉族的政治压迫。他们的领袖人物中有的是被卖的奴隶，后来起义成功，建立了王朝。在思想范畴，他们首先冲击的是儒家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思想。少数民族统治者信奉佛教。汉族群众信奉佛教和道教。五斗米道、太平道在农民中间普遍风行。
由于中国宽大地域已具有高度的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少数民族把持政权后，由奴隶制社会很快被带进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也很快被他们接管。具有中国特性的封建宗法专制主义也还得被器重。因为这一套统治公民的经验行之有效，而这一套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在儒家有深远传统。当然，起抉择作用的是中国封建的经济构造和社会构造。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相终始的，“三纲”“五常”被儒家说成是万世不变的规范。说“万世不变”，这是古人的局限性，因为古人不知道封建社会以外还有其他生产方法。仅就中国的社会情形而论，说它是封建社会“万世不变”的秩序也未尝不可。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道教普遍风行，儒家失去独尊的位置，但统治者并未抛弃它，它仍然是封建思想的正统。梁武帝崇奉佛教，但梁武帝的《敕答臣下神灭论》的主导思想仍是儒教而不是佛教。当时的统治者用佛、道作为儒教的弥补，三者并用或交替应用。三教之间有斗争，有妥协，也互相吸收。既然封建宗法制度未变，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纲常就不会被抛弃，“三纲”“五常”的秩序非维持不可。因此，佛教、道教也要适应封建宗法制度的要求，才能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佛教五戒十善，采取的善恶道德尺度仍然不能超出三纲五常的规定范畴，违抗了就是十恶不赦。封建地主以造反为罪大恶极，佛教也觉得无君无父是构成入地狱的罪责。难怪宋文帝发自肺腑地说，佛教虽主见降生，但有助于王化。魏晋玄学否定了神学目的论，但未对儒家的封建宗法制度、三纲五常触动一根毫毛。当时名教与自然的辩论，反映了玄学家们如何对待三纲五常的根本态度。不论哪一派，都不敢说不要名教。玄学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如王弼，还是觉得孔子比老子高超。农民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农民的思想随着生产材料、政治权力的被剥夺，也被迫接受统治阶级的王权神授、天命抉择论，也被封建宗法制度所约束。
虽然政治上南北处于分裂状况，中国历史这一时代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发展。北方和南方在各自的统治范畴内有相对安定的政治局势，于是北方和南方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有了进一步的融合。许多落后的氏族部落和奴隶制初期的民族，由于同汉族不断交往，相互了解、通婚、学习，很快赶上来，进入封建社会，这就给以后隋唐建立的多民族繁华昌盛的封建统一王朝准备了条件。
隋唐时代由于封建经济的进一步繁华、发展，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有过贡献。南北朝时代分裂割据的影响逐步泯除。佛教停止了南北朝各宗派长期分裂的局势，形成了统一的各宗各派；道教也混合南北，形成了统一的唐代道教。佛教、道教各自发展自己的寺院经济并建立宗派传法世系。儒家的经学也兼采南北经学流派，形成具有唐代特性的经学。儒、释、道三家鼎立，都得到封建王朝的大力支撑。三家学说有异，服务的对象却是一家。朝廷遇有大典，经常让三教中的代表人物在殿上公开宣讲。儒家讲儒家的经典，佛教、道教也各自讲各自的经典，时称儒、释、道三教。儒、释、道所讲论的内容，也逐渐由互相诋毁而变得互相弥补。政府命令禁止道教攻击佛教和佛教攻击道教的文字宣扬。唐初朝廷举行公开仪式中，有时规定佛教徒在先，有时规定道教徒在先，中唐以后规定齐行并进，不分先后。儒家对佛、道有所攻击，首要说他们不生产、不当兵、不纳税、不负担政府的任务、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风尚习惯等等。但儒家在哲学观点上，则大量吸收佛、道的东西。
久为人们熟悉的宋代理学的创始者周敦颐的代表著作是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周敦颐的学术渊源，来自道士（陈抟——种放——穆修——周敦颐），他们的传授关系是有案可查的。维护周敦颐的朱熹一派，极力否定周氏与道教的关系，给以新的说明；也有一派如陆九渊弟兄，觉得“无极”之说源出老子（道教），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他们提出这不是周氏的主见，不然就是他早年思想系统不成熟的作品。又据记录，周敦颐与僧寿涯也有学术上的交往。宋代的朱熹与道教的牵连更深，对道教的经典《阴符经》《参同契》曾大力钻研。儒道合流的代表人物，由北宋上溯，如唐朝司马承祯，由此再上推，到南朝的陶弘景，北朝的寇谦之，都是联合封建伦理学说来宣扬道教的。宋以后的道教更是公开宣扬三教合一，如假托吕洞宾的名义的一些宋明道教著作，都在宣扬忠孝仁义等封建宗法世俗观点。
儒佛互相渗透的情形更普遍，如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梁肃、白居易，这是人所共知的。过去人们对柳宗元、刘禹锡以唯物主义而信佛，觉得不好了解，有的哲学史工作者出于爱护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情感，对这个现象也进行过说明，对他们的信佛表现遗憾。宋代的唯物主义者王安石，同时又是佛教的信奉者，晚年还舍宅为寺。这些唯物主义者都受儒教的熏陶，并且觉得儒佛并不抵牾，可以相通。以佛教徒和尚而公开主见儒教的，如宋代的孤山智圆，自号“中庸子”，他自称：
中庸子智圆名也，无外字也，既学西圣之教，故姓则随乎师也。尝砥砺言行以庶乎中庸，虑造次颠沛忽忘之，因以中庸自号，故人亦从而称之。或曰：“中庸之义其出于儒家者流，子浮图子也，安剽窃而称之耶？”对曰：“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唯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闲居编·中庸子传上》，第19页）
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于道也，况弃之乎？呜呼！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庶中庸乎？（同上）
自然现象不同于社会现象，它不具有人类社会的道德属性，但智圆用儒家的仁义观点，加以自然生物以道德属性，与朱熹等以仁义礼智释元亨利贞的思想方法是一个路数。
至于佛教与道教的合流，交互影响，也是随着隋唐在政治上的大一统而形成的。道教经典很多取自佛经，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天台宗的创始人慧思，既是佛教徒，又信奉道教长生求仙的方术，要作“长寿仙人”，史传有明文，并不避讳。
从唐代的儒、释、道三教鼎立发展为宋代的三教合一，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儒教在封建政权的支撑下逐渐酝酿成熟的过程。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已具有宗教雏形。但是，宗教的某些特性，尚有待于完善。经历了隋唐佛教和道教的不断融合、互相影响，又加上封建帝王的有意识地推进，三教合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以儒家封建伦理为中心，汲取了佛教、道教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它信奉的是“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有机地联合起来。其中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根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师是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拥有最高的说明权，正如佛教奉佛、法、僧为三宝，分开了僧，佛与法就无从流传。宋朝理学兴起的时候，恰恰是释道两教衰微的时候。风靡全国，远播海外的佛教，形式上衰微了，实际上并没有消亡，因为儒教成功地吸收了佛教。看起来中国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宗教独霸绝对权威，但中国中世纪独霸的部署力气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儒教。
儒教这个宗教，看起来不同于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甚至打出反对上述宗教的幌子。清代学者颜元早已指出，程颐的思想“非佛之近理”，乃程颐之理“近佛”（见《存学编》）。还指出：
其（朱熹）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觉。如半日静坐，观喜怒哀乐未发景象是也，好议人非，而不自反如此。（《存学编》）
进入高等阶段的宗教都有他们不同的“原罪”说。宣扬人生下来就有罪，必须靠宗教的精力训练来拯救人们的灵魂。程颐说：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
儒教宣扬禁欲主义：
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臭，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则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学莫贵于思，惟思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这种禁欲主义，一直成为宋以后儒教修养的中心思想。他们甚至连五欲排列的次序也按佛教的眼、耳、鼻、舌、身五欲排列。
宗教都要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名称各有不同）。儒教亦宣扬敬天、畏天，称国君是天的儿子。君权与神权紧密联合起来，国君被赋予神性。儒教还有祭天、祀孔的仪式。
宣扬“以贫为荣”“以贫为乐”，也是儒教的一个首要内容。儒教著作中称颂有道之士“虽箪瓢屡空，宴如也”。穷了，就避免了声、色的物资诱惑。儒教觉得生涯水平越低，道德品德越高，他们把物资生涯的改良看作罪责的源泉，把生涯希望与道德修养摆在势不两立的位置。“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是天理”（《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儒教把一切学问都归结为宗教修养之学。儒教不去改造客观世界，而是纯粹心田；不向外察看，而是向内检讨；不去认识世界的规律，而是去正心诚意当圣贤。圣贤的规格就是儒教规格的人的神化，即范例的僧侣主义的“人”。他们说：
颜所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始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以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颜子所好何学论》）
伊川见人静坐，便叹且善学。（《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宗教都主见有一个精神世界或称为天国、西方净土，宗教都有教主、教义、教规、经典，随着宗教的发展形成教派。在宗教内部还会发生横逸旁出的邪说，谓之“异端”。儒家则不讲降生，不主见有一个来世的天国。这是人们通常指出的儒家不同于宗教的根据。
但是我们应当指出，宗教所宣扬的彼岸世界，只是人世间的理想和歪曲的反映。有些宗教把彼岸世界说成仅只是一种主观精力状况。在中国的历史上，隋唐以后的佛教、道教，都有这种倾向。以影响最大的禅宗为例。中国出现过许多宗派，禅宗受中国封建文化影响最多，他们宣称“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坛经》）。禅宗主见极乐世界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不在现实生涯之外，就在现实生涯之中，所谓出家、摆脱，并不意味着分开这个世界到另一个西天。在日常生涯之中，只要接管了宗教的世界观，当前的尘世就是西天，每一个接管佛教宗教观的众生即是佛，佛不在尘世之外，而在尘世之中。
宋明理学吸收了禅宗的这种观点。虽然它不讲降生，不主见有一个来世的天国，但是却把圣人的主观精力状况当作彼岸世界来追求，这和禅宗主见在尘世之中成佛是完全相同的。
程颢的《定性书》被宋明理学家公觉得经典性的权威著作，这种“定性”与佛教禅宗的宗教修养方法一脉相承，所谓“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定性书》），即是禅宗的“运水搬柴，无非妙道”。把人性差别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人欲”又是挟“气质”以具来的罪责，实质上是宗教的“原罪”观念。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是一篇范例的宗教修养方法论，是一篇宗教禁欲主义的宣言书。张载的《西铭》也是一篇歌颂“天地君亲师”的儒教宣言，他觉得人生的一切遭遇天地早部署定了，享受富贵福泽是天地对你的关切，遭遇贫贱忧戚，是天地对你的考验。天地与君亲本是一家人。二程教人主敬，程颐终日“端坐如泥塑人”。“存天理，去人欲”更是一切唯心主义理学家全力以赴的修养目的。他们所谓“天理”，无非是封建宗法制度所许可的行径准则，内容不出“三纲”“五常”这些儒教教条。儒教追求的精力境界更着重于封建道德修养，巩固宗法制度。儒教的孝道除了伦理意义外，还有宗教性质。儒教没有入教的仪式，没有准确的教徒数目，但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有大量信徒。儒教的信奉者决不限于读书识字的文化人，不识字的渔人、樵夫、农民都逃不脱儒教的无形把持。专横的族权，高压的夫权，普遍存在的家长统治，简直像毒雾一样，弥漫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角落。它像天罗地网，使人无法摆脱。
宋明理学所普遍关切并重复辩明的几个中心问题有“定性”问题、“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问题、“孔颜乐处”问题、“主敬”与“主静”问题、“存天理，去人欲”问题、“理一分殊”问题、“致良知”问题等。这些问题虽以哲学的面孔出现，却具有中世纪经院神学的实质和修养方法。看起来问题虽多，最后都要归结到“存天理，去人欲”这个中心题目上来。
宋明理学各家各派，不论是政治上提高的、保守的、唯心的、唯物的，都在萦绕一个中心问题论述自己的观点：如何正确处理（对待）“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即如何拯救灵魂，消灭“罪责”，进入“天国”（理想的精神境界）的问题。中国哲学史涉及社会伦理思想的特别多，而涉及自然的比较少，这也是被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特性所抉择的。欧洲中世纪的哲学是神学的奴婢，它的注意力也不在认识自然界而在拯救人类的灵魂。恩格斯指出，特别在近代才突出思维与存在、精力与物资的关系问题，古代不是这样，那时是靠天吃饭，是自然的奴隶，也就没有能力摆脱神学的约束。西方中世纪神学的中心观念是“原罪”，中国中世纪神学的中心观念是“存天理，去人欲”。这不是谁剽窃谁的，而是封建社会的共性决定了的。只要是中世纪封建社会，必讲天理人欲之辨。只是欧洲有欧洲的讲法，印度有印度的讲法，中国有中国的讲法。
在资本主义降生以前，人们都受神的统治，神学覆盖一切。因为中外中世纪的经济是封建经济、小生产的自然经济，靠天吃饭。物资生产要靠天，精力上就不能不靠天。人们不能摆脱宗教这个异己的力气，统治者则充分应用牧师这一职能来保持其统治。由于这个原因，封建社会里的唯物主义阵营在实力上无法与唯心主义阵营旗鼓相当，唯物主义者总不能摆脱宗教和唯心主义的巨大影响。欧洲中世纪宗教和教会具有垄断一切的权势，曾经发生过唯名论与唯实论的辩论，唯名论属于唯物主义阵营，但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后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则是踢开上帝，抛开神学的外衣，大讲无神论。像斯宾诺莎实质是唯物主义者，还保留着“神”这个外壳。中国哲学史上提出唯物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如宋代的陈亮、明代的王廷相、清代的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都在不同的范畴对儒教的某一方面的问题有所抨击。与正统的儒教——程朱陆王的理学在哲学路线上相对峙，但他们都抛不开孔子，摆脱不了六经，他们都自称得到孔子的正统真传，假借孔子、孟子的衣冠来扮演改造儒教的角色。他们对孔子这位教主则不敢怀疑。明代的李贽曾提出过“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是他敢于突破藩篱的处所，他怀疑的限度只限于孔子的个别结论，而不是怀疑孔子这个教主，更不是要打倒孔子。他竭力抨击那些口诵圣人之言、败坏封建纲常的假道学假圣人之徒，他提倡忠孝仁义，保持封建宗法制，他是爱护这个制度的孤臣孽子。李贽对佛教五体投地，他是儒教异端，而不是反封建的好汉。
宋明理学体系的建立，也就是中国的儒学造神活动的完成，它中间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教派及传法世系即儒家的道统论，有所谓十六字真传。儒教虽然短缺一般宗教的外在特性，却具有宗教的一切实质属性。僧侣主义、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敬，注重心内检讨的宗教修养方法，敌视科学、轻视生产，这些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具备的落后宗教内容，儒教应有尽有。
佛教禅宗曾把僧侣变成俗人，以求得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配合；儒教则把俗人变成僧侣，进一步把宗教社会化，使宗教生涯、僧侣主义渗透到每一个家庭。有人觉得中国不同于欧洲，没有专横独断的宗教；我们应当看到中国有自己的独特的宗教，它的宗教权势表面上比欧洲松散，而它的宗教权势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把持群众的稳定性更甚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欧洲中世纪设有异教裁判所，中国的儒教对待叛道者应用的教条教规也是十分严酷的。凡是触犯了封建宗法规范，被认定为大逆不道、逆伦灭理的，可以在祠堂里当众处理，直到死刑。更首要的一个手段是“以理杀人”。被儒教残害的群众，连一点呻吟的权利也被剥夺干净，丝毫同情、怜悯也得不到。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男男女女无声无息地被儒教的“天理”判了死刑。儒教“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必尽除之而后快。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精神的镣铐比物质的镣铐不知道严酷多少倍。
董仲舒对孔子的改造，已经使孔子的面目不同于春秋时代的孔丘。汉代中国封建社会正在上升时代，统一的封建王朝继秦朝以后，富有生命力，配合当时的政治要求而形成的儒教虽有其保守的一方面，但也有积极因素。宋明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不幸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机遇。宋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推进儒教的发展，朱熹对孔子的改造，与孔子本人的思想面孔相去更远。如果说汉代第一次对孔子的改造，其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那么宋代第二次对孔子的改造，其消极作用则是首要的。
儒教限制了新思想的萌芽，限制了中国的生产技能、科学发明。明代（16世纪）以后，中国科技成绩在世界行列中起头从先进趋于落后。造成这种落后，首要原因在于封建的生产关系日趋腐朽，使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机遇，而儒教系统对人们探索精力的窒息，也使得科学的步伐迟滞。上层建筑对它的基础决不是漠不关切的，它要积极维护其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顽固，儒教的作梗应当是原因之一。
自从五四运动开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提高的改造派指出孔子是中国保守权势的精力支柱，必须“打倒孔家店”，中国才能得救。当时人们还不了解历史地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善于用发展变化的眼力对待事物，因而把春秋时代从事政治活动和教导文化事业的孔子和汉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封建统治者捧为教主的孔子混为一谈。孔子只能对他自己的行径承担他的历史功过，孔子无法对后世塑造的儒教教主的偶像负责。作为一个教导家、政治思想家、先秦儒家流派的创始人，我们应当给以全面的恰当的评价，历史事实不容抹掉，而且也是抹不掉的。孔子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现在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见解，这是一个学术辩论的问题，不可能短期取得一致的见解。儒教的建立标志着儒家的消亡，这是两笔账，不能混在一起。说孔子必须打倒，这是不对的；如果说儒教应当废止，这是应该的，它已成为阻碍我国现代化的极大思想障碍。
有人觉得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政教合一的黑暗统治时代，是得力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儒家起了抵制宗教的作用，儒家不迷信，所以克制了神学的统治。
中国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基督教，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性所抉择的；说中国有了儒家从而避免了一场宗教神权统治的灾难，是不对的。因为儒教本身就是宗教，它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具有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性的宗教神权统治的灾难。
宗教、迷信、神权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迄今还没有发现过有哪一个民族、国度有过对宗教的免疫能力。不过在不同国度和不同地域，宗教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中国儒教倔强地把持着中国，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甚至封建社会终结，它的幽灵还在游荡。
还应当看到宗教有它的形式和内容。形式上可以有信奉的偶像不同、教义教规的不同，但追求彼岸世界的宗教世界观是一切宗教的共同的特性。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西方与东方形式上有所差别，西方是教权高于王权，中国除从前西藏地域外，则是王权高于教权。但王权与教权的紧密配合，及其禁锢人们的思想的水平，东方与西方没有两样。
有人觉得中华民族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历了多少次风雨，儒家提倡的气节，起了首要作用。所以历史上出现了临危不惧、见义勇为的好汉人物。当民族面临危机严重的关头，我国出现过不少好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应看到，临危不惧、以身殉其理想，历史上屡见不鲜，如墨子的门徒们为维护墨家的好处、理想，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田横有五百壮士同日自杀以殉齐国；董狐秉笔挺书，视死如归。他们都不是孔子或儒家的信徒。还有一些为宗教狂热的驱使到西方取经的佛教徒，也能不避死亡，策杖孤征。可见把曾子所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刚强品德记在孔子或儒家名下，是不符合事实的。像曾子所标榜的这个要求，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没有做到。孔子周游列国，遭到蒲人的围困，孔子对天发了假誓，作了保证，才逃脱包围。一旦脱离险区，发的誓就不算数了，还自己解嘲说“要盟不信”。孔子还看不起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们，他在气节这一点上偏偏表现得不好。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的优点。世界大门已经敞开，可不能再抱着“河东白豕”那种自我观赏、自我锢蔽的态度。欧洲人的书里也曾讲由于有了基督教的好传统使他们保持了宽忍、推让、慈祥为怀的高贵情操。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们中华民族早就有过深刻体会——当年大炮、军舰、《圣经》、鸦片同时莅临，这就是他们所宣扬的高贵情操。所谓宽容、推让的美德是有的，它出自劳动人民，而不是《圣经》教训的结果。
有人觉得儒家有爱国主义的好传统，儒家保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种团结的向心力。
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名词，它有实际的内容。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林立。许多学有特长的人，有政治抱负的人，到处游说，想依赖一个国度的国君支撑他们的主见，推行他们的政治理想。孔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孔子离开了他的祖国鲁国，到处游说，他到过齐国、卫国、楚国等大国。哪一个国君用他，他就在哪一个国度当官。后来孔子的弟子们、诸子百家的领袖们都是这样做的。当时没有人议论他们背离祖国，或不爱国。战国末期，李斯的《谏逐客书》不但没有想到要好好为祖国效力，而是举出种种理由，规劝秦国君主重用有才学的外国人，而不必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度。当时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婚姻的联系频繁，视为当然，诸侯贵族曾与邻近的少数民族通婚。春秋战国时代，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开放的，不是封闭的。
到了秦汉以后，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宗法封建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国家。这时的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也是平等和蔼的。只是来自北方游牧地域，尚处在奴隶制前期的匈奴部落对农业地域经常掠取，把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的内地居民掠为奴隶，这就遭到进入封建社会的全部公民的反抗。掠取与反掠取的斗争，加深了民族的限隔。长期的战斗和经济交流（战斗也是一种代价很高的文化交流），使多民族的封建大一统国度在安定的政治局势下不断得到发展。隋唐皇室就不是纯汉族。唐代任用朝廷和处所官吏，对蕃汉各族一视同仁，这对于封建的发展繁华起着增进作用。民族融合，和平相处，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但也应当看到，由于地理形势的局限，我国与东南海外的往来关系远不如西北陆上的亲密。我国历史上不断地一批一批把西北民族从部落社会、奴隶制社会带进了封建制社会，同时又不断接触一些新的部落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汉族的自大优胜感，以“天朝”自居。宋以后，历代统治者致力于把持内部、防止造反，再加上儒教的长期灌输，从而形成一种极不健康的民族思想意识。对外来的东西，又怕又恨，发生一种儒教变态心理。
有人觉得有了以儒教为中心的文化共同体，团结了中华民族。华侨中多半信赖儒家思想，他们的爱国主义精力，多得力于儒家传统。
这是用思想去说明社会历史，而不是用社会历史去说明思想，而且这个说明也是不正确的。华人海外谋生，很不容易，他们多半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明清以前出国谋生的华侨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维护，近代中国又处在半殖民地的位置，政府无力维护，在海外受尽了侮辱和种族歧视。华侨如不团结，不互相赞助，就难以生存，更不用说发展了。华侨希望祖国繁华、昌盛，他们的处境抉择了他们热爱祖国的思想情感。
中国是一个封建宗法制度占统治位置的国度，华侨离乡背井，往往依赖封建宗法关系、同乡邻里关系、行会关系。以这些关系为纽带，加上语言、习惯、经济的联系，自然结成了自己的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他们可能把“天地君亲师”的神位一齐带出国，但团结他们的首要力气是现实的生活而不是什么儒教的遗泽。多少世纪以来，世界上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倔强地生存着，他们都不信儒教。流落的吉卜赛人，也倔强地生活着，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儒教。
有人说，儒教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它培育了许多“取义”“成仁”、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不错，中华民族是有优良的传统，在它的历史上也涌现出许许多多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不能把功勋记在儒家或儒教的账上。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和自强精神是在同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形成的，首要是指反抗精神、就义精神、科学精神和法制精神。这些优良传统首先体现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也体现在代表公民好处的一些先进的人物身上。历来反抗黑暗的专制统治、反抗暴政、反抗民族压迫，最终把封建制度颠覆的并不是正统的儒家人物，而是农民的革命力气。建立了中国绚烂的古代文明，在农业、手工业和建筑、绘画、雕塑等方面建立出高度的技艺和举世有名的伟大作品的作者们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是农民、手工工人和各种巧匠艺师，却不是儒教信徒。否定天命鬼神，高举无神论和唯物论旗帜的并不是儒教正统学者，而是敢于冲破儒教传统的先进人物。宋元及明清优良的文学作品，其领导思想多半是发不平之鸣、离经叛道之作。近百年来，在民族危亡、社会昏暗的时刻，从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这些斗争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使中国重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开辟了道路。这些伟大的活动，一个首要的斗争目的，就是反封建制度，反儒教思想。
宋明以后的儒教，提倡忠君孝亲、尊孔读经、复古守旧，都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是民族的精力赘疣。像岳飞这个民族好汉，由于儒教灌输给他的忠君思想，使他违抗了民族好处，放弃已经到手的成功，自己冤死，国家受难。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说的“成仁”“取义”的名句，虽出自儒教圣训，但推进他行径的根本动力，还是他面临的民族压迫的现实。我们同样应当指出，外来侵略者也提倡儒教，内部的投降派也提倡儒教。抗战时代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修过孔庙，大小维持会的头目，多为儒教信徒，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群众并没有靠“成仁”“取义”的口号来作为抗战的动力。
中国文化确凿有好传统，像奋发有为、坚毅倔强、吃苦耐劳、不畏强暴，这都是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这些优良品德并非来自儒教，甚至是反儒教的产物。如果我们的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都照儒教的规范行事，那就要脱离生产，轻视劳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们神龛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忠诚礼拜，终日静坐，“如泥塑人”，天天在“存天理，去人欲”，将是什么样的精力面孔，又怎能立足于世界呢？
总之，历史事实已经告知人们，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枷锁、是毒瘤，而不是优良传统。它是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精力支柱，它是使中国公民长期笨拙落后、思想僵化的总根源。有了儒教的位置，就没有现代化的位置。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就要让儒教早日消亡。我们只能沿着“五四”时代早已提出的科学与法制的道路，向更高的目标——社会主义前进，更不能退回到“五四”以前老路上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作者附言：这篇文章，是根据1979年访日时所作的“儒家与儒教”学术报告弥补改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