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唐到盛唐的百年余间，北方和西域边境多战事，唐朝军队与突厥、回纥、吐蕃军战，与大食(今阿拉伯)争夺西域诸国，烽烟升腾于草原、沙漠。诗人们纷纷出塞，边塞诗人异军突起，在文学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赴西域的岑参成就突出。
岑参的诗现存四百多首，他以边塞诗著称，却不意味着他的其他诗篇写得一般。他和王维、孟浩然是同时代的人，青年和暮年都写了不少山水田园诗，可见当时风气。唐朝著名诗人，没有不写山水田园诗的，从初唐写到晚唐，饶有兴致地写了三百年。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边塞诗中也不乏山水诗的元素，只不过塞外山水连广漠，显得异样雄奇而苍茫罢了。
唐朝山水诗，边塞诗，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艺术张力区。
汉语诗人有山水情怀的积淀，面对着天苍苍野茫茫，挥动诗笔不难。
诗人出塞，通常还带着军人的意志和目光，于是，诗境再添新意象。汉代征战亦多，名将频出而好诗罕见，盖因个体强大的诗人甚少。汉赋这种形式，与个体情绪的流动几乎无关，它倒还堵塞个体情绪。魏晋个性伸张，各门类艺术携手壮大，唐人受其惠。即使没有唐朝以诗赋取士的制度，大诗人也会接二连三冒出来。文学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
塞外无田园。有辽阔草原上的悠扬牧歌，有大漠深处的神秘习俗，有令汉人惊奇不已的别样美感：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北风吹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
可惜古代汉人与少数民族的相遇，常常不是为了交流美感，而是交兵恶战。
士子奔边塞，既为国家，也为个人前途。
岑参不例外。他一生中两次出塞，先去安西(新疆库车)，后往北庭(今属新疆吉木萨县)，在西域共待了五年，足迹万里。他历尽艰辛，阅尽大漠风物，诗境因之而雄奇。
岑参为什么会出塞呢?
岑参有个特点：他既是他自己，又是显赫家族末端的一员。他身上拖着，或是潜伏着家族的荣耀与劫难：
曾祖父岑本文，于唐太宗时代做过宰相，死后“陪葬昭陵”，坟墓靠近皇陵，将岑氏家族的荣耀推到极致；
伯祖父岑长倩，高宗朝为宰相，后来，因皇嗣问题得罪了武则天，遭酷吏来俊臣缉拿，斩首于市，五个儿子皆被赐死，祖坟被挖掉；
过了若干年，岑参的堂伯父岑羲才华出众，升中书舍人、同中书门下三品，因耿直，得罪权倾朝野的武三思，官阶起伏不定。唐玄宗即位之初，他卷入政治斗争，协助太平公主谋废立，想要推翻新皇帝，事发，满门抄斩。
岑参的父亲岑植，卷入仓皇南逃的岑氏族人中。朝廷风波险恶，杀人如麻。那些看上去峨冠博带文质彬彬的官员，比黑齿族、文身族更可怕。
武则天称帝时，皇室李嗣宗亲也逃到民间，埋名改姓，心惊胆战度日。
岑参自叙说：“参，相门子。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
嵩阳指河南嵩山之南。嵩山分太室、少室。嵩阳为太室。
岑参十五岁就以隐士自居，创历代少年隐士之最。这事颇蹊跷。自古以来隐士虽多，但还没有谁十五岁就做了隐士。岑参此言，透露了他少年时代的内心隐秘。童稚的时光没有多少天真烂漫，倒是伴随着阴森可怕之物。
“隐”字后面有血腥。
岑参小时候听父兄讲家族的悲惨故事，心中的恐怖与愤懑可想而知。岑氏家族，几十年间出了三个宰相，荣华富贵到顶，却又屡遭血光之灾，大批父辈和祖辈族人狂逃楚地，混迹于传说中的“南蛮”。
岑参五岁识字念书，九岁写文章，强化了感受力和思维能力，在感与知两个层面上向内、向外“双向拓展”，使家族悲剧显现为悲剧。这是很要命的，这对塑造岑参特殊的“童心”也是至关重要的。少年隐士，其来有自。而研究岑参的学者似乎从未追寻过这一重要线索，这些既指向过去、又预设了岑参未来命运的蛛丝马迹。青年岑参的田园山水诗写得那么好，原因不在别处，正在于此。而他后来不辞艰辛远走西域，显然背负着不易察觉的家族意志。
岑参大约开元三年(715年)生于江陵(湖北荆州市)，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父亲岑植为仙州(河南叶县)刺史，几年后迁晋州(山西临汾市)刺史。
岑参六岁，已有从湖北到河南，再到山西的“阅历”，辗转几千里。父亲宦游，举家迁徙。在晋州安顿了四年，岑植患病去世。岑植是个清官，没留下多少遗产。母亲和兄长“鞠育”岑参，这情景令人联想嵇康、王羲之、王维的童年。
岑参的内心有纵深，这显而易见。家族骇人听闻的悲惨故事影响他，其深度和波及面，他本人，恐怕终生都难以测量。他三十五岁不远万里赴安西，走过了今之罗布泊，当有家族集体潜意识的强力助推：“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事实上，岑参若是终日守笔砚，也“守”不出好文章。他不是为了体验诗意才去边塞的。立功名，求富贵，奉王事，是他赴边的动机。生命冲动伴随着艺术冲动。二者同体而又相异。古代文豪都是沿着这个生存运动的轨迹，不避艰辛而诗意栖居。
生存有落差，伟大的艺术品在落差中缓缓生成。
唐朝被称为诗的国度，诗意涵盖了各门类艺术，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
汉末皇权崩盘，魏晋生活多元，隋唐重归一统。但是，人已经起了变化。唐朝士子的精神轨迹更多地联接魏晋凤度，诗人写好诗，通常与皇权相违背。这是堆砌词藻的汉赋作者们所不能想象的。汉代文人与唐代文人，不可同日而语。
岑参生活在盛唐诗人强大的氛围中。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诗圣杜甫，构成夺目的“三角光区”。东晋还有个陶渊明，把田园诗推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极致。所有这些光波都弥漫于公元八世纪的中原。
岑参写诗向何处落笔?
他向自己内心的纵深落笔。
嵩阳也是县名，武则天定都洛阳，改为登封，相沿至今。岑参可能憎恨武则天，一生不提他居住了数年的登封二字。其性格可见一斑。爱与恨分明。
嵩山之于洛阳，很像终南山之于长安。皇帝和达官显贵在嵩山中建离宫别墅，和尚道士盖庙宇宫观。士子以隐士的面目出现在大山里，则多为求取功名，“闻达于诸侯”。
王维、高适在山下住过，王昌龄到过中峰，李白后来寻访长生不老的女道士，以半百强劲之躯，登临少室三十六峰，而杜甫的家在嵩山北麓的巩县。岑参的年龄小李白、王维、高适十多岁，小杜甫三岁。他居于嵩阳的时光，应该熟悉王维等人的诗。开元年间，王维的名气比李白还大。
就人文地理而言，相距八百余里的长安与洛阳，近在咫尺。
盛唐山水诗盛，诗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山水。青山处处宁静，官场时时喧嚣，二者形成持久的对立，化入士子们的内心节奏。信奉儒家思想的读书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奔向仕途，或得意，或郁闷。大诗人多为后者。高适的官做得很大，“为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却已在他五十岁以后。
大诗人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人个性强，心志高，不容易受环境的摆布。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碰撞”：与现实相碰，往往碰得头破血流，也碰得流光溢彩。而碰撞意味着：人与所遇的对象，双方都具有硬度。
赖有士人的不退缩，硬着头皮往前冲，百折不挠，方呈现人性的前所未有的喷发。理解唐宋的山水诗，田园诗，这个思路是一把钥匙。这诗派起于伤心王子曹植，落魄贵族谢灵运、谢眺，光大于田园诗圣陶渊明。陶渊明确立了背向人事扭曲、深入丘山自然的审美符号。这符号照亮了一千六百多年。
大诗人之大，乃是生命强大的同义语。
趋向权力场又背向形形色色的权贵，诗人们的生存轨迹十分相似。
荣华富贵拽他趋奔，始于童年的个体修炼又叫他转向。不转不行，“违己交病”。转身还意味着：他有转身的空间，这空间乃是艺术与自然的双重领地，人在其中能弹跳，能喷发，即便是以宁静的方式来喷发。王维和白居易发现了“吏隐”，吏隐是背向权力场的变式。隐士们行走官场的身影向别处活跃着。
大诗人在封建皇权之外长大。他们朝着自身也朝着广袤的民间，长成了雄视古今的庞然大物，修炼成千年不坏之躯。与他们的伟大创造相比，几个封建皇帝实在算不了什么。
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的生成，大抵可作如是观。这生成，艰难而缓慢。能传千年的东西，此二者是前提。
与之相反的是：速成者速朽，或者说，速成的东西近乎本能地朝着速朽，只因这类“作品”的隐秘内核，乃是利润的一次性捞取。俗称捞一把，火一把。
幸好我们拥有几千年的精英文化，可以挤泡沫、镇恶搞、去邪说。
岑参十五岁，居嵩阳，慢慢练就了一颗诗心。
《感旧赋》说：“无负廊之数亩，有嵩阳之一丘。”
岑家坐落地嵩山下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带。祖上留下了几处别业，长安、洛阳都有。岑参“早岁孤贫”，当指他丧父以后。母亲拖着五个儿子要活下去。衣食简单，别业可能简陋。家里的气氛有抑郁，也有“穷欢乐”。穷人家的孩子本来就穷，其快乐也单纯。岑家人欢乐的时光，也总有淡淡的忧郁相随。
岑参十岁丧父，孤贫的感觉是慢慢来的。从晋州到嵩阳，官宦人家的好光景转为布衣贫穷。岑参家境的落差，类似曹雪芹或鲁迅先生。
小孩儿对家庭变化，有大人们不易察觉的敏感。
岑参童年，背负着沉重的家族记忆，又遭遇父亲的亡故和随之而来的家道中落，他那抑郁的面孔不难想象。迁嵩阳后，他曾几次独自走入野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英俊少年入丘深，伊水旁伫立，回望那些拔地而起、高达五六百米的少室诸峰。少年良久沉默。春阳或秋阳照着，风吹着。茫茫野地恰似他的内心纵探……
情绪永远饱满。诗心纯正抽芽。
岑家的几个兄弟也追逐嬉戏，漫山遍野奔跑，跃入伊水、狂水、颖水的清波绿浪。伊水之北有百十户人家的村落，叫做伊阳村，小兄弟们在大哥岑况的带领下进村找乐，惊奇于许多当地人的习俗。兄弟们打猎钓鱼斗鸡，野火烧烤，海吃，牛饮，神吹；踏浪弄渡扎猛子，夏日里玩了朝阳玩夕阳，夜观繁星大如斗。草丛中酣睡到旭日东升……
岑参玩起来很疯的，钓鱼是好手，伊阳村中老少皆知。后来写诗，老提他的鱼竿。河边钓鱼，沟里捉鱼，池中戏鱼……尽情玩耍之时，他才把家族沉重的记忆抛开。
他胆子也大，一个人朝大山深处跑，学山民“喊山”，跟和尚念经，目睹王公大人的车驾，呆望那些穿绫罗绸缎、戴金钗玉饰的贵夫人娇小姐。他还在山洞旁碰到过真正的布衣隐士，隐士拒绝交谈，却爬到树上去唱歌，眺望着绿瓦红墙的王公别墅。
他也住了一回离家不太远的山洞，后半夜才摸回家，面对大哥的斥责却“洋洋有得色”。洞中奇黑，隐隐约约闪烁着幽光，潮湿的地上、岩壁上有蛇蝎爬，可它们不敢靠近他……
岑参爬各种各样的树，犹如他钓各种各样的鱼。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果和怪鱼，充实着家里的零食与晚餐。
而书照读，字照写。他翻烂了好几本手抄诗集。家道中落书尚在。有志少年凿壁偷光。
人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在神灵、风俗、道德、学问以及个体趣味的交叉环绕中，生存虽然艰辛，种种快乐也会前来照面。
千百年来，民间自发的各种乐趣总是好的!玩耍花样更不知几百种，日常活动半径大，生命活蹦乱跳，“跳出”丰富性，“越耍越能耍”，并且，尊重文化。
人，一旦活在了铺天盖地的人造物中间，丧失野趣，丧失自由的、自发的生存感受，不读书只看报，圈养式生存，浅表性生存，“被生存”，因贫乏焦躁而搞笑装怪，并以装怪起哄为常态，那么，个体生命活力喷射的前景会消失，贫乏焦躁之恶性循环不可免。
农耕文明至少延续了五千年，其强于工业文明之处，尚须掂量再掂量。单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艺术家和普通人对天地万物的毕恭毕敬，古代人类远远胜于现代人类。
人类若狂妄，必定遭报复。
低碳生活方能持久。人也不能受资本和技术的掌控。单纯的物欲已经遮蔽太多，甚至包括这物欲本身。遮蔽旷日持久，包括玩耍在内的很多精神价值都失去参照了，总有许多人酷似流水线上的复制品。
单纯的物欲导致物欲本身的单调乏味。
而警钟尚未敲响。异化随处可见。“生存之逼仄”使生活的丰富性有变成天方夜谭的危险。
少年岑参在嵩阳写诗，题目先呈诗意，《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
草堂近少室，夜静闻风松。
月出潘陵尖，照见十六峰。
九月山叶赤，溪云淡秋容。
火点伊阳村，烟深嵩角钟。
尚子不可见，蒋生难再逢。
胜惬只自知，佳趣为谁浓……
久与人疏散，转爱丘壑中。
尚子，蒋生，都是东汉有名的隐士。
久与人疏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估计在晋州，父亲官居刺史，岑家颇热闹，朱漆大门前车马不稀。
岑参十几岁就隐于嵩阳，隐志渐渐明确。
李白快三十岁了才隐入终南山，岑参早他十几年。王维二十出头隐到山东境内的偏僻小州去，也比岑参晚了六七年。
《春寻河阳闻处士别业》：“风暖日暾暾，黄鹂飞近村。花明潘子县，柳暗陶公门。药畹摇山影，鱼竿带水痕。南桥车马客，何事苦喧喧?”
青年岑参读陶渊明诗，会有许多感慨。
岑参远足到巩县去访一位李处士，写诗云：“桑叶隐村户，芦花映钓船。有时著书暇，尽日窗中眠。”
民间的读书人称处士。
岑参游巩北另有佳句：“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岑参游缑山西峰，又得好诗：“结庐对中岳，青翠常在门。遂耽水木兴，尽作渔樵言……片雨下南涧，孤峰出东原……野霭晴拂枕，客帆遥入轩。尚平今何在，此意谁与论?伫立云去尽，苍苍月开园。”
古人点评：“静极。”
而我们分析苏轼、王维等人的诗画艺术时已经知道：静是动的静。
差不多同一时期，另一个以边塞诗著称的高适写《淇上别业》：
依依西山下，别业桑林边。
庭鸭喜多雨，邻鸡知暮天。
野人种秋菜，古老开原田。
且向世情远，吾今聊自然。
两个边塞大诗人的田园诗，心声多么相似。
一些名家选本忽视岑参的田园诗，是因为他们囿干某些观念，对诗人早年的内心纵深不能细察。
岑参名作《宿东溪怀王屋李隐者》：
山店不凿井，百家同一泉。
晚来南村黑，雨气和人烟。
霜畦灶寒菜，沙雁噪河田。
隐者不可见，天坛飞鸟边。
岑参约十八岁游王屋山，访李隐士不遇。可见岑参游王屋山不止一次。他是不用下地耕种的，还到处游玩，叩访名士，其自言贫穷，看来只是相对而言。他的物质生活当比陶渊明强。兄弟五个，他排行居中，操心事少。大哥岑况很像—个大哥的样子……
岑参下笔，一心追随着陶潜、王维。他留传下来的四百多首诗，写山水田园的，所占比例最大，早年，中年，晚年，一直在写。
盛唐诗人，山水诗瘾大。这条越走越宽的语言艺术之路，主要由东晋诗人作了铺垫。盛唐士人复杂的生存结构，使山水田园的审美意味得以显现：士人们成群结队奔仕途，又纷纷回首向园田，有些人不得不终身回首，感慨到死。而以前的文学史不谈这个，还强调山水诗的成就不如边塞诗，颇为奇怪。
山水园田之纯朴，乃是人事曲折之倒影，二者共同构筑了盛唐诗歌最大的张力区。很有一些古典文学的教授们看不见这个张力区，其穿越生存的眼光，明显弱于他们做注释一类基础性工作的能力。
本文写岑参，不是简单地把他作为边塞诗人来写。
再看一首《南溪别业》：
结宇依青嶂，开轩对翠畴。
树交花两色，溪合水重流。
竹径春来扫，兰樽夜不收。
逍遥自得意，鼓腹醉中游。
南溪在少室山中。此诗在陈铁民先生《岑参集校注》中列为第二首，可能写得较早。诗人情态，真是优哉游哉。别业风景好，人还吃得饱。
然而陶渊明已经证明了：吃不饱也能写好诗。
衣食足然后知礼仪，这话不错。但要说吃好了就能写华章，显然论据不足，并且容易产生误导。盛唐与北宋，有文化修养的富人密如栉，可是谁比李白杜甫苏轼写得更好呢?杜甫穷了半辈子，然后郑重宣布：“诗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我们诠释诗圣的著名断语，阐述精英艺术生成于艺术家的生存落差：命运的落差，心理的落差。
艺术家受刺激，反而催生佳作。从屈原到鲁迅，两千三百年间的许多文豪，都是可以佐证的。
再举古典文学研究的例子，前辈学者们吃得不够好，却是学养好，学风正，功底扎实，硕果累累，字里行间营养丰富……
岑参早期的山水诗可能写于开元末期，诗人的年龄在二十岁前后。有人把诗中单纯的欣悦同开元盛世挂匕钩，把嵩阳的岑参描绘成阳光少年。这人挂编了，偏离了岑参的生存特征。诗人的伯父羲被唐玄宗满门抄斩，剩下的族人狂逃“黑齿之野”，少年琴掺即使阳光，也是从家族巨大的阴影中挣扎着走出来的阳光。
事实上，阳光之能显现为阳光，乃是由于阴影之铺垫。
王维能以杰出的诗画笔描绘山水，和他少年进入王公豪门、后来近距离感受权贵面目紧密相关。岑参笔下的山水感染人，则得益于他那异乎寻常的内心纵深。
岑参“二十投书阙下”，开始了求功名的艰难历程。这是他的新课程，却是士子们一再重演的老戏。估计他在嵩山下写诗，融入盛唐山水诗的大合唱，已经有了—些小名声。他诗语清新，明白易懂，传播速度比较快。陶潜年轻时“投耒去学仕”，学了十三年，四次扔下农具，学得很憋屈，岑参“一从弃钓竿，十载干明王。”干指干谒，唐代的常用字。他二十岁成丁，不去服兵役，是受惠于刺史父亲留下的门荫。
做官好处多，这是不用说的。
岑参奔官场奔得辛苦，“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酸辛。”杜甫为自己画肖像，也勾画了学仕的士子们普遍的倒霉相。岑参的父亲又不是贪官，遗产有限，岑氏兄弟欲富贵，都得出去打拼。岑参不仅奔东都洛阳，还奔西京长安。唐玄宗带着他那庞大的“食粮集团”，常到洛阳，曾一住数年之久。皇帝与百官居东都，天下士子就奔洛阳。皇帝“回龙舆”返西京，士子们又掉转马头向长安。这幅求仕长卷中的人物密密麻麻，唐朝二百九十年，这支不断变换着面孔的队伍究竟有多大，无人能做统计。开元末，求仕长卷中的一个单骑挺进的有志青年便是岑参。
京洛八百里官道宽，有志青年打马扬鞭。
长安城里也有岑家的别业，岑参不须打旅馆。
献书，赶考，结交名流，乃是学仕求官的三部曲。
长安的冬季真冷啊，大雪大风，刮得树弯腰人欲倒，岑参在城里转悠，专走皇城附近的贵族高官居住区，百十次伸手，想敲开一扇朱门。开始手要抖的，伸出去好艰难。堂堂七尺男儿，偏要低三下四。写诗的好手变成敲门手，只为那区区五斗米。他是相门之子，曾祖父名叫岑文本，太宗朝建立功勋……岑参辗转朱门，把祖上的荣耀挂在嘴边，然而高官低官、世交父执都给他冷脸，或是扔给他几个硬硬的冷馒头。他心凉了。有一位尚书大人念在他父亲的情分上送他“绨袍”，他就感激不尽，写诗赞美仁慈的尚书。
盛唐的官员脸，不那么好看的。
唐朝立国百年，职业官僚有增无减。政客多起来，冷漠成常态。士子不碰钉子才怪。能拿热脸去贴官吏冷屁股的，多半收获较大，而心理障碍较小。他们争先恐后当孙子，巴望着有朝一日把别的士子变成孙子，高视阔步于长安的街上。
岑参和杜甫一样脸皮薄，手抖，装不来孙子，有时候突然来了一股犟脾气，瞪眼粗嗓子，那模样倒像达官贵人的老子。
《感旧赋》云：“出入两郡，蹉跎十秋。”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二十二岁的岑参在长安落第，灰溜溜打马回嵩阳，对三月里的明媚春色毫无感觉，向东走到潼关，在潼关城门上留下一首《戏题关门》：
来亦一布衣，去也一布衣。
羞见关城吏，还从旧道归。
岑参脸皮子薄，这首小诗可作证。
相门子羞愧哩。父亲岑植当年是做过两州刺史的……岑参的心理落差，尽现于小诗中。他吟诗挥毫，对熟悉他的关城吏启齿笑笑。这首诗在城门上保留了若干年，成千上万的落第士子背下了。他们典型的情状是：来去皆布衣，相见瓜兮兮。
瓜兮兮是蜀中土语，犹言木愣愣、傻乎乎。
李白形容他在湖北安陆的时光说：“酒隐安陆，蹉跎十载。”
酒隐、吏隐、市隐、山隐……隐士名堂多。学者作家针对这个专题做研究，能写厚书的。
岑参像李白一样否定自己的十年，诗性却如李白疯涨。岑参十年间走了很多地方，似乎总是在路上，背着行囊在风中，夏阳照耀或秋雨扑打，锤炼着他的一颗诗心。郁闷，沮丧，痛苦，都是不可或缺的养料。志向越大，痛苦愈甚。而中国的语言艺术，向来盛开着意外之花。
李白居安陆，好诗如潮。岑参这十年，艺术成就大。
岑参二十三岁成家，新娘子很漂亮，多半是个小家碧玉。岑参能娶亲，表明尚有家底。远游，成家，所费银子不少。岑家这十几年虽然走了下坡路，那架子却还在，岑氏兄弟能读书。岑参在兄弟们当中才气最旺，也许家里的钱更多地花在他身上。
婚后半年多，岑参又上路了，去长安。长安有房子住，但他没有携妻同往。妻子要留在家里伺候她婆婆。
京洛道上有个小城叫盘豆，位于黄河南岸，与北岸的永乐城相对。岑参夜过黄河，写诗想念新婚不久的妻子：
盈盈一水隔，寂寂二更初。
波上思罗袜。鱼边忆素书。
月如眉已画，云似鬓新梳。
春物解人意，桃花笑索居。
素书，指写在绢帛上的书信，因绢长一尺，又称尺素书。
二更之夜，月照黄河。旅舍中的岑参想妻子，睡不着。时在三月，桃花开得正艳。这大好春光，小两口偏要分离，丈夫归期难数。岑参写索居，反衬新婚的许多欢娱。句子含蓄，所谓点到为止。
唐诗描绘男欢女爱是有缺陷的，著名诗人们，无论他老婆或侍妾多漂亮多贤惠，一般不会形诸笔端，给人的感觉是把她给藏起来了，留个姓氏，甚至连姓氏也无。新婚的热情，两情的欣悦，离别后思念的缠绵、疼痛，总是深入不下去。李白写杨玉环很投入，却对自己经历过的几个女人讳莫如深。
礼教遮蔽人性，爱情的长期缺失或隐匿，对人性壮大颇不利。宋词好一点，但浪漫笔触多涉官妓营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针对古代爱情的令人惊讶的普遍缺失，也可写专著研究。应当追问：两千年的封建史，为何爱情长不大?
桃花三月盘豆小城，岑参深夜独卧，不能拥娇妻，只能抱被而眠。船过黄河他已“思罗袜”，躺在床上更是想了又想。
没办法。奔仕途的青年都这样。
不言而喻的是，岑参后来多年漂泊，想老婆想过无数次，却只写了一首诗。激情憋向了奇山异水……
这一年，二十四岁的岑参在长安东奔西忙，仍然功名无望。
次年他游河朔(河北)，于冀中平原盘桓数月，复游大梁(开封)，一路写诗。也许豁出去了，暂且不问前程。
他写诗告诉异乡人：“吾庐终南下，堪与王孙游。何当肯相寻?泮上—孤舟。”
终南山别业，像他手中的一张名片，犹如嵩山别业是他的另一张名片。“与王孙游”则有些夸张。唐人的自我夸耀乃是干谒的必备功课。当然，前提是要有真才实学。官员懂诗文，蒙是蒙不过去的。民间还有许多处士，高士。百姓也向学知诗。
“客舍梨花繁，深花隐鸣鸠。南邻新酒熟，有女弹箜篌。醉后或狂欢，酒醒满离忧。主人不相识，此地难淹留……”
岑参亦狂放。诗中提到的醉后狂欢，具体内容是什么，他没写。只身在外的唐朝男人，萍水相逢烟花女，欢娱后天各一方。这类情绪，中唐杜牧有出色的表达。
河北定州有岑参的—个叔父，开封城里却举目无亲。开封离嵩阳不算遥远，游尽盘缠他就回家。
《登古邺城》：“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两三家。庭树不知何处去，春来还发旧时花。”
邺城是曹魏故都，又曾是汉代梁王刘武的封地，昔日金碧辉煌，眼下暮鸦乱飞。怀古之幽情，历来纠缠诗人。中原大地，处处古迹。
诗人过邯郸，又出现了女孩儿的身影：
客舍门临漳水边，垂杨下系钓鱼船。
邯郸女儿夜沽酒，对客挑灯夸数钱。
酩酊醉时月正午，一曲狂歌垆上眠。
岑参酒量大，狂性不小。邯郸女儿陪他喝，还挑灯数钱。诗，酒，色，共属一体，乃是古代诗人的常态。
怀古尚未休，别意又饱满。诗人被无穷诗意拨得团团转。远游真好。求仕不过是远游的初衷。游着游着，人变了，生存之种种意绪填满了男儿躯，激发潜在能量，拢集着不可名状之物。新鲜，新奇，于是发为新声。
春去春又来，诗人在车上，马上，船上。
妙不可言的是走在路上，爬在山上，漂流于河上……行走的速度与感受的细腻度、开阔度正相吻合。奇妙之物接踵而来，但艺术家决不寻求刺激。这个分寸感严格标示出艺术与伪艺术的分水岭。奇妙之物的照面方式与意志无关。如果有关，意志去染指感受的原初性，奇妙者将收缩，甚或自动隐匿。
岑参回家了。
一别两年多，夫妻重聚。桃花不复笑索居，老婆她就像新娘子，陌生而又熟悉地朝他微笑着，白天殷勤伺候，夜里讲好多好多事情，他听得似懂非懂。
嵩山下狂水旁，年轻的夫妻，终于影成双。
家里是个港湾。
岑参二十七岁再一次踏上了京洛官道，这次带了妻子，也许还有孩子。他母亲的情况不得而知。
唐诗宋词对母爱的表达也有限。而我们知道，大文人早年丧父者多，他们的内心倒是多有母性的仁慈。
总之，古代精英文化对人性的表达是不够充分的。这种表达不充分的负面效应倒是发挥得很充分，留下历史的诸多遗憾。
岑参在长安认识了王昌龄，二人年纪悬殊而气味相投。王昌龄才名高，仕途不畅，先贬岭南，回京没过多久，复谪江宁丞。朝政为李林甫所把持，这个超级政治打手仿佛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攻太子李亨，毁进言之路，黜饱学之士。李林甫没文化，谁有文化他就打击谁，他手下的酷吏如温吉，李希奭，杀人只嫌刀慢，办案跑死良驹。开元末天宝初，酷吏追杀李岜，杖杀李适之，逼走名相张九龄。杜甫千辛万苦考进士，也是栽在李林甫的手上……
眼下的王昌龄四十多岁了，进长安城，有时住岑参的家，谈起当年走边塞，壮烈犹激烈。长安士大夫，谁不知遭他的七绝《出塞》呢?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战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岑参受王昌龄边塞诗的震动很大。
他大声朗诵王昌龄的另一首名篇《从军行》：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然而大丈夫的慷慨激昂，眼下已大半化为遭贬谪的沮丧。岑参年轻，吟诵昌龄诗而向往着茫茫大漠，军旗号角，一副热血青年的模样。昌龄默然。
王昌龄动身赴贬所，岑参写诗安慰他，《送王大昌龄赴江宁》；
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
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
泽国从一官，沧流几千里。
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时。
舟中饶孤兴，湖上多新诗。
潜虬且深蟠，黄鹊举未晚。
惜君青云器，努力加餐饭。
开元二十八九年，岑参留在长安继续“干谒”，偶尔骑马走洛阳碰碰运气。献书，敲门，献出去的文赋泥牛入海，敲开的朱门复又关上。世风已变，饱读诗书的士子几乎成了丧家犬。士大夫主政的辉煌已是昔日美谈。李林甫及其党羽最讨厌读书人了，读圣贤书有啥用呢?倒不如研究厚黑学、权谋术，钻营拍马，结党营私，纵容打手。打击朝野一大片，只需维护老皇帝唐玄宗的尊严，还有那位千娇百媚的杨贵妃。有一年李林甫将全国的考生黜落，宣称“野无遗贤”。皇帝很高兴，认为人才都进了朝廷。杜甫就是被黜落的考生之一。
浪荡赌徒杨钊正蹿上高位，后来变成权相杨国忠。内宫则有大太监高力士，与宰相争权。
李林甫、杨国忠二位著名奸相，以某些“实际”干才赢得唐玄宗的信任。玄宗晚年也不是昏了头，他不昏头他就不是皇帝。皇权的惯性思维、运行模式掌控他。他把自己置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顶端”却反制他，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灭掉他。这叫“反噬自身”。
此间的唐玄宗认为天下富足，国库里的银子更是花不完，“人才库”已经人满为患。凡是好听的话他都听得进去，顺耳，舒服，一如杨妃吹来的枕头风。于是，宫里宫外好听话层出不穷，无奇不有，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垄断了他的耳朵，重塑了他的听觉。听忠言逆耳了，他就打瞌睡。
御史台的谏官已被李林甫清理干净，那些嘴硬的，想以太宗朝的名相魏徵为榜样的，李林甫就让他们永远闭嘴。
开元末期，天宝初期，朝廷酷吏弄死了很多人。温吉的恶名一如汉武帝朝的张汤。
而像苏东坡这种老是严厉批评皇帝的人，如果在这年月做官，不知死了多少回。
天宝元年的一天下午，岑参徘徊宫墙外，看见一个面容清瘦的冠带男人出富门，走上御街，目光沉静。岑参听人讲，此人就是诗画乐三绝的王维。宫中正排练《霓裳羽衣曲》，壬维受命参与谱曲，指挥排练，画佳人群舞、独舞的舞美图，几乎每日和国色天香的杨贵妃在一起。然而王维出宫毫无矜色，英俊的面孔浮着一层淡淡的沉思与忧郁。
（后文见下条）
摘自刘小川《品中国文人》
编辑、发布：代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