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衡/文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一生的罪恶事进是书不胜书的。我曾做他的秘书多年，现将所知道的事情写出来，聊供人们的参考。
结识绿林，投身军阀
张景惠，字叙五，1872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年轻时曾卖过豆腐，也曾流落到外乡谋生，结识些绿林朋友和地方豪绅。
日俄战争时，东北各地土匪蜂起。盛京将军许可各县自筹饷械编练保甲，维持治安。张景惠在新民县八里台（即今台安县）充任伪甲长，就地筹饷编集保甲百余人，保卫地方治安。当时，在新民境内最大的匪帮有杜天义、张作霖两股，新民府知府增韫条陈盛京将军准许收降一股消灭一股。于是利用张景惠同杜天义是干兄弟、同张作霖是把兄弟的关系，居中勾结张作霖率部投降，张景惠又曾单身进入杜的匪巢作内应，生擒了杜天义之弟，攻陷匪巢诱擒杜天义，在新民正法。张作霖投降后充任管带，张景惠即任帮带。其后，张作霖任防营统领，张景惠则任防营骑兵管带。
袁世凯盗窃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果实后，张作霖以武装实力赶走了袁的爪牙段芝贵，自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盛武将军乃至镇威上将军，张景惠升任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察哈尔都统。1917年春，奉军第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勾结奉军第二七八师师长冯阁背叛张作霖失败后，张景惠接任了汤的旅长。是年又因北京政府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为了准备打内战，秘密从日本购买大批军械。当这批军械运到秦皇岛时，张景惠受张作霖的委派率一营兵力将全部军械劫获。从而使张作霖扩大了势力，张景惠也益为张作霖所信任。
1922年夏，第一次奉直战起，张景惠任奉军两部司令，因怕失败又受曹锟牢笼，则按兵不动，不与东路和中路奉军配合，使吴佩孚、冯玉祥得以率兵进占北京，其后，曹锟将张景惠安置在天津作寓公，时恰值他母亲过世，张作霖、张作相等敦促他回家治丧，借以脱离曹锟的暗禁，但他胆怯不敢回去。直到1924年冬第二次直奉战后，在张作相等人的说情保证下，张景惠给张作霖磕头认错，才同返奉天。
1928年张作被日军炸死后，张景惠不支持张学良继续统治东北，张学良则采用釜底抽薪的方法夺其权势，并推荐张最惠到南京政府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张景惠遂与吕荣寰合谋，不惜鼓动起中苏边界战争以保持个人地位，结果使东北军被苏军击溃，一些高级将领战死或被俘，以至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创造了条件。
投降侵略者，充当汉奸
“九·一八”事变的夜间，沈阳军民遭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而张景惠住在沈阳西关自己住宅里却安然无恙。当即受到广大人民的疑忌。次日，板垣征四郎 就以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身份带着新井，面见张景惠，请他出山相助，不仅保障他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许诺拥他为东北的最高首领。张说：“我现在无兵、无械又无钱，爱莫能助。”板垣说：“这不成问题”，当即允诺供给大枪3000支，金票30万元，作为招兵买马的经费，并用专车载张与武器回哈尔滨。
张返哈后，即召集部属宣布：本着中央意；对日军行动，我方采取不抵抗政策。同时重用于镜涛（当时是中东路路警处副处长）为警察总队长，立即招练武装警察3000名，名为维持治安，实则作为争权夺利的本钱。
关东军占领长春、吉林后，采取阴谋手表，以黑龙江省地盘作钓饵引诱张秉惠、张海鹏上钩。张海鹏首先充当了日军进攻齐开哈尔的急先锋，张景惠落后一步。可是当张海躺在江桥战线上被阻，日军第二师团转援江桥战役时，张景惠又以调停为名亲到齐齐哈尔；阴结吴俊升的旧人，出头要求双方停战，迎接张景惠出任黑龙江省军政首领。此举未能实现。
“九·一八”事变时，吉林省军政首领张作相正在锦州为父治丧。曾同吉林省政府委员兼警务处长王之佑等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即令王之佑率领在锦的文武官员返吉抗日。途中，得知日军已进占吉林和熙洽投敌，遂转赴哈尔滨同丁超、李杜、赵芷香三镇守使及在哈其他军政官员筹划抗战，却遭张景惠拒绝，不许在哈抗战。王之佑无奈，又同丁超的参谋长杨公亨返锦，张作相则令以吉林省政府委员 诚允代行省主席职权，在哈组织吉林省政府，以对抗熙洽为首的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同时命令吉林陆军训练处总监李振声代行吉林边防副司令职权，把东铁护路总司令职交与滨江镇守使兼第十八旅旅长丁超负责。当诚、李、王等到哈准备组织吉林省政府时，又被张景惠阻止。不得已遂在宾县设置吉林省临时政府，联合马占山，实行武装抗日。
1932年1月，日军长谷川旅团及伪军于琛激所部三旅，向哈尔滨进攻。适李振声因病入院就医，张作相又电令王之佑回哈代理李振声职务，联合依兰镇守使李杜、吉林卫队团长冯占海（此时已扩充成旅）和国防军邢占清、赵毅两旅，在哈尔滨附近先后击溃了伪军于琛激、刘宝麟等部，并在双城堡及哈尔滨郊外同日军激战。到旧历除夕，日军攻入哈尔滨，张景惠立即出头，迎接日军，并用他编成的警察大队帮助日军维持所谓治安，暴露出其汉奸的真面目。在哈尔滨附近战役中，张景惠还阴通日军，暗中助敌，并劝说与派兵阻止马占山向哈增援，更将日军特务机关头目大迫通贞等隐藏在哈市，进行间谍活动。其后，张景惠又促成了在关东军操纵下召开的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巨头会议，奠定了伪满政权的基础。
1932年3月，伪满傀儡政权成立。张景惠任伪参议府议长，仍保留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之职。其后，由于马占山再起抗日，他则于当年9月接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职位。从此，他又在关东军操纵下领着10余万伪军，帮助日军打击原东北军和广大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完成所谓的“武力统一”，迅速占领了东北四省。
1934年3月，溥仪扮演了告天即位的傀儡把戏，当上了伪皇帝，张景惠则“荣升”为伪军政部大臣。不久，又获得了伪满“将军”的称号。此间，张景惠适应日本侵略者的需要，把伪军彻底变成日军的附庸，使伪军的实权从日军军事顾问、军事教官的过渡操纵变成了由日系军官的全盘掌握。
仰侵略者鼻息，当上伪总理
1935年5月下旬，张景惠接替被日本人赶下台的郑孝骨，继任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当时，逐鹿伪总理一职的汉奸大有人在，袁金铠、臧式毅、赵欣伯、熙洽等人均有此意。但是，张景惠之所以能够抢到伪总理一席，并非偶然，是有其内幕的。一方面，由于他在旧东北军统治时期就有相当的地位，可供利用，“九·一八”事变，又帮助日本侵占东北立下了汗马功劳，且日籍权力者认为他“忠厚老实”，可以任意玩弄摆布，是符合他们要求的理想人物；另一方面，张景惠看到郑孝胥快要跨台，就秘密进行活动，最主要的是与伪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九·一八”前，大桥是日本驻哈尔滨的总领事，张景惠是东省特别区长官，他们之间就有些联系。“九·一八”后，张景惠投敌，为日本侵略者作出种种阴谋活动，多系关东军通过大桥献计驱使的，张也事事与大桥商议而行，大桥俨然成了他的参谋长，关系非常密切。伪满洲国成立后，张为伪参议府议长兼伪军政部总长，大桥为伪外交部次长，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大桥听说郑孝碍干得不好，继任者不外赵欣伯、张景惠、臧式毅、熙洽、袁金铠等几人。他认为，如果张景惠能继任伪总理，自己则有出任伪总务厅长官的希望。因此，他经常到张景志家闲谈，曾对张景惠说：“郑孝胥的舆论很不好，可能下来。以阁下之功之德，很有继任总理的希望。如果能有一个理想的总务长官和阁下合作，那就更好了。”张景惠已洞悉大桥的话意，便虚伪地说：“我是个没念书不识字的粗人，哪敢存这样的妄想。但是如果能有像阁下这样理解我们满洲人的人，去当总务长官，即使像我这样不学无术的蠢才也敢大胆去试它一下子。”于是，大桥便常向关东军方面为张景惠吹嘘，夸张为人忠厚、度量大、能包容，是个宰相之材，并在聚会场所或酒后茶余之时，常为张摆好。同时伪监察院长罗振玉是郑孝胥的政敌，因不满于郑，又看到自己没有继任伪总理的希望，也常说：“即使张叙五作总理也会比郑强得多。”这种气氛对张景惠很有利，于是于1935年5月下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召见张景忠说：“郑总理年事已高，可以休息一下，我想向满洲国皇帝推荐阁下继任总理怎么样?”张景惠则故作惊异之色说：“我是个粗人，不识字，怎能胜任总理，我现任参议府议长兼军政部大臣，已感觉很勉强了。并且臧式毅、熙洽各位大臣们都比我强，怎能甘居我下呢?”菱刈隆早已明白张的意思，是怕臧、熙等人找他的麻烦，驾驭不了。因对张说：“那不要紧，臧、熙他们另有安排。”张听毕喜出望外，便说：“蒙司令官阁下这样盛情厚意，实深感激。我虽愚蠢，愿尽犬马之劳，力图报答。不过如果能有一个比较熟悉满洲情况的日本人担任总务长官，那我心里就更有依仗了。”菱刈隆问：“阁下看哪个日本人比较熟悉满洲事情?”张说：“我知道的日本人不多，我看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少将就比较熟悉，不过军事也很重要，怕他脱离不了。还有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就很好。”菱刈隆微笑道：“阁下看的不错，总务长官的人选问题，以后当然要考虑的。”
果然，数日后伪政府发表伪皇帝批准郑孝胥辞去伪国务总理大臣、伪文教部大臣本兼各职，赐以“前官礼遇”，特任张景惠为伪国务总理大臣，特任臧式毅为伪参议府议长，特任熙洽为伪宫内府大臣。并委任了其他一些官史。委官雨下完后，臧式毅尚感满意，其他人则是弹冠相庆，只有熙洽以很有油水的财政部大臣换来一个清淡无味的官内府大臣，等于明升暗降，气愤之余大发牢骚说：“豆腐匠也抖起来了，早知今日不如当年也作豆腐了，何必上学念书呢?”一些人也哄着说：“满洲国无人才，豆腐匠上了台，一锅糟豆腐，谁还吃得来。”
张景惠听到这些嘲笑侮骂的话满不在乎，并且还得意地说：“他妈个巴子，天好、地好，也得命好。光想往上抓挠，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样的福气，是不是那样的命……”。原来张景惠很迷信，张瞎子（外号张半仙）给他“批八字”，鲍瞎子给他“算命”，都奉承他是天上星宿降世，逢凶化声，大福大贵。其后又有卜者给他“相面”，说他是天上的“南极仙翁”转生，下来济世救民，福大寿大，谁也奈何不了。张景惠很相信卜者的鬼话认为自己的确是南极仙降世，这次当上的总理，更证明自己是有来历的。因而，当听了一些溜须拍马的人说他是“天降的宰相下来救苦救难”等话语时，便乐不可支了。
张景惠外表马虎心里有数。鉴及郑孝胥说话没深浅，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拖下台去，熙洽思想错误，有不忘复清朝的念头，从一个热闹的财政部调到冷清的宫内府，张燕卿好说风凉话，从脚缺的实业部调到空洞的外交部。因此，他提高警慢，不多说话；专研究一套日本人漫听的奴才潘须经；对内求和，对外求顺。他希望大桥忠一任伪总务长官虽未实现，但大桥却推荐日本外务系统的伪满外交部政务司长神吉正一任伪总务厅次长作张景惠的帮手，又把日本外务省翻译松本益雄拉来作张的秘书官。这样一来，张的羽翼渐丰，耳目也灵通了。
1936年南次郎任关东军司令官，张景惠对南尽其溜须拍马之能事，很得主子的欢心。南次郎出身日本农家，幼年曾作过卖报重子，而张也出身农家，卖过豆腐，南认为出身相同而有些亲近。实际上一个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者，一个是卖国求荣的恶劣军阀，当然气味相投一见如故了。这时正是日本大量向伪满移殖朝鲜人，南次郎又把统治朝鲜的方法照样向伪满推行。南次郎曾说：“朝鲜与满洲仅仅一水之隔，炊烟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应当从高处着眼、互相理解。”并提出“鲜满如一”的口号。张景惠灵机一动，便说：“司令官说的太对了。不但鲜满应该是如一的，并且我们皇帝颁下的‘回銮诏书’已明白地告诉我们，皇帝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那就是说‘日满一体’了。”这话很合南的心意，受到了南的嘉奖。此后“鲜满如一”、“日满一体”或“日满一家”等话，立即传播开来。在各种讲话、报告、演说、致词中常常引用这几句话，当作了“至理名言”，于是，张景惠就成了南次郎最信任的奴才。其他日人自然也都另眼相看。致使张的内外关系日益良好，前进步步顺利。后来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由于南次郎的嘱言对张都很信任，张的伪总理宝座安如盘石。
1936年2月某夜，在沈阳市西边门外三径路张景惠家宅的第五妾，突然被枪杀于衾中。死者的母亲控告张景惠杀死她女儿，要他偿命。沈阳日本宪兵队数日后捕获了凶手。该人供称他为张的马弁，受张密命枪杀了淫妇。实因张的妻妾很多，第五妾不甘寂寞与人通奸，张怒不可遏，便密令马弁将她杀掉。此案沈阳日本宪兵队报告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又报告给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南认为人命关系虽然不小，政治关系必须考虑，决不能因这事影响张景惠的政治地位。于是命令沈阳日本宪兵队压制原告，由张负责敛葬死者，给死者亲属若干赡养费，使这场官司草草了结。后伪监察院知道此事，曾提出弹劾张景惠，也被关东军压制下去，张景惠自然怒恨伪监察院多事。伪外交部大臣张燕卿、伪交通部大臣丁鉴修等人也于人前背后嘲笑张景惠，宣扬他家的丑事，张则更加憎恨。时值伪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遵从关东军的意向提出改革伪政权机构，以加强伪总务厅的集权。为此，曾“征询”张景惠的意见，张则借机发泄私愤，说：“政府机构早应改革，怎样改革请长官研究，我没有成见，不过，我看立法院、监察院没有事干，也干不出什么正经事来；外交部是个空架子，蒙政部有些独立情况。国务院会议时，有些人不谈正事，说些闲话，应当整顿一下……”星野表示：“总理的意见很好，我们一定要考虑的。”张的意见虽无多大作用，但也可有“火上浇油”的作用。结果，经过改革机构，取消了伪监察院，在伪总务厅官房内设一监察部，承担监察事务；取消了外交部、民政部、文教部、蒙政部，分设外务局、内务局、兴安总局为国务院的内局，伪总务厅扩大了集权，伪总务厅长官名义上是伪总理的辅佐者，实际是握有实权的真正总理。这样，张景惠的伪总理地位则更加稳固，有野心的其他汉奸欲撼之而不可得。
赴日谢恩，姣相百出
1937年7月，日军开始大举侵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继而提出“三个月内征服整个中国”的叫嚣。这时，张景惠则向关东军司令官提出要到日本去“谢恩”，感谢日本撤躺在伪满的治外法权。得到关东军司令官允许后，张最惠便于当年9月上旬，同伪总务厅次长神吉正一、秘书王子衡、翻译松本益雄，伪司法部民事司长菅原达郎等8人，乘专机赶赴日本。当飞机到达东京机场时，前往迎接的只有日本外务省交际司长和伪满驻日大使等寥寥几人，不仅当时日本内阁首相没到机场，就连日本外务省大臣或次长之类的官员也未去，冷冷落落，不像对待外国贵宾的样子。张景惠等也觉得难堪。之后，由日本外务省人员作引导住在帝国旅馆，休息片刻，即赴宫内省签名报到，参拜在东京的各神宫和皇后宫以及亲王府，但也只在签名簿上签名，并不相见。
第二天，正式“谒见”日本天皇。张景惠带着随员驱车赴宫内省，在“凤凰间”便殿举行“觐见”式。张先在“凤凰间”外行九十度的鞠躬礼，启门进屋站下，又行九十度的鞠躬礼。随后，面向日皇，前进五步，再行一百八十度的鞠躬最敬礼。接着双手捧着预备好的敬词，诚惶诚恐地念道：
“我国皇帝陛下恭请天皇陛下圣安。此次我国承蒙天皇陛下的圣恩，撤销在我国的治外法权，实是空前的盛典，我国臣民上下感恩戴德，莫可言喻。我国皇帝陛下特派张景惠前来谢恩，敬叩天皇陛下万寿无疆.”
由翻译译出后，把敬词呈递日皇。日皇略说：“谢谢你们皇帝陛下的盛意，你们辛苦了。”张景惠又行最敬礼退至左侧，简任级随员则一一晋见行礼。退出时张景惠向日皇行最敬礼后照例后退五步，再行九十度礼时，张因精神紧张过度，脚步不稳来了一个趔趄，几乎仰面朝天倒地，幸由松本益雄扶住，踉跄退出“风凰间”外。此时张景惠惊慌失色，满头大汗，认为这样失态实为大不敬，日皇必将怪罪下来，这回来到日本不但无功，反增罪过，岂不糟了。但这时日本内大臣忽然传出日皇的话，说道：“张特使精神谨肃，态度诚实，天皇陛下很喜悦，传谕嘉慰……”又经神吉等人的解释，张景惠才转忧为喜，因说：“得见天皇，不胜光荣”。
第三天，张景惠率领我们往见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近卫语气温和，态度有些傲慢。开口先说：“前天阁下来到时，我因有要事没能到机场欢迎很对不住……”张：“首相阁下公务太忙，我是知道的。我们来到日本，就像回家一样，都是家里人，还有什么客气的呢?这次盟邦，牺牲多年既得的权益，撤废在我国的治外法权，使满洲国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立国家，深仁厚德，全国上下莫不感激，今次前来特表谢意，希望首相予以指导。”当时正值日军发动上海事变遭到中国军队沉重打击，损失惨重，随后，素称日军最精锐的关东军板垣师团，又在平型关遭到中国八路军歼灭性的痛击之际，日本举国上下实深忧虑，近卫更觉焦心，对于侵华战争失去了三个月内可以解决的信心，因问张景惠作何感想。张景惠早就背好了回话，不加思索地说：“我们满洲国成立以来，蒙受日本无私的指导和援助，消灭了土匪，由当时的30余万，到现在仅余万八千了；地方治安大大良好，可称夜不闭户；紊乱已极的旧东北纸币，已由我国中央银行纸币代替而统一，金融稳固了；工商业日益发达，农产物年年丰收、经济凋敝民生困穷的现象早已不见了；只要贵国一号召，我国的物力、财力和人力马上可以动员起来，共同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以日本皇军的威力，不仅拿下华北，犹如探囊取物，即使解决整个中国也易如反掌。蒋介石也好，冯玉祥也好，那些家伙的本领，我是熟悉的，以他们的兵力同日军相较量，岂不是以卵击石一样，有何用处呢?不过，过去中国历史有过南北分治时代，解决整个中国问题，如果稍费时间的话，我看可以先把华北拿下来，树立一个新政权，或者与我们满洲国并为一起，也未尝不可。因为华北对于日满两国的利害关系、尤为切腹，这是首相阁下所深知的……”
近卫听了张景惠的这套胡说，反现出惊喜之色，原来他认为，张景惠是个粗俗昏庸的家伙，有些看不起他，现在听了他的话，倒觉得有些道理，很合自己的口胃。因而进一步问道：
“阁下说的很有道理，不过这个问题较大，或者短时间不能圆满解决。但是，皇军所向无敌，阁下的希望总是可以实现的。如果照阁下说的那样，先来一个华北政权，首领人物，以谁比较相当呢?”张景惠略加思索后说：“我看第一先找出吴佩孚过过渡，不然拉出张作相也可以，待时机完全成熟后，再向满洲国皇帝兼领。”
近卫和满地说：“阁下很是高见。尽管这些事是将来的问题，现在还不急于研究，但是今天的会谈是很痛快的。”张景惠听近卫语气有送客之意，遂告辞而返。张去后，近卫对其左右说：“张景惠还不错，大事不糊涂、”真是一经品愿，声价十倍，日本咨要人马上对张另眼看待：“大事不糊涂”这句话，在日本士大夫之间传播开来；因此，在日皇的赐宴；近立首相的招待宴和各种宴会以及其他军政党财学各方面的聚会上，各要人都主动地想同张攀谈攀谈，看看这个奴才到底是怎样的不糊涂，而张景惠因得到日皇的嘉慰，近卫的夺扬，也就大起胆来，自觉有些不凡，基于伪皇帝《回銮训民诺书》的精神意旨，信口胡说起来，内容略为：“日满两陛下精神一体，两国臣民血肉相联，日本人如果有不利于满洲国的言行就是对天皇的不忠，满洲国人如果有不利于日本的言行就是对皇帝陛下的不忠，‘也就等叛臣逆子，人人得以诛之。因此，日满两圆的团结竖如帙石，无可摧毁。日满都是在‘唯神之道’的基础上奠定起来；发展起来的。皇帝的神勇所向无敌，神道的仁风无草不偃。我曾在北京住过几年，知道北洋各军腐朽不堪。我也曾在南京呆过几天，知道南方各军派别分歧，蒋介石阴险毒辣，不得人心，军事力量不堪一击。不过八路军出没无常，倒有点麻烦，并且勾结赤俄，想要赤化中国和全世界，应当注意一下。但是皇军神勇无敌，日满两国臣民精忠一致，这是无敌于天下的。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可以扫除妖气，莫定兴亚大业……”张的这套寡廉鲜耻的鬼话，经过翻译加以增减、润色，译成日语，就更加合乎日本各界要人的口胃，因而都喷喷称道：“张景惠的确大事不糊涂，堪为满洲国的幸相。”
在日本一星期后，张景惠携随员踌躇满志，“载誉”而归。自此，张不仅受到现地关东军的信任，并得到日皇、首相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声价日高，伪总理的地位益加巩固，其得意神色，溢于言表。
击败政敌，死保尊位
张景惠继郑孝胥之后，抢臧式毅、熙洽之先好不容易抓住了伪总理这根肮脏骨头，正在啃着得味之时，伪产业部大臣吕荣寰和伪司法部大臣张焕相二人，早已垂涎三尺，觊觎其旁，都想抓到手尝它一下。对此，张景惠万分气恼地说：“他妈个巴子，这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随便抓挠，也不怕蒺藜子扎手。”
吕荣寰，律师出身，嘴头上能说一套，曾任辽宁省议会议长、中东铁路督办等职。拨弄是非，兴风作浪，是他得意的伎俩。1929年的中俄战争事件，就是他为了保持个人地位掀起来的。后来战争失败，被张学良免职。正在一筹奠展之时，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吕即追随张景惠叛国投敌，参加伪满建国活动。当时张推荐他当哈尔滨市长。伪满政府成立后，张又推荐他任北满特别区长官和伪滨江省长.1935年伪政府改组，张又推荐他为伪民政部大臣。1937年伪政府再次改组，张又推荐他为伪产业部大臣。按私谊说来，张之于吕可谓不薄。但是随着吕的羽毛日丰，野心也膨胀起来，不以仅占一部的的大臣为满足，觊觎涉及全面的伪总理地位。他的手段是，利用当时任伪产业部次长的岸信介，热衷于伪总务长官地位，与之相互吹捧，狼狈为奸。吕于各种集会场合，往往借机赞扬岸信介如何精明强干，脑筋清楚，不仅是满洲国日系官员中的杰出人物，也是日本有数的人才，将来日本大臣、首相的后补者。岸信介也常为吕荣寰吹嘘说：“我们吕大臣很伟大，是个有数的政治家，具有照顾全局，担当大任的才能。”此外，吕在一些演说讲话时，还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说成是奉天承运，拯救世界人类于水火。他的这些助纣为虐的鬼话，使日本人感到悦耳动听，因而博得日人的称赞，说他“的确不凡，深深体会日本精神，世界大势，可以掌握中枢大任”，经过这样一番鼓噪，在社会舆论中，吕荣寰将继任伪总理的声浪很高。张景惠对此早有所闻，常对我说：“吕荣寰太狠毒，没良心，你作他的司长可要小心点。”我说：“小小一个农政司长的位置，他要它干什么。”张说?“他正在给他的亲近人设想呢；我这个窝儿，他想的头疼，妈个巴子，走着瞧吧!”
不久；伪政府又改组，吕荣實由肥缺的伪产业都大臣调任伪民生部大臣；旋又调任伪满驻南京大使，既与岸信介分开，又距离伪总理地位更远，后又现任伪参议府管议，吕的奢望终成泡影。
张焕相曾任滨江镇守使、旅长：护路司令、东省特别区长官等取。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张曾发电拥郭，背叛张作霖。郭失败后，张作霖罢免张焕相本兼各职，并要查办，经过张景惠的疏通才罢；其后始任东北航空处副部令。“九，一八”事变时，张焕相正在北京，后又到天津，1933年由张景惠向关东军说情，张焕相才得回辽宁抚顺家乡，后又经张景惠拉出充当伪国务院总务厅网托和协和会企划局长。1937年5月张景惠又举他任伪司法部大臣。张焕相得势后大肆活动，经常在家里设盛㦏招待伪司法部和伪法院检察厅科级以上的日本人饮宴，唤其娇妻美妾酌酒献菜，令其子女唱日本歌，跳日本舞为之助兴，博得日人满意，称赞不绝。他还经常向关东军司令官上条陈主张进一步加强司法制度，严加取缔“思想犯”，彻底消灭“反满抗日”的爱国人士，设立“辅导院”，矫正所谓不良分子的思想，强化“治安维持法”，惩罚东北各族民众。他还异想天开，在抚顺县新立屯他的住宅前一个小土山上，建了一所日本式的小庙，将“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的灵牌，安放在小庙里，经常烧香叩头，并伪总务厅长宫星野直树、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等，前往与祭，以壮声势。他的这些活动，博得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于是一些日本人也常给他宣扬，说他是“日本精神的真正体现者，日满一体的实践者，满洲人的模范，最适当的国务总理候补者”。张焕相本人也经常自我吹嘘说：“张景惠是我的后辈，他任东省特别区长官是继我的后任。”意思是说，张景惠能做伪总理，他更可以胜任。这些情况，张景惠早有察觉，他针锋相对，常说：“张焕相素性狡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父亲曾纳一妾，叫他呼母亲，他看母亲有些姿色，不免垂涎，因对他说，‘按古礼，我须从她胯下爬过去，就像亲生了我一样，才好呼母亲’。他父闻言大怒，骂他人面兽心，是个畜生。张作霖在时待他很不坏，提拔他当旅长、镇守使、司令、长官等要职，但是郭松龄造反时，他却发电拥郭反张。这次他从天津回来后，经我向关东军可令官推荐他当司法部大臣，他又要出许多花样，我看他表面上奉敬‘天照大神’、‘神武天皇’，实际是玩弄日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祖神，作为自己升官的护符，以后还不知玩出什么花样来骗人呢?”我问：“像这些事情日本人知道吗?”张说：“怎么不知道，连梅津司令官都知道了。”可见张景惠早把张焕相这些事情汇报给了梅津，使日本侵略者醒腔。此后不久，张焕相就被调任伪参议府参议，惊破了他想做伪总理的美梦，保住了张景惠的伪总理尊位。
奉主子命，诱惑张作相下水
张景惠想尽办法，用尽手段，打开内外困难，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地位可称稳定了。但是事事都由日本人把持，使他感到无形的威胁，不大舒服。因而得陇望蜀，想往华北。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宰割整个中国，分别统治，曾利用汉奸王揖唐、殷同等，在北京组成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伪政权。王等虽尽其卖国害民之能事，但日本人却认为他们只顾借机窃权发财，没有尽到帮凶的责任，很不满意，想换一批汉奸来使用，不过当时老牌军阀段祺瑞、曹锟等已死去，阎锡山、冯玉样一时还用不上，吴佩乎也说不干，想来想去张作相还可以入选。但经过日本驻华军事当局与之谈过几次，张作相因有些顾虑而迟疑不决，为此，1938年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召见张景惠说：“华北政务委员会当局的一些作法。使我们不能满意。殊燃忧虑。因为华北弄的好坏，都会给日本军的前进与满洲国的前途带来很大的影响?我想找回张作相谈谈，如果他肯出来担当华北政务局面；固然很好，如果他有什么顾虑，也可回满洲不妨同阁下调换一下，虽然阁下不免委屈一时，但就全局说来可称两全其美；阁下如无意见；请以私人资格给张作相一信，劝他回来一趟，大家好好谈谈，都下以为怎样?”张景惠听后真是感斑嘉从天降，正中下怀，立即答进：“我和张作相是老朋友，素知他比较审慎，可能由于华北情况比较复杂，不敢贸然出来，因而犹豫。我与华北倒有相当因缘，为了日满两国前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果能和张作相调换一下，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还有什么问题呢?我就给他去信劝他回来谈谈。”
张景惠回国务院将信写好，取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派翻译松本益雄赴北京与日军当局联系后到天津见张作相，亲交了张景惠的书信。张景惠在这封信中，回顾了张氏父子统治东北时的往事，指责张学良“即无乃父的精明又无乃父的强干”，更不能“从乃父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夸耀了伪满在日本人的所谓“指导”、“援助”下带来的“繁荣”、“发达”，粉饰自己叛国行为是“甘冒一时不洁之名，换来千百人安居乐业的幸福”，之后才转入正题，说：“现闻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作法，难满人意，去旧革新恐将不免。因此，华北形势已成‘非公莫属’之局，人民大众益深有‘斯人不出’之感。望兄俯察舆情，勉任艰巨，如蒙慨诺，欣幸者固不只少数人也。如有顾虑，敢请东来一游，尽可从长计议。其他详情由松本益雄代陈。叨在交末冒昧陈词，临颖神驰，无任翘盼。”
东京得宠，南京受窘
1942年3月1日，是日本侵占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犯下滔天罪行的十年，而伪满洲国却大肆举行“建国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一天伪皇帝特派张景感为赴日谢恩大使。10日后张率伪交通部大臣阮振铎等16名随员前往东京谢思。张景惠这次到日本很受优待，不像1938年那次受到冷遇。因为这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需要殖民地大力支援。且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曾与张景惠等相识，所以当张乘车到东京车站时，即受到日本东条首相及鸣田海相、东乡外相、八田铁相、铃木企划院总裁等同僚、土肥原航空总监等海陆军要人及德、意外交使节计50余人的欢迎。此后一切拜谒等事，大致与上次相同，不再赘述。唯张景惠以为即受到国宾待遇行动更需谨慎，并嘱随员不得随意行动，免犯错误。张见东条时，东条嘱张以三事，即为：(1)现正在进行大东亚圣战时期，日满两国的团结益为重要，反满抗日分子必须肃清；(2)对于大东亚圣战的意义必须彻底宣传；(3)日军需要的物资必须优先供给。张誓言完成这三项任务。
张在日本逗留20余日，于4月6日归来，即向伪满皇帝复命，称谓特使“所到之处，不论都市乡村，男女老幼都竭诚欢迎，温颜相待，对于皇帝陛下的深仁厚德，我国上下互相奋勉，民族亲睦，邦甚日固，国运日昌深为赞扬。”臣则“深体皇帝陛下诏书”之“真意”，“发挥全力报效亲邦，翼赞东亚复兴之圣业。”
1942年4月4日，南京伪政府主席汪精卫率随员10余名，前往东北祝贺伪满建国十周年。伪满帝以“国宾”待之，并受到了日军司令官，伪满国务总理等人的“谒诚”招待，还出席了协和会主办的10万余人的欢迎大会。当时，汪说了一些使人肉麻奉承日伪当局的言词。还讲了欺骗东北百姓的“我们同潇洲人民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等话语。当年6月，为答谢汪伪政府，溥仪又特派张景惠为“答礼使”，率伪军政都大臣邢士康、伪外交部大臣韦焕章、伪新京特别市长金名世、伪协和会指导都长王子衡；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伪兴农部次长结城清太部等10余名随员前往南京。张景高一行到达南京后，倍受伪在政府的教待，张与汪相见时讲些“满华两国必须友好亲善，努力防共、经济提携、援助亲邦、早日完成大东亚圣战”等话语，汪也讲些相互协助共同奋斗之辞。但汪送张等出门后转身便骂道：“丢他妈西凡（广东骂人话），什么东西，亲邦亲邦，叫个不休、令人欲呕”。随后，南京“东亚联盟”举办一次“华日满”各界联欢恳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伪满特使及随员十几名，在南京的日本军政人员十余名，南京方面的党政军民200余人。会上，伪南京市长周学昌说：“我们华日满三国现在都站在同一战线上，必须开诚布公交换意见，才能和衷共济，达到共同的理想与目的。现在我有几点不大明白的事情，提出来大家谈谈：(1)日本常说‘八统一宇’、‘唯神之道’，与我们孙总理遗教的‘博爱和平’、‘天下为公’的意义是否相同?依我理解‘唯神之道’与‘博爱和平’二语的含义似是而非，而‘八统一宇’与‘天下为公’的含义则完全相反。这是否是华日提携的一个障碍?(2)华日满三国曾发表共同宣言，称三国之间是盟友兄弟之邦的关系，但满洲国现在称日本是亲邦，也就是日满之间不是盟友兄弟之邦的关系，而是父子之间的关系，那么华日两国是盟友关系，华满之间不成了盟叔盟侄的关系了吗?如果华满仍是盟友关系，而华日之间又成了盟叔盟侄的关系，这是中国绝难承认的。三国的立场如此不平等，我认为是个团结的障碍。(3)我们汪主席说过，‘满华两国人民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那么中国当然是满洲国的祖国，今日日本成为满洲国的亲邦，也就是满洲国的祖国，这就等于说满洲国人民有两个祖先，这使满洲国人何以自处?这样不伦不类的国际关系是值得研究的……”日人闻言，目瞪口呆，不知所对，徒形愤愤之色。张景惠等闻言面红耳赤，默默无语，殊有惭色。移时，古海忠之说：“日满华三国尽管国体不同，制度不同，精神理念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当前的利害关系则同，是应该互相团结提携的。至于周先生说的那些概念不是短时间能够解释得了的，留作他日再谈如何?”大家无异议，转谈别事。
实际说来，汪精卫之于张景惠，等于乌鸦骑在猪背上，只见它人黑不知自己黑。周学昌的话等于“娼妇骂娼妇”徒形其丑罢了。
一封匿名信，骂病伪“相国”
1943年春，张景惠忽然接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是：
景惠老贼，十年以来你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数不清说不完的。“九·一八”事变时你身为封疆大吏，守土有责，即使不能拔剑杀敌与城偕之，也应洁身自爱保持中华民族起码的人格。但是你计不出此，背国叛民，认贼作父，招兵买马，组织所谓警察队打击抗日救国军。夺取龙江，侵犯热河，牺牲了数万同胞的宝贵生命，换来了伪参议府议长、伪军政部大臣等地位。踢开郑孝胥夺取伪总理后，益发猫狂无忌，助纣为虐，制造出无效的屠杀人民的恶法暴令……施行的结果，中国民族工商业完全破产了，农民倾家药产了，工厂矿山白骨满坑，田野沟渠、饿莩载道，死于非命的数以百万计。但是你并不以这些有形的杀人方法为满足，还以无形毒害人们灵魂的手段为得计，屡拟“诏书”，说什么“日满皇帝精神一体，两国人民必须一德一心”；说什么“莫国本于唯神之道，张丽纲于忠孝之被”，拿来日本鬼符（天臊大神）作为满洲围祖神，使人们改祖换宗，说什么“举国人以尽奉公之诚，举国力面报亲邦之战；死生存亡断弗分携”，驱使东北3500万人民甘为日本侵略者的奴隶，至死不悟。满洲国之于日本初尚称友邦，继则称盟邦，终则称亲邦。由平等的地位变为父子的关系，奇言怪语，荒谬绝伦，目的所在，无非日满合邦，变东北为日本的领土。此则天人共债神所不容，咸欲食汝之肉寝汝之皮而甘心，老贼知所惧否?
再从你的私生活来看，念珠不离手，佛号不离口，诵心经、写金刚（佛经），分送别人，道貌岸然，俨然一佛门弟子。但是你却暗派凶徒枪杀五妾，依恃日寇的淫威逍遥法外于无事，人命关天岂可儿戏，佛家心肠就是这样吗?再看你那些妾，丑声四溢，秽德影闻，你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丧尽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王八总理，同僚愤于朝，人民怒于野，你还能安于位吗?悬崖勒马退避让贤，还不失为明哲保身之一道。否则执迷不悟，祸在旦夕，勿谓言之不预也……
张景惠看信后，精神大受刺激，抑郁沮丧，病倒了20余天。日本人详细研究此信，初则认为是“反满抗日”的爱国人士写的。最后认为是野心者想当伪总理用这种手段刺激张景惠及早下台，达到他的阴谋目的。这从信尾“退避让贤”一语露出了马脚。认为吕荣寰、张焕相最有嫌疑。原来关东军有意于举办伪满十周年纪念后相机劝张景惠退职休息。由于这信反引起日本人对张的同情，不复劝退了。
效忠主子，为其垂死挣扎
张病愈后老羞成怒决不言去，并且矢忠矢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事业作垂死挣扎。1943年秋，在太平洋战场上美英军节节前进，日军着着败退，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知大势不妙，但仍不甘心失败。因此，对于伪漓的掠夺榨取日甚一日，对粮食的掠夺，劳工的抓捕，金钱财物的搜刮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广大人民的啼饥号寒死亡累累的惨状置之度外。在一次伪省长会议上，伪省长们汇报苦情，张景惠则斥责说：这是“不识时务，以怨报德，忘掉了亲邦仗义援助，拯救我们于水火的大恩。”并说：“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当大东亚圣战胜利在即的关头，正是我们建功立绩感思报德的最好时机。举国上下都要紧扎一番，凡是亲邦所需要的东西要什么给什么，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只有今天能够这样共患难，才能换来他日共安乐。”1944年，他又派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从东北农民手中又抢来100万吨粮食，献给日本主子，并说“区区此数不足言报亲邦，今后要多少，决不迟误”。
1945年4月，法西斯德国投降了，苏日互助条约满期了，谁都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快要完蛋了。同年7月初旬，召开伪省长会议时，关东军还妾想坚持东北抵抗苏联进军，因面指示伪省长在各省城市周围挖构筑壕，修筑防御工事。伪省长们表示：“敌人未来先修这些军事工事，会惹起人心惊恐不安；影响粮食物资的收购的请予考虑”，张景惠听了则说：“现在不先作准备，等待敌人到来太家束手就擒吗?粮食必须快要，劳工必须快出，战壕必须快修。以亲邦百万军队，满洲3500万足众；保守满洲的安全是万无一失的。难道不这样做还希望苏军进来共产共妻吗?”关东军副参谋长接着说：“张总理说的很对，这样做是准备万一，皇军太平洋上的战略是引诱美英敌人深入，以便一举歼灭。苏联现在未必敢轻举妄动。不过军事上的准备是不能放松的。请各位案长排除困难，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要顾虑。”大家无言，谁都意识到这是最后挣扎了。
1945年号月初，苏联劝告日本投降，遭到拒绝：当时在关东军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弃战言和，可以保存实力，以便待机恢复，卷土重来；一派则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即使放弃日本本土，也要坚守满蒙；以作为复兴的基地。张景惠则认为关东军像天兵天将一般，所向无敌。现又听到关东军要坚守满洲的消息大为振奋、并相信自已是天上南极仙翁转世，定会逢凶化吉。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进军东北，关东军则决定把伪政府移至通化。张景惠仍迷信日军有力量保持东北。及至14日，已知日本天皇决定下诏投降，日本军政官民纷纷准备逃难，张景惠才明白大势已去。但这时他又灵机一动，计上心头，重演14年前“九·一八”后那套旧把戏，召集伪大臣们组织所谓“东北地方维持委员会”。他在会上说：“当年蒋介石、张学良命令不抵抗，放弃东北国土，我们忍辱茹垢，维持了14年之久。今日大势所趋，需要组织一个东北地方维持委员会，保持地方秩序的安宁，将来无论谁来接收，立即交代。不然日本走了，苏联来了，共产党抢到这块宝地，我想大家都是不会欢迎的。”同时，大家推举他为委员长。但吕荣寰野心勃勃，认为有机可乘，想夺这个委员会作为将来的政治资本。因而反驳说：“张总理年已老迈，担任当前非常重大的局面，恐怕误事，对于大家都不利。”结果张吕两派闹得怒目而视，面红耳赤，喋喋不休，直到被苏军逮捕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