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凡
主讲人简介：
沈文凡，著名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担任国际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孟浩然学会副会长等。出版《唐诗接受史论稿》《唐代韵文研究》《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唐宋文学综论》《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篇）等20余部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唐诗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汉诗受容文献缉考》等百余篇。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东亚古典汉诗”“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编者的话：
自古以来，养生之道为百姓所重视。中华民族的养生思想源远流长，在古代诸多论著中都涉及到了养生问题，特别是儒释道三家学说中更是有系统的论述。养生与生态、防疫息息相关，反映了中国人的生命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当前全民合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应关注养生、关注防疫、善待自然，为防控疫情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条件。本期讲坛沈文凡教授从儒释道三家学说和著述切入，讲述古代先哲、医者的养生观、防疫观和生态观。
中国古代哲人充满东方睿智，用心感知自然，化育生命，领会宇宙天地间的精髓妙义。为了达到与自然契合交流，他们超越世俗物欲及理性思维之局限，用充溢着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良知、审美心胸看待世界、适应世界，天人合一，和谐共存，对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养生观念源远流长，自古人们便重视养生保健，心性调理。而传统养生学承载了时代使命，并发挥了积极的功能作用。我国古代众多中医古籍文献甚至民间诗词、小说中均能看到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求长生的相关记载。古人的养生术、防疫观在“儒”“释”“道”思想中均有体现，它传达出古人深刻的生命智慧，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当下的人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中国古代讲究养生防疫
儒家：乐山乐水、中庸和谐、修身养性
儒家的养生观念主要体现在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儒家学说的创始者孔子倡导仁义、忠恕，他在《论语》中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意思是说：天并不说话,可是万物依旧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孔子认为贤明的人不应该违背时令，不必多言，要顺应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健康平衡地发展，才能更好地树立君子的品格。
儒家思想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也强调人们要能够在遵守天道的前提下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避免浪费，避免竭泽而渔：“圣王之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这“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是呼吁人们尊重自然，不可无度索取，在人与自然生生不息的调和发展中实现“圣王之制”。
《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章句》）亦是强调天地万物的和谐发展。儒家认为，人与万物都存在于整个自然天地之中。董仲舒“何为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指出万物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并各有其独特的规律，应遵循固有规律办事。天地间一切生命都是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宇宙大系统的。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将人类的命运与对待自然的态度联系起来，号召人们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应加以合理利用，使自然万物和人类得到均衡发展。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养生智慧中，除了“知天命”的自然观，还要有“民胞物与”的生态情怀。孔子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认为对万物充满仁爱的人，也能自觉爱护山水。与此相似的，还有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肯定自然的独立价值,认为自然万物理应受到尊重与关爱，并追求万物一体的生态情趣和生态责任意识。孟子所谓“人性本善”，是说人对一切生命要有爱护、尊重和同情的意识，他提倡“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意为不能使欲望无限膨胀，要按照自然规律取用资源，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而对自然的生态保护，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孔子曾提出过“戈不射宿”的资源节约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意思是抓鱼的时候要用鱼竿而不要用网，防止误补未长成熟的鱼子；捕鸟的时候不捕杀还在巢里的幼鸟，防止破坏其生命的循环，这是对生态平衡的理性态度。这种生态思想的核心并非是对欲望的“禁止”，而是“节制”。孔子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也正体现了儒家主张节制欲望、修身养性的生命哲学。对此，荀子则提出“圣人之制”的观点。他强调要按自然规律行事，反对竭尽资源。
孔子到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著言立说清晰地展现了儒家学派的生态观念，在尊重自然、与万物共生共处的前提下，知天命，怀仁爱之心，节制行事，修身养性，并在此之中体现人的独特性，承担起“上参天地,下长万物”的生态责任。
《唐宋文学综论》 沈文凡 著
道家：致虚守静、知止知足、形保德全
道家思想以“道”为核心，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本源，亦是其运作所依循的法则。在道家提倡的“顺物自然”“虚静无为”“天人合一”等观念中，蕴含着自然哲学的生态思维，传达出道家的养生思想。
首先，在形神问题上，同儒家相似，道家亦主张形神兼养。老子“载营魄抱一”明确提出了形神能结合为一；庄子“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认为神随着形体的变化而变化，神全形具正是说明神与形兼养可以使人万事顺遂，无需受环境之累。形神兼养，提倡既要保养身体、又要保养精神，人的生命活动只有在身心的调节下，才能发挥功能，身体和精神相互结合而不可分离，息息相关。
老子强调人爱养万物的终极目的并非是要成为主宰，而是使万物生生不息，这是一种生态观。从养生学的观点来看，《老子》提出“虚其心”以养神，强调“强其骨”以养形的原则，就是要透过内在的反性自得、平和调适，以达到应物不失的境界。故此“神”即此“道”，为万物赋生的根源，变化的依据。道家论虚欲去智以留“神”之道，特别注重内在的修养功夫。
二是倡导“节制”养生。老子提倡清静无为，寡欲虚静。庄子认为养生是躯体的养护，更是心灵的修养。老子强调“抱元守一”,庄子强调“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后世一切以意守为主的理念应当都包含了“守一”的基本内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所谓“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之”（《老子》十二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等，都是提倡要保持自然纯朴的状态，减少私欲。养生的重点在于滋养身体，但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平和满足。
“心斋”和“坐忘”是庄子提倡的修养工夫，庄子所谓“逍遥”的境界就是顺应万物之本性。“心斋”是内心的斋戒，达到内心澄清静空。“心斋”和老子的“致虚守静”类似，老子“无欲”的状态就是“致虚守静”。
二者相比较，老子寻求的是天下的和谐，老子从“无欲”入手，以其为本心，进入到“有欲”的世俗世界而无成心，随后又以“无欲”化解“有欲”带来的执着和牵累，完成生命从无到有，有再归无的循环。庄子寻求的是生命上的超脱，因此他不谈或是很少涉及入世、济世的问题，而是注重在生命的不累于世，所以他发展的是“无欲”的工夫，专注于内心境界上的提升，最后能够逍遥于世。
三是以德养生。这就上升到了人格的层次了。老子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崇尚道德是万物的天性，若违反道德，生命将有意外的忧患。庄子也明确提出了“德全者形全”“德全而神不亏”通过德性修养可以达到清静存神以保形体康健，认为道德高尚有利于保全形体与精神，当然有利于养生，庄子认为：“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者弗能害，禽兽弗能贼”可见高度道德修养在护生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德”与儒家孔子以“仁”修身亦有一定的相通性。
四为以气养生，道家养生讲究“心术”，提倡“老则长虑”。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以专气的方式使身体柔软，身体柔软则是具有生命力的象征；庄子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可见行气有养生的作用。《管子》则把养气与“守一”结合在一起：“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见利不诱，见害不惧，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意行似天。”能够“守一”则能“形安”，见到利益而不受诱惑，见到危害而不惧怕，意气充盈于身。而情绪中的喜怒哀乐，则都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爱欲静之，遇乱正之。”人因情绪的波动而动气，最终使“道”无处安放，使身体受到损害。而止损的方式则是平心静气，不愠不怒，平正守静。
道家的生态观与养生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与古代医学产生了更紧密的结合，养生文化沿着秦汉魏晋以来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向发展，人才辈出、典籍宏盛，产生了孙思邈和司马承祯等重要的养生学家，他们的思想与著述对当今医学、文化都有广泛影响。
释家：修心转念、四大相和、去执即生
佛教传入中国，在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古印度释家的情志修行、饮食调节、运动健体与中国古代医学理论实践融合，促进了中国古代养生、防疫文化的发展。
印度佛教认为“四大”和合形成世间法，所谓“四大”分别包括了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圆觉经》中提到“身相属四大”，也就是说人的身体是由“四大”构成。“四大”和合则可使人体各项功能正常运转，“四大”中的任何“一大”出现异常便会直接导致“四大”失调而产生疾病。“四大”之说与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相似，均用几种自然界中常见的物质作为构成事物的基本元素，类比人的身体，探究人体五脏的变化规律。
如何能使“四大”相生，五行调和，则需要人通过修心修行、饮食运动等不断调节，树立养生观，有效对疾病加以防治。佛教认为健康的身体是修行的基础。
情志方面，佛教讲“修心”“修行”，在修炼中可防治情志疾病。佛教修行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修就是修正、修持，“修行”则是对日常所做的错误行为进行修正、反省。“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华严经》），可知人对世界的种种态度与认知皆由“心”而起，因此“修心”便是“修行”的核心。人的五志、五神则分别对应五脏，中医可通过调节相应脏腑来治疗相关的情志疾病，因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心统摄五脏，所以调心神便调节情志的核心方法。正所谓“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调整心神从而使得其余脏腑的生理功能亦能恢复正常，对除心以外其余脏腑所致的情志疾病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情志不遂的事情时有发生，佛教教导信众修心以破除对事物、欲望甚至对怨恨的执着，减少对外界的欲求而使心神安宁。这与《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所讲的“志闲而少欲”及“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思想一致。
明代汪绮石《理虚元鉴》讲：“五志七情之病，非药石所能疗，亦非眷属所可解，必病者生死切心，自讼自克，自悟自解，然后医者得以尽其长，眷属得以尽其力也”，他已经认识到情志疾病必须依靠患者自身调节方可痊愈，只有自身从根本上戒除一切不良因素的干扰方可使内在安定，进而生“慧”。
饮食方面，佛教饮食主要强调依四季节序选择饮食，实际亦是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观念。《佛说佛医经》中讲了有关于四季养生的方法：“春三月有寒，不得食麦、豆；宜食粳米、醍醐诸热物。夏三月有风，不得食芋、豆、麦；宜食粳米乳酪。秋三月有热，不得食粳米、醍醐；宜食细米、糗、蜜、稻、黍。冬三月有风寒，阳与阴合，宜食粳米、胡豆、羹、醍醐”。主要强调了时令节气与饮食之间的关系，根据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以及农作物的收获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
对于僧人而言，佛教饮食最初所说的“五戒”中有“不杀生、不饮酒”，而现在的中国佛教要求的“五戒”将第五条改为“不饮酒食肉”。
现代汉传佛教的饮食观念是以清淡、简单并可解决饥饱为标准，且酒肉五辛均不可食用，并且有“过午不食”的要求。饮食简单、量少亦同样是中医养生的标准。中医养生人士，向来不注重饮食的繁多及肥美。正如《寓意草》说：“少食为养脾之妙法”认为若想得长生，则要少量饮食。《经验良方全集》说：“饮食系养生之物，亦系伤生之物。少食则养生，太过则伤生。”可见，若欲保养生命，饮食需适度。中医认为，脾主运化，若饮食过度则极容易伤及脾，使得运化失司，产生各种疾患。因此，饮食清淡、量少是养生的关键所在。
中医认为肉食大多属于“肥甘厚味”，而“肥甘厚味”摄入过多会对人体造成损害。所谓“膏梁之变，足生大丁”（《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过食肥甘厚味会导致严重的皮肤病。《千金要方》中言：“每食不用重肉，喜生百病”。“肥甘厚味”不易消化，进食过多会损伤脾胃，脾胃运化功能出现异常则会产生各种疾患。佛教中对“不食肉”的倡导，在一定程度上可预防很多代谢类疾病的发生风险。
“酒”在中医养生角度是极具双面性的。《类经》云：“由壮盛之时，不自保养，快情恣欲，饮酒无度……遂使肾水枯竭，心火燔盛，三焦猛烈，五脏渴燥，由是渴利生焉”，恣欲无度、过分饮酒、饮食不节是损害生命的罪魁祸首。《金匮要略》中有“酒疸”之病，则是因饮酒过度而起。
释家养生在运动方面，则提倡武术、气功、行走、跑步等多种形式。《医便·饮食论》有云：“是以食讫，常行步踌躇，有作修为乃佳。语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也。”《古今医统大全》中记载华佗的言论亦云：“人身常摇动，则谷气消，血脉流通，病不生。”《类编朱氏集验医方》说：“善养性者，先饥乃食，先渴乃饮，食后当行，毕，摩腹数百遍”，主动步行配合“摩腹”这种间接活动，使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得以流通更畅，可见运动的重要性。
相传菩提达摩曾于少林寺面壁九年，之后写下了《宋少保易筋经》，包含了《易筋经》及《洗髓经》。少林寺僧众在修炼过程中体会到应将禅、武、医相互结合，相辅相成，方能达到上层境界。《易筋经》所主张的，就是通过“易筋”和“洗髓”而达到“清虚”及“脱换”的境地。“易筋”的方法则是通过练武来使“筋舒”“筋壮”“筋劲”“筋和”，通过调“筋”以强壮身体。佛教的武术是外在强身健体的方式，通过武术使人体免受外邪侵袭。
考察中医古籍文献可发现佛教运动保健形式并不甚繁琐，运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气机调畅、维持四肢肌肉的活动能力，利关节、强筋骨，从而达到去病延年的目的。
佛教传入我国之时，欲求长生之术的风气正在国内盛行，伴随佛教而来的古印度养生之术及佛教调摄之法正符合当权者的心意。因此，随着佛教的盛行，佛教及古印度养生法传入我国，被医家所学习并与中医学理论融合，丰富了中医学的养生观念及防疫之法。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