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厉害”三个字，在刺客行里其实挺俗。张汶祥把匕首捅进马新贻肋条那一下，南京老菜市口的地面都没溅出几滴血，可第二天湘军公所里摔碎的茶杯能堆成小山——这才是真动静。1870年那桩案子，说到底不是江湖仇，是编制仇：曾国荃手底下的老湘营嫌马新贻占了他们的两江总督缺，李鸿章的淮军又嫌他挡了北洋银子，两边一抬手，把“空降干部”变成了空降棺材。张汶祥不过是一把借来的刀，连口供都是曾国藩连夜给润色的，哪有什么快意恩仇。
四十年后的吴樾也背着炸弹跑到正阳门，想给出洋考察的五大臣送送行。炸弹一响，吴樾自己碎成了零件，五大臣只伤了俩跟班。可日本黑龙会的账簿上多了笔“支那革命赞助金”，数目不大，刚好够买三辆同款马车——一辆用来装炸药，两辆用来善后。这年头，连刺客都得走报销流程，革命党人的热血，最后都流进了会计科的表格里。
徐锡麟在安庆起事前，日记里写的本求是“先占军械局，再图省城”，杀恩铭只是“顺手剃个辫子”。结果剃头剃成了斩首，起义成了个人秀。巡抚衙门后院那摊血，三个月都没洗干净，可老百姓只记得“徐先生一枪打穿了恩抚台的下巴”，谁还关心他原本想干一票更大的？历史有时候挺爱开玩笑，你准备好的大戏它不看，偏把你临时加的彩蛋剪成高光。
汪精卫在北京地窖里搓炸药丸子的时候，摄政王府的侍卫长正陪着善耆听留声机。善耆听完汪精卫的口供，说了句“这年轻人长得太俊，杀了他，革命党又多一殉情牌坊”，于是判个永远监禁，实际安排单间、热饭、纸笔，连《伦敦画报》都给他寄了套彩色铅笔。后来汪精卫生了病，狱医每天开两瓶牛奶，喝得他出狱时比进去还胖三斤。这一胖，就把“引刀成一快”的狠劲儿胖没了，也给十几年后南京城那出更大的悲剧留了伏笔。
轮到王亚樵，场面更市井。上海滩的巡捕房档案写得直白：工部局嫌青帮一家独大，默许他组“斧头帮”，专跟杜月笙找不痛快。1935年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挨了三枪，子弹一进口径就跟当年孙中山卫队用的同款。戴笠连夜审刺客孙凤鸣，问到“后台是谁”，孙只回一句“良心”。可军统内部电报却漏出一句：“介公已得密报，未令阻止。”一句话，把蒋介石钉在怀疑板上八十年：他到底是想借刀除汪，还是算准了汪精卫死不了？没人敢接这口锅，于是王亚樵背了个“暗杀王”的大名，第二年自己也在广西被军统勒死，死前还欠着旅馆七块八的房钱。
把镜头拉远，这些刺杀像一串鞭炮，炸完了，留下最长的一缕烟是“安保”二字。国民政府被炸怕了，1928年匆匆成立“侍卫室”，从德国买来电耳听器，从青岛聘来白俄保镖，连蒋介石喝水的暖壶都得双锁扣。中国第一次有了“要人随卫、情报预警、现场排爆”的整套流程，到今天还留着影子。刺客们没把江山翻过来，倒把保镖行业扶上了马。
所以谁最厉害？真说不上。张汶祥的刀、吴樾的雷、徐锡麟的枪、汪精卫的炸弹、王亚樵的斧头，通通只是时代的扳机。扳机扣下，枪膛里早就压好了地方割据、列强贷款、党派撕扯、粮价飞涨。刺客们以为自己在写结局，其实只在稿纸上蹭了个墨点。那一代人，谁不是被更大的手推着走？他们留给后人的最大悬念，不是怎么杀得准，而是——如果当年那把刀、那颗子弹，再偏两寸，整个近代中国会不会少掉几场更大的腥风血雨？历史没有如果，只有血迹，干了就是干了，擦也擦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