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最后的混乱，先从那段最扎眼的内讧说开去。战国末期，宋国内部像是一场接力赛，接着有人下台、有人上台，权力来回抢，没完没了。先有一人把君主赶走，自封为王；没多久，他亲弟又把位子抢回。你别看这像电视剧桥段，真刀真枪的权力斗争对一个小国的伤害比想象的还大。
在这“自立—被夺—再夺”的循环里，新上台那位更是做出很多出格事：朝天射箭、打地示威，自称王号，还带兵向东扩张。诸侯们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桀宋”，意思就是把他往夏桀那种暴君一类套。说白了，招惹邻国的不只是他自己那点傲慢，还有因内斗而削弱的国力。结果是大家伙趁火打劫，齐、魏、楚三国像分蛋糕一样，把宋的土地一点点吞了，连祭祖的传统都被迫中断，国祚也就此断绝。
往回翻，宋在春秋晚期就没安稳过。襄公那阵子想学齐桓公那套霸业，想把声势做大。他在盂地召诸侯会盟，结果被楚国逮住了，放回后又在泓水打仗。楚军过河时，襄公的弟弟目夷两次建议趁对方渡河未成阵势发动攻击。襄公两次都拒绝，说“君子不乘人之危”、讲礼法。这事放到今天听，人会说他太顾规矩、太讲面子。不过当时的人也有人夸他有骨气，宁可守礼也不想落个见利忘义的名声。只不过，礼貌在刀口上可不一定管用，宋军因此败退，襄公重伤，没多久就死了。这一段就是典型的“仁义与现实碰撞”的活教材。
宋也不是一味糟糕的。华元上台后，主持了一次叫弭兵的会盟，促成了晋和楚的和解。因为这件事，大国之间的战争停了二十七年，这在那个乱世里不容易。能把两边拉回来坐一起商量、把刀放下，本身就说明宋还有点调和的能力。再说景公那回，天象显示火星停在心宿，星官建议把灾祸推到相国身上以避祸。景公当时说，相国是自己的臂膀，宁可自己担责也不愿牺牲臣下。这话被传为美谈，说明宋还有惜才护人的风气，不是全无政治温度。
追根溯源，宋的麻烦从更早就埋下了。湣公死后，弟弟炀公先继位；不久，湣公的儿子鲋祀杀掉叔叔，自立为君，史书上把他称为厉公。宗室内部你争我夺，种下了后来连绵不断的内乱种子。家里人都打起来了，外面邻居看着也只能眼红手痒，等着收拾残局。
再往以前看，宋的来头其实挺古老。宋国的国君姓子，是殷商宗室的一支。周武王灭殷后，把微子启安置在宋，都在商丘，让他继续主持殷的祭祀，把旧日的礼制延续下来。地理位置上，宋在豫东，和陈、蔡为邻，又和齐楚相连，处在中原到东南的交通路线上。这地儿好是好，但容易夹在强国之间，既能带来商贸机会，也容易成为别人眼里的肥肉。
把这些事串起来看，你会发现宋的问题不止一个点：族内的权力斗争、慕古礼法到固执的处世方式、偶有调和善举但根基不稳，再加上地处要冲，被强邻盯着。司马迁说宋承袭殷礼、重仁义，可就是这份重礼让它在关键时候显得不够灵活。好比一个人既想做个好人又要打胜仗，结果两边都不到位。历史里，许多国家的衰亡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内外连环、一步步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
你看，宋既有让人佩服的地方，也有自掘坟墓的顽固。有人愿意为礼义牺牲眼前利益，有人愿意为短期得失出手，邻国看准了这种分裂就来分杯羹。最后的结局其实不难想象：内部不稳、外部不友好，最后被分割吞并。这当中既有人物的选择，也有结构性的地缘和世俗礼法因素在起作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谁对谁错，历史有它的裁定；对我们来说，看到这样的脉络，比单纯的指责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