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军那天全胜归来。楚王受伤退军，公子茂被生擒，楚营被掌控，子反将军自刎，晋军在鄢陵扎营三日后撤回。战场上留下一堆断弓与残甲，消息传回中原，各国开始重新估算力量对比。
占了营地的那几天，晋军不急着炫耀。军士清点物资，抬走伤员，丈量战场痕迹。营内有士兵低声议论楚王中箭的画面，也有人在算着俘虏能换来多少政治筹码。晋军没有大张旗鼓回朝，先把胜利当成现阶段的资源来处置。楚国这边更狼狈，军心散了，统帅受伤，边将自尽，短时间内难以组织有效反扑。
把时间倒回到那天正午，鄢陵一带的泥泞和低洼地形成了决定胜败的关键。楚军按原计划由中军猛攻，冲破了晋军前列一阵又一阵。晋方的中军看似被压得后退，但并非真正崩溃。郤至是当时的主将之一，他观察了地形后下令把阵线向泥地扩展，逼着楚军深入到不利的地带。对方进入泥泞后速度变慢，队形松散。就在这时，晋军集中火力从两翼和后方夹击逼近，被诱进来的楚军突然陷入被动。混战中，楚王遭弓箭射中眼部，血溅当场，士气一落千丈；公子茂在混乱中被捕。晋军趁机突击，左右两翼合围，楚军撤退成为必然。
战斗的细节不止这些。交锋前两军已经暗暗较劲很久。楚军那阵子不算保守，中军确实训练有素，左右翼则显露疲态。晋军有情报来源，知道对方中军强悍的同时，翼侧存在空隙。郤至和他的参谋并非凭感觉下手，他们提前把兵力布置成看起来脆弱的形态，故意在中路摆出被压制的假象。对方看到就以为机会来了，便集中力量冲击中军，正中了晋方的圈套。
情报工作在这场战事里发挥了大作用。双方都用过“旧人”和逃亡的大臣来摸清对手情况。楚方这边带着一个叫伯州犁的叛臣到晋地去查看，伯州犁对晋军的一些布置有发言权，但看不透全部意图，只能把片面的观察报告回去。晋方则派苗贲皇潜伏观察楚军阵形，他注意到中军最有战斗力，翼侧薄弱，于是回报给郤至。基于这两套片面情报，双方都以为自己掌握了对方的弱点——可真正的短板和陷阱，是由晋方把弱点放大、把诱饵摆出来，等着楚军上钩。
要说这场仗的起点，要先提到对中原政治格局的影响因素。几年前的一个秘密会盟埋下了隐患。公元前579年，在宋国西门外，晋楚两国代表在大夫华元的安排下进行了私下会面，表面是签停战协定，实则是为了暂时把矛盾抛到一旁给各自喘口气。那回合的停战对外是让众侯看上去局势缓和，但各国都清楚，暂时的平静里藏着下一场冲突的可能。
时间推进到公元前575年春，局势出现让人动怒的变化。郑国忽然和晋关系决裂，倒向楚国。这一转向在当时被视为公开背叛。晋厉公察觉到影响重大，不得不采取行动。五月间，晋厉公发兵讨伐郑国，目标明确——惩罚并重申威慑。楚方面听到风声，认为郑的投靠影响自身利益，楚共王亲率援军与郑会合，意欲给晋一个回应。这样一来，原本区域性的冲突变成了晋楚直接对垒。
双方在开战前的准备并不只是搬兵与列队那么简单。侦察、传送假情报、安插失意旧臣充当内线，这些都在进行。晋方布下诱敌之计的核心，是让楚军误判战场形势，把自己的战术优点当作致命弱点来攻打。郤至并不急于在开战初期正面反击，他更看重的是把对手引进他能控制的地段。鄢陵那块地形有狭窄通路和沼泽，适合做陷阱。于是晋军在表象上让出中路一些阵地，示弱诱敌深入，这是典型的以退为进。
战斗发生时的声响在士兵口中被不停传颂：箭雨、马蹄陷入泥淖的声音、军令的呼喝，还有惊呼声中楚王受伤的那一刻。那一箭不是谁计划好的幸运，而是在混乱中瞄准了关键目标。楚军看到君主负伤，阵脚难免散乱。捕获公子茂并非当天就轻易完成，而是通过数波追击和侧翼合围才实现。晋军在抓住有利时机后没有纵容掠夺，迅速整理战果，控制住俘虏和伤员，这是给后续谈判留下筹码的常见做法。
战后的政治震荡也很现实。楚国的对外扩张动力被这次失败削弱，内部的军心和权力结构出现裂隙。晋国虽然赢了这场战，但也并非马上成为诸侯中最有绝对控制力的一方；胜利带来了短期威望，也带来必须处理的战后事务，比如安抚宗室、管理俘虏、修补盟友关系。这场冲突让中原诸侯重新审视彼此的结盟与背叛，很多人的算盘在战后几个月里被重新掂量。
从人物角度看，几位关键角色的选择和行动决定了结局。晋厉公决定出兵的那一刻，是基于郑国转向的直接刺激；郤至在战场上的指挥显示出冷静与谋略；苗贲皇的侦察提供了关键情报；伯州犁的回报误导了楚方对晋军意图的判断；楚共王亲征显示出他不愿坐视不理，但他遭遇的伤势和随之而来的士气崩塌，成了无法挽回的转折点。子反将军的自尽，更是把败局的个人代价凸显出来。
事情并非简单的你输我赢，每一步都牵扯到情报、地形、指挥与心理。战斗的那几天，许多决策是在短时间内做出的，有的决策看似冒险，但在当时条件下是能带来效果的。就像老兵们后来说的，这种战场上的“赌场”，有时不靠武力更多靠算计。听上去像戏剧，但就是那样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