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屋里的空气，像是被抽干了水分的陈年木料，又干又脆，稍微一点火星子就能“噼啪”一声烧起来。我面前的茶已经凉透了，茶叶在浑浊的茶汤里舒展着，像是一些说不出口的陈年心事。
对面坐着的，是我一奶同胞的堂哥邓文涛，还有姑妈家的表姐孙秀英。他们俩拘谨地坐在我爹那张老掉牙的八仙桌旁，眼神飘忽，就是不往我脸上落。那神情，混合着同情、探究，还有一丝我看得分明却不愿承认的……窃喜。
“文博啊，”终究是堂哥先开了口，他那常年在外跑生意练就的嗓门，此刻却压得又低又沉，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你也别太往心里去。生意场上的事，起起落落，谁还没个打眼的时候？人没事，就是最大的本钱。”
表姐孙秀英跟着点头，眼圈红红的，掏出手绢按了按眼角：“就是，就是。你从小就有主意，这次……这次就当是交学费了。钱没了可以再挣，可别把身子骨熬垮了。”
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冰凉的茶水，那股苦涩顺着喉咙一直滑到胃里。我看着他们，一个是我从小跟在屁股后面掏鸟窝的哥哥，一个是我童年时给我扎辫子的姐姐。他们的脸还是那张脸，可脸上的纹路里，刻着的却不再是单纯的关心。
三天前，我从奋斗了八年的大城市回到这个生我养我的小镇。我开回来的不是荣归故里的豪车，而是一辆破旧的二手面包车，车厢里塞满了我的工具和一些半成品的木料。我对每一个见到我的乡亲都挂着一脸疲惫的苦笑，说我在外面创业失败，厂子倒了，不仅把前些年赚的钱赔了个精光，还欠了外面六十万的债。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天之内就飞遍了整个邓家宗族。于是，三天后的今天，我最亲的堂哥和表姐，联袂登门了。他们是来“安慰”我的。
01
七年前，我揣着师父给的三千块钱，和一身鼓捣木头的本事，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火车开动时，爹娘就站在月台上，娘的眼泪一直在掉，爹则把手里的旱烟袋捏得死死的，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文博，在外头，做人要跟做木头一样，要实诚，要经得住磨。”
我师父是个老木匠，姓孔，一手榫卯绝活远近闻名。他总说，一块好木头，不用一颗钉子，不用一滴胶水，光靠榫卯结构就能严丝合缝，百年不散。这靠的是什么？是木头和木头之间的“情义”，是匠人手里的分寸和良心。我跟着他学了十年，学的不只是手艺，更是这门手艺里的“道”。
到了大城市，那是个钢筋水泥的森林，到处都是快餐式的文化和流水线生产的家具。我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老手艺，一开始根本找不到饭碗。我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给人家的装修队打下手，看着那些用胶水和钉子拼凑起来的“速成家具”，心里像被刀割一样难受。
转机是在一个高端茶室。老板是个懂行的文化人，无意中看到我用废木料给自己做的一个小板凳，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眼睛里放着光。他问我：“小伙子，这手艺，是榫卯吧？”
我点点头。
他当即拍板，让我给他整个茶室做一套新中式家具。我没日没夜地干了三个月，交活那天，老板拉着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他说我的家具里有“魂”，有老祖宗传下来的静气。
从那以后，我的名声在那个小圈子里传开了。订单越来越多，我租了厂房，收了几个徒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专做高端定制的原木家具。我守着师父和爹教我的规矩，用料实在，做工精细，从不偷工减料。客户越来越多，钱也像潮水一样涌来。八年时间，我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别人口中的“邓老板”。
卡里的数字从三位数变成八位数，我却越来越觉得空虚。每天打交道的都是些有钱人，他们嘴里谈的是投资、是回报、是上市，眼里闪烁的是欲望和算计。我常常在深夜抚摸着那些纹理优美的木料，感觉自己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就像一棵从乡下移植过来的树，虽然枝繁叶茂，根却始终扎不进这片水泥地。
我开始想家，想念老家清晨的炊烟，想念爹那口呛人的旱烟味，想念娘做的手擀面。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工作室交给最得力的大徒弟打理，自己则把这几年攒下的三百多万现金转到了另一张卡里，然后，开着一辆收废品那儿淘换来的破面包车，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没告诉任何人我赚了多少钱，我只想看看，当我从一个“邓老板”变回那个一无所有的邓文博时，那些曾经围绕在我身边的亲情，还剩下几分真，几分纯。
02
车子开进村口的时候，扬起了一路黄尘。邻居张大伯正蹲在门口抽烟，看到我这辆破车，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认出了我，咧开嘴笑了：“哟，文博回来啦？发财了换这车？够低调的啊！”
我从车上跳下来，拍了拍身上的灰，递给他一支烟，苦笑着说：“发啥财啊，张大伯，别取笑我了。外面生意不好做，赔了个底朝天，回来躲债的。”
张大伯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接过烟，半天没点着，只是愣愣地看着我，嘴里嘟囔着：“咋会呢？你不是……你不是挺能耐的吗？”
我没多解释，扛着行李就往家走。家里的老院子还是那个样子，墙角的青苔，石阶上的裂纹，都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娘正在院子里喂鸡，看到我，手里的瓢“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鸡食撒了一地。
“文博？你……你咋回来了？”娘快步走过来，拉着我的手，从头到脚地打量，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爹听到动静，从屋里走出来，看到我，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也绷不住了，嘴角抽动着，想笑，又像是想说什么。
“爹，娘，我回来了。”我把行李往地上一放，声音有些哽咽。
那天晚上，娘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饭桌上，爹娘小心翼翼地，谁也没问我在外面的事。他们只是一个劲地给我夹菜，好像要把我这几年在外面受的苦，都用这顿饭补回来。
直到睡觉前，娘才坐到我床边，摸着我的被子，低声问：“博儿，跟娘说实话，到底出啥事了？”
我看着娘鬓角的白发，心里一酸，按照早就编好的说辞，把“创业失败”的故事讲了一遍。我说市场不景气，客户跑单，资金链断裂，最后厂子倒闭，还欠了银行和朋友六十万。
娘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她没骂我，没抱怨，只是用她那粗糙的手，一遍遍地抚摸着我的头，嘴里不停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钱没了，咱再想办法。天大的事，有爹娘给你扛着。”
爹蹲在门口，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到他沙哑的声音传来：“多大个事儿？六十万？咱家这老房子卖了，再把你大伯、姑妈他们都发动发动，亲戚们一人凑一点，总能把窟窿堵上。你人好好的就行。”
那一刻，我差点就绷不住了。我知道，爹娘说的都是真心话。在他们眼里，儿子比什么都重要。我心里暖烘烘的，但也更加坚定了我那个荒唐的“测试”计划。我想知道，除了爹娘，这个家里，还有谁会这么想。
03
第二天一早，我“破产”的消息就像一阵风，刮遍了整个邓家庄。
最先打来电话的是大伯。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沉重：“文博啊，你爹都跟我说了。你这孩子，咋这么不小心？那么大的家业，说没就没了？”
我应付道：“大伯，是我没本事。”
“唉，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你先在家好好歇着，别想太多。钱的事，咱们是一家人，总得想办法。你堂哥过两天就回去看你。”大伯说完，匆匆挂了电话。
接着是姑妈的电话。姑妈在电话那头就哭了，一边哭一边数落我：“你这傻孩子，在外面受了那么大委屈，怎么不早点跟家里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穷，帮不上你？你姑父知道了，一晚上没睡好觉……”
我听着电话里姑妈真切的关心，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或许，是我把人心想得太坏了？
然而，接下来的两天，事情的走向开始变得有些微妙。
先是村里的一些闲言碎语传到了我耳朵里。有人说我是在外面学坏了，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光了；有人说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被人算计了；更有人说，我当初能发财，就是走了狗屎运，现在运走完了，自然就打回原形了。
这些话，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我心里。我不在乎外人怎么说，我在乎的是我的亲人。
堂哥邓文涛是第三天上午到的，开着他那辆半新不旧的五菱宏光。他提着两箱牛奶和一袋水果，一进门就大嗓门地喊：“文博！哥来看看你！”
他把我拉到院子里的石桌旁坐下，给我递了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才开口说道：“兄弟，别灰心。哥当年跑运输，也翻过车，货都赔光了，不也挺过来了？”
我点点头：“我知道，哥。”
邓文涛吐出一口烟圈，眼神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他凑近了些，压低声音问：“说真的，你那厂子，真的一点底子都没了？那些设备呢？卖了也能值不少钱吧？还有你那些客户，有没有欠你款的？这年头，欠债的才是大爷，你得去要啊！”
我摇摇头，一脸颓丧：“设备都抵给银行了，客户……唉，跑的跑，赖的赖，要不回来。”
“那……那你手里，真就一分钱都没了？”邓文涛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脸上扫来扫去。
“还剩下几万块，准备留着给爹娘养老。”我低着头，声音嘶哑。
邓文涛沉默了。他把手里的烟蒂狠狠地摁在地上，捻了捻，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你听哥说。你不能就这么算了！你在大城市有人脉，有技术，这是本钱！你现在缺的是启动资金。这样，你把你那个工作室剩下的东西，哪怕是些破木料，都拉回来。哥在镇上有个仓库，你先放那儿。然后咱们合计合计，看看能不能在咱们县城，开个小点的家具厂。哥帮你跑销路，你负责技术，咱们兄弟俩，东山再起！”
听起来，这是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可我却从他闪烁的眼神里，读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他说的不是“我帮你”，而是“咱们合计合计”，他看上的，是我“在大城市的人脉和技术”，以及那些在他看来或许还值点钱的“破木料”。他不是来雪中送炭的，他是来沙里淘金的。
我心里那点仅存的温情，凉了半截。
04
送走堂哥，还没等我喘口气，表姐孙秀英就来了。
表姐嫁在邻村，日子过得一直不怎么顺心。姐夫为人老实，却没什么大本事，在工地上打零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家里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正是花钱的时候。
孙秀英一进门，眼泪就没停过。她拉着我的手，哭得抽抽噎噎：“文博啊，我的好弟弟，你怎么就这么命苦啊！姐听说了，心都碎了。你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
她的眼泪是热的，滴在我手背上，也滴在我心里。比起堂哥的精明算计，表姐的眼泪似乎更真诚一些。我甚至开始有些后悔，觉得用这种方式去试探一份或许本就脆弱的亲情，是不是太残忍了。
娘在旁边陪着，也跟着抹眼泪，嘴里劝着：“秀英啊，别哭了，文博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嘛。人回来就好，比什么都强。”
孙秀英哭了好一阵，才渐渐止住。她擦了擦眼睛，看着我，欲言又止。
“姐，有啥话你就说。”我递给她一杯水。
她接过水杯，捧在手里，却没有喝。她低着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文博，姐知道，这时候跟你说这个，不合适……可是，姐实在是没办法了。”
“你说。”
“你外甥，明年就要高考了。他成绩好，老师说，要是发挥好，能考个重点大学。可是……你也知道姐家里的情况。这上大学的学费，还有生活费，是一笔大开销。还有你外甥女，上初中，也嚷嚷着要报补习班……我跟你姐夫，愁得几宿几宿睡不着觉。”
孙秀英抬起头，眼睛里满是哀求和希冀：“文博，我知道你现在难。可是……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在外面这么多年，就算生意赔了，手里……手里是不是还留了点底？你放心，姐不是白要你的钱，就当是姐借的！等你将来东山再起了，姐连本带利还给你！你要是不信，姐给你打欠条！”
我静静地听着，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
如果说堂哥邓文涛是把算盘打在了我的“剩余价值”上，那么表姐孙秀英，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最后一点积蓄”上。她的眼泪或许有真的成分，但眼泪背后，更迫切的，是对钱的渴望。
她甚至没问我那六十万的债要怎么还，没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她心里想的，只有她儿子的学费，她女儿的补习班。在她的世界里，她的困难是天大的困难，而我的破产，只是她解决困难的一个可能的“契机”。
我没有立刻她，只是淡淡地说：“姐，这事，我得想想。”
孙秀英的脸色微微一变，那份热切的期盼迅速冷却下来，变成了一种难以掩饰的失望。她勉强笑了笑：“行，行，你好好想想。是姐太心急了。你先顾好自己。”
她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娘送她到门口，回来的时候，叹了口气，对我说：“博儿，你姐她……也是真难。你要是手里实在紧，就跟她说实话，她能理解的。”
我看着娘，点了点头，没说话。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孤岛，四周是亲情的海水，看起来很温暖，可一旦你真的沉下去，才发现那水，是冰冷刺骨的。
05
接下来的两天，家里异常地安静。堂哥和表姐都没有再来。我猜，他们都在等我的答复，或者说，在等我“想清楚”。
我什么也没做，就待在家里，帮爹修整院子里的篱笆，帮娘劈柴喂鸡。我像回到了小时候，日子过得简单而平静。爹娘也绝口不提钱的事，仿佛那六十万的债务根本不存在。他们只是变着法地给我做好吃的，想把我这几年在外面“亏空”的身体补回来。
这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用刨子推一块老榆木，爹提着他的烟杆，蹲在我旁边。
“这块木头，是你爷爷那辈留下来的，做房梁剩下的料。好木头啊，你看这纹理，直溜，扎实。”爹用烟杆敲了敲木头，发出“梆梆”的声响。
我停下手里的活，摸着那光滑的木面，说：“是啊，放了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形。比现在那些速生的木材强多了。”
爹抽了口烟，缓缓吐出，烟雾在他饱经沧桑的脸前弥漫开。他看着我，眼神深邃，像是能看穿我的心事。
“文博，有件事，我一直没问你。”
“啥事，爹？”
“你师父教你的手艺，你忘了没？”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爹的意思。我摇摇头：“没忘。这手艺，刻在骨头里了，忘不了。”
“那就好。”爹点了点头，不再说话，只是专注地看着我手里的刨子。阳光透过院子里的老槐树，洒下斑驳的光影，我和爹，一老一少，就这么静静地待着，只有刨子划过木头的“沙沙”声，和爹抽烟时发出的“吧嗒”声。
过了很久，爹才又开口，声音很轻，却像一块石头投进我心里：“文博，人心这东西，比木头复杂。木头的纹理，再乱，也有个走向。人心的纹理，你看不清，也摸不透。有时候，你以为它是直的，一刨子下去，才发现里面全是结。”
我停下了手，看着爹。他的眼睛浑浊，却透着一股洞察世事的清明。
“你大伯和你姑家的事，你别往心里去。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日子过得紧巴，眼睛里就只剩下钱了。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日子把人磨成这样的。”爹顿了顿，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磕出熄灭的烟灰，“但是，人穷，心不能穷。守不住良心，就跟那糠了的木头一样，外表看着好好的，里面早就空了，做不成材。”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的爹，一个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大字不识几个的庄稼人，却比谁都活得通透。他什么都知道，他只是选择不说破。
“爹，我……”我想说出真相，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爹摆了摆手，站起身，拍了拍我肩膀：“行了，干活吧。把这块料子做个小桌，给你娘放针线筐。家里的东西，自己做的，用着踏实。”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心里的迷雾，被爹这几句朴实的话吹散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6
第三天，也就是我回家的第七天。堂哥邓文涛和表姐孙秀英，又来了。
这一次，他们不是分开来的，而是一起来的。堂哥的五菱宏光停在院门口，车上还下来了堂嫂和表姐夫。四个人，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浩浩荡荡地进了院子，脸上堆着比上次更热切的笑容。
“文博，我们又来看你了！”堂哥的声音洪亮依旧。
“是啊文博，你一个人在家也闷，我们来陪你说说话。”表姐也附和着，只是那笑容怎么看都有些僵硬。
娘赶忙出来招呼他们，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爹则坐在屋檐下，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旱烟，眼皮都没抬一下。
几个人在院子里坐下，寒暄了几句天气，话题很快就绕回到了我身上。
还是堂哥先开的腔。他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长兄为父的架势：“文博，这几天我和你姐，还有你嫂子、姐夫，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你现在这个情况，一个人硬扛肯定不行。咱们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我没说话，静静地看着他，等他的下文。
堂哥见我没反应，继续说道：“你那个东山再起的计划，我觉得行！非常有前途！你在大城市有经验，有技术，这是最大的本钱。咱们这小地方，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决定，全力支持你！”
“怎么个支持法？”我淡淡地问。
“我们出钱！”堂哥一拍大腿，说得斩钉截铁，“我知道你现在手头紧，启动资金是个大问题。我呢，这几年跑车也攒了点钱，不多，十万块。我全拿出来，投给你！你嫂子也支持！”
旁边的堂嫂立刻点头，脸上挤出笑容：“是啊文博，咱们都是一家人，你的厂子，不就是咱自家的厂子嘛。”
没等我说话，表姐孙秀英也急忙接了上去：“文博，我跟你姐夫也商量了。我们家情况不好，拿不出多少钱，但是五万块，我们砸锅卖铁也给你凑出来！就当是……就当是给孩子们的未来投个资！”
表姐夫，一个平日里闷声不响的男人，也跟着使劲点头：“对，文博，你办事，我们放心。”
四个人，八只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同样的光芒——那是对未来的憧憬，是对财富的渴望。他们像是四个合伙人，在对我进行一场商业路演，而我，就是他们看中的那个能下金蛋的项目。
我心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们把这叫做“支持”，叫做“投资”。说得好听，其实就是想用几万块钱，来入股我未来可能创造的价值。他们赌的是我的能力，赌的是我能像以前一样，把一个烂摊子，变成一座金山。至于我那六十万的债务，他们只字未提，仿佛那根本不是问题。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热切的脸，突然觉得很累。
07
“哥，姐，”我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让院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堂哥脸上一喜：“这么说，你同意了？”
我摇了摇头。
“不同意？”堂哥的音量一下子高了八度，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为什么？文博，你是不是信不过哥？我们可是亲兄弟！我这可是把全部家当都拿出来了！”
表姐也急了：“是啊文博，我们可都是真心想帮你啊！你怎么能不领情呢？”
我站起身，走到院子中央，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哥，姐，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投钱给我，是想帮我还那六十万的债，还是想等我东山再起之后，跟着分红？”
这个问题像一盆冷水，把他们烧得正旺的热情浇了个透心凉。
堂哥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支吾了半天，才说：“这……这不一回事嘛！帮你东山再起了，那债不就还上了？咱们是亲戚，有钱一起赚，这有错吗？”
“没错。”我点点头，又问，“那如果，我这辈子都东山再起不了呢？如果你们投进来的钱，也跟着打了水漂呢？你们会怎么办？”
院子里一片死寂。堂嫂和表姐夫的眼神开始躲闪，堂哥的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表姐孙秀英则低下头，绞着自己的衣角。
答案，已经写在了他们脸上。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走进屋里。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黑色的旅行包。
我把旅行包放在石桌上，“啪”的一声拉开拉链。里面不是什么破木料，也不是什么旧工具，而是一沓沓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崭新的人民币。
红色的钞票，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
堂哥、表姐、堂嫂、表姐夫，四个人，全都看傻了。他们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迷惑，再到狂喜，最后定格在一种难以言喻的贪婪上。
“这……文博……这……这是……”堂哥的声音都在发抖，他指着那包钱，又指指我，话都说不囫囵了。
“我没破产。”我平静地看着他们，说出了那个隐藏了七天的秘密，“我不仅没破产，这几年在外面，我还赚了点钱。不多，也就三百万左右。”
“三……三百万？”表姐孙秀英尖叫一声，差点从凳子上滑下去。
“那……那你欠的六十万……”堂哥结结巴巴地问。
“也是假的。”我看着他们，眼神里没有嘲讽，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哀，“我只是想看看，当我一无所有地回来时，会是什么样。我想看看，咱们这点亲情，到底值多少钱。”
08
我的话，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他们每个人的心上。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连风都仿佛停止了流动。堂哥邓文涛的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像个调色盘一样精彩。他看着那包钱，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羞愧、愤怒，还有一丝不甘。
“邓文博！你……你耍我们？”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吼道。
“我耍你们？”我冷笑一声，“哥，从我回来的第一天起，你关心的是我的厂子还剩下什么值钱的东西。你所谓的‘东山再起’，是想拿我的技术和人脉，给你自己铺路。你管这叫亲情？”
我又转向表姐孙秀英，她的脸已经白得像纸，浑身都在发抖。
“姐，你一进门就哭，说心疼我。可你哭完之后，张嘴就是跟你儿子要学费。我欠着六十万的债，在你眼里，都比不上你儿子的补习班重要。你管这叫关心？”
“我……我不是……”孙秀英想辩解，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这次的眼泪，不再是表演，而是真真切切的羞愧。
“你们今天来，说是要‘投资’我。十万，五万。”我指着桌上的钱，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你们是想用这点钱，来撬动我这三百万的未来。你们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以为我听不见吗？”
堂嫂和表姐夫已经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我一眼。
“我邓文博在外面八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算计没经过？我以为，家，总该是块干净地方。我以为，亲人，总该是真心实意的。看来，是我错了。”
我把旅行包的拉链重新拉上，提在手里。
“这钱，是我用一刨子一凿子，熬了无数个通宵，辛辛苦苦挣来的干净钱。我本来打算，拿出一部分，帮衬一下家里。给哥你换辆好点的车，让你跑运输不用那么辛苦。给姐你一笔钱，让外甥和外甥女能安心读书。我甚至想过，在镇上开个家具厂，教村里的年轻人一门手艺，大家一起致富。”
“可是现在，”我摇了摇头，脸上满是失望，“我改变主意了。”
我从包里抽出两万块钱，放在桌上，推到孙秀英面前。
“姐，这两万块钱，你拿着。不是借，是给你的。就当是我这个做舅舅的，给孩子们的学费。以后，孩子们有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但是，钱要花在正道上。”
然后，我看向邓文涛。他像一尊石像一样僵在那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哥，你的‘投资’，我心领了。路，我自己会走。以后，你好自为之。”
说完，我不再看他们，转身对我爹娘说：“爹，娘，咱们进屋吧。”
爹一直沉默地看着这一切。他站起身，深深地看了邓文涛和孙秀英一眼，那眼神里，有失望，有痛心，但更多的是一种长辈的悲悯。他叹了口气，没说什么，跟着我走进了屋。
娘走到门口，停下脚步，回头对他们说：“文涛，秀英，你们……都回去吧。让文博，也静一静。”
院子里，只剩下他们四个人，和那两万块钱，在尴尬而压抑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刺眼。
09
那天之后，堂哥和表姐再也没有登过我的家门。我听说，他们在村里抬不起头来，被人指指点点。堂哥把他的五菱宏光卖了，换了辆更旧的货车，没日没夜地在外面跑长途，像是要用劳累来麻痹自己。表姐则把那两万块钱存了起来，说是要等我结婚的时候，给我包个大红包。
我没有再理会这些。
我用那笔钱，在镇子的边缘，盘下了一个废弃的小学校。我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宽敞明亮的木工房，前面是展厅，后面是工坊和宿舍。我给我的新工作室取名叫“守拙堂”，取“大巧若拙”的意思。
我没有急着去接那些大城市的订单，而是先给爹娘，用那块老榆木，仔仔细细地打了一套家具。桌子，椅子，柜子，床。每一件，都用的是最传统的榫卯工艺，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滴胶水。家具打磨好的那天，我用桐油一遍遍地擦拭，木头的纹理在阳光下温润如玉。
爹抚摸着那张八仙桌的桌面，眼睛湿润了。他说：“好，好啊。这才是咱们老邓家的手艺，踏实，本分。”
“守拙堂”开业那天，没搞什么仪式，就是放了两挂鞭炮。镇上的领导来了，县里的记者也来了。他们都说我是返乡创业的榜样，要大力宣传。我谢绝了他们的采访，我说，我不是什么榜样，我只是一个回家的手艺人。
我从村里招了十几个年轻人，都是些不爱读书，但手脚勤快的半大孩子。我不收他们学费，管吃管住，还给发生活费。我只有一个要求：用心学，学本事，更要学做人。
我像当年师父教我一样，从最基础的认木料、画线、使锯、用刨开始教他们。我告诉他们，每一块木头都有自己的脾气，你要尊重它，顺着它的性子来，才能把它做成有生命的东西。
我的生活变得简单而充实。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带着徒弟们在工坊里干活。锯子声，刨子声，凿子声，汇成了一首最动听的交响乐。我不再去想那些人心的复杂和算计，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些有情有义的木头身上。
半年后，“守拙堂”的第一批作品完成了。我没有把它们卖给那些有钱的商人，而是联系了县里的学校和图书馆，把这些结实耐用的桌椅，半卖半送地给了他们。
看着孩子们坐在我亲手做的书桌前读书，我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我突然明白了师父和爹一直教我的那个“道”。手艺，不仅仅是谋生的工具，更是一种传承。它传承的，不只是技巧，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万物的敬畏，对良心的坚守，和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
钱，我赚得比以前少多了，也慢多了。但我每天都睡得很踏实。
那天，爹又蹲在工坊门口看我干活。阳光暖暖地照着，他眯着眼睛，对我说：“文博，你现在这样，就很好。”
我抬起头，擦了把汗，看着满院子生机勃勃的年轻人，看着那些正在被赋予新生命的木料，笑了。
是啊，这样，就很好。我找到了我的根，也找到了我心的方向。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这些朴实无华的木头，才是我真正的财富。它们不会说话，却比很多会说话的人，要真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