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史实告诉了我们什么重要信息呢？一是诸葛亮“卧龙”的评语，虽然最先由庞德公做出，但是，因为又得到司马徽的高度认同，所以就不再是某一个人的偏爱，而是具有更大的认同性了。二是庞德公和司马徽，又都是当地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因而“卧龙”的评价，又具有更强的社会影响力。
三是庞德公不简单，评贤不避亲。司马徽也不简单，举贤不避亲。年纪轻轻的孔明更不简单，坦然接受美誉。既不忸怩作态，假惺惺地推辞，也不举止轻狂，喜滋滋地炫耀。当时的襄阳地区，竟然有如此通达明智的杰出人物，真不愧是藏龙卧虎之地了！迷团之三，说他这条“卧龙”很内秀，究竟“秀”在哪些方面?最为突出的方面有二：首先是志向方面的非同凡响，然后是读书方面的非同凡响。换言之，诸葛亮是一个有志向、有文化的“二有青年”。先说简单一点的，即志向方面的非同凡响。《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意思是说，当时年轻的诸葛亮，每每把自己比作先秦时期的管仲、乐毅，当时的人们大多不以为然；唯独对他非常友善的两位好友崔州平、徐元直，认为他的话是完全可信的。这二位因为与诸葛亮朝夕相处和共同学习，对他有非常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故而相信诸葛亮的自我评价完全正确，认为他确确实实具有管仲、乐毅那样的优秀潜质，将来一定会成为文武兼备的杰出人オ。再来说复杂一点的，即读书方面的非同凡响。诸葛亮立下了出将入相、文武兼备的非凡志向，可如何才能保障其志向能够得到实现呢?诸葛亮很不简单，一旦立下雄心壮志，紧接着又有了保障性的后续措施，并且从此贯彻始终，从不懈怠，最后收到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他的保障性后续措施是什么呢?说破了也很简单，就是一种非常独特有效的读书“充电”方法了。要想说清楚他的读书方法，当然要拿他来与同辈做比较，与他的三位亲密学友徐庶、崔钧、石韬和孟建比较，诸葛亮在读书“充电”的方法上有何非凡之处呢？而他之所以有“观其大略”这样的特殊之处，又有什么深层次的玄机呢？《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对此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记载：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频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意思是说，诸葛亮在荆州的时候，建安初年曾与石韬、徐庶、孟建等好友一同游学。其他三位的读书方法是务求把书读得精、读得熟，唯有诸葛亮是“观其大略”，即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书中的重大问题之上。他会在早晚的闲暇时候，抱着膝盖发出长啸，对三位学友说道：“你们三位今后进人政界可以做到州刺史、郡守这一类的行政长官。”三位好友问他自己又会做到什么样的官职，诸葛亮只是微笑而不明确做出。这一段极为重要的史料，表现出了诸葛亮年轻时读书方法与他人的不同，后世学者对此非常关注，多有议论。大都认为：诸葛亮之所以如此读书，是因为他胸怀经邦治国、兼济天下的大志，所以读书时注意力集中在吸取治国为政的重大经验方面，而不愿意在章句词语的磨上多下功夫。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仅限于从主观方面来观察，还可以从客观环境方面来加以补充。诸葛亮读书方法上的“观其大略”，就不单单是主观因素在起作用，更有客观环境的深刻影响了。因为读书“观其大略”，正是在治学方法上对简约实用原则的具体运用。青年诸葛亮在荆州游学期间，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性阶段，是他从外界吸收知识营养最为活跃的时期。荆州拥有的这种浓厚开放的新兴学术文化氛围，对于胸怀大志的他，自然有着深刻的熏陶，何况荆州学派的学术代表人物司马徽，还是他关系非常亲密的尊长。因此，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是他读书“观其大略”的形成原因。与此类似，诸葛亮后来在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儒、道兼容，也可以用上述理由来解释。《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临终托孤时，诸葛亮当场流下眼泪，在中发誓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他的，就是儒家忠君思想的典型表现，而这几句话的原型是儒家经典《左传·僖公九年》中春秋时晋国大夫荀息说过的话语。诸葛亮在他写的《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种崇尚宁静的思想，又有道家的渊源。《老子》一书就多次提到“静”：如第十六章有“守静笃有“归根日静”，第四十五章有“清静为天下正”，第五十七章有“我好静而民自正”，等等。又《文子》一书，以闻发老子思想为宗旨，其中卷十《上仁篇》云：“老子曰：‘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生。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可见《诫子书》的话语，更是直接出自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在主观方面，诸葛亮注意吸收先秦各家学派的营养，但是荆州学派儒、道兼融的治学风气，确实又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一言以蔽之，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才能做到对诸葛亮读书方法的全面理解。东汉后期，随着朝廷政治状况的日益衰颓，文化教育方面种简要清新的读书方法，开始在有识之士中进行尝试，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诸葛亮读书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走过去老儒生的死路，他是要想辅佐理想的领袖，当一个文武全才式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需要的知识，是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明确指导，是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等。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若把浩繁的儒家经典逐一读得“精熟”，不仅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会陷入字词句的泥淖中难以自拔。他的方法，是与“精熟”完全不同的“观其大略”。此处的“大略”二字，是重点和要点之意。他“观其大略”的读书方法，具体而言应当是指：在必读书目的选择上，要从大处着眼，真正对自己实现远大目标有用者才读，不是每一本书都花时间去细细阅读；即使是必读的书目，阅读的时候也要注意选择那些对自己真正有用的精华部分，重点消化，有效吸收，而非平均用力，面面俱到。三国的君臣，在金戈铁马的沙场之中，都在抓紧时间努力读书“充电”。所读之书，是当时最为急用的史书、兵书、法家等的代表性著作，在读书“充电”上展示出极其强烈的竞争态势。三国的竞争，从根本上说，乃读书“充电”的竞争；而读书“充电”的竞争，又着重在书目选择和读书方法上的竞争。在这个时候，知识便充分显示出它真正的强大力量来；而后世所谓的“急用先学，活学活用”，才真正是他们在读书方法上共同提炼出来的八字箴言。谜团之四，三国时期是不是只有诸葛亮这一条“卧龙”?正确的答案，有可能会颜覆你已有的印象。原来，这个美好的名号“卧龙”，并非诸葛亮一个人所专有。就在三国，竟然还有另外一个非凡的杰出人物也有“卧龙”的美称，他就是曹魏末期名列“竹林七贤”之一的大名士嵇康。也就是说，三国时期竟然有两条卧龙：一条是三国初期蜀汉的诸葛亮，可以简称为“卧龙亮”；另一条是三国末期曹魏的嵇康，可以简称为“卧龙康”。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两条“卧龙”还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既然我在这里专门话说“卧龙”的有趣谜团，那就应当把与三国一头一尾的这两条“卧龙”相关的谜团破解清楚，以免留下空白和遗憾。根据《三国志·王粲传》和《晋书·嵇康传》提供的确凿史料，诸葛亮与嵇康两条“卧龙”的相似之处，竟然有如下十个方面之多。一是先世都曾改变姓氏：诸葛亮的先世，是由葛氏改为诸葛氏；而嵇康的先世，是由奚氏改为嵇氏。二是父亲都有同样的命运：两人的父亲都曾经当过中级官员，但又都是很早就撒手人寰，于是造成他们两人都是所谓的“早孤”。三是早年都生活艰难：诸葛亮早年家贫，所以在隆中躬耕陇亩，以从事农业来自食其力；嵇康也曾生活窘困，所以与好朋友向秀以打铁为生。一个当过农民，一个当过工人，都在社会的底层经受过艰苦的磨炼。四是身材都修长挺拔：诸葛亮身长八尺，嵇康身长七尺八寸。前面说了，三国时期一尺相当于现今的24厘米。八尺是1.92米，七尺八寸是1.87米，都是身材修长的伟男子，而且身高相差很小。五是风采都非凡出众：诸葛亮潇酒，嵇康也是风度翩翩。六是修养都有同样取向：诸葛亮看重“淡泊”和“宁静”，而嵇康为人“恬静寡欲”。恬静就是宁静，寡欲自然就会淡泊。七是文学才能同样出色：诸葛亮擅长文章，一篇《出师表》慷慨悲壮，千秋传诵；嵇康也文采照人，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文情并茂，雄视文坛。八是学养之中都有玄学的因子：诸葛亮在隆中，深受荆州学派的感染，而荆州学派乃魏晋玄学的先导；嵇康生活在魏晋玄学形成之后，乃玄学名士的中坚。九是志趣之中都有山林情结：诸葛亮曾多年在隆中的山林中啸做隐居；嵇康也曾长期在山阳的竹林中自在悠游，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十是才艺之中都有音乐爱好：诸葛亮爱好高声吟唱《梁父吟》；嵇康擅长从容弹奏《广陵散》。看了这样的比较，不禁令人突发奇想：要是二人能够相遇，并肩出现在公众场合，那是多么难得的珠联璧合，多么难得的相映生辉啊！三国时期持续的年代并不算长。从黄巾起义的中平元年(184年)算起，到280年西晋统一全国为止，也不过九十六年而已。然而就在这不到百年的同一历史时代，一前一后就有两位各方面如此相似，而且又都有“卧龙”美誉的杰出人物出现，这在中国悠久的古代历史文化长河中，堪称是难得一见的大奇事。
嵇康画像谜团之五，这两条“卧龙”后来都有同样的遭遇吗?
非常遗憾，相似度如此之高的两条“卧龙”，后来的遭遇却截然不同，有着天渊之别。首先是人生的结局截然不同。诸葛亮因为得到“卧龙”的美誉，被求贤若渴的刘备三顾草庐，礼聘出山，做出了一番开创蜀汉王朝的丰功伟业；而嵇康却因为得到“卧龙”的评价，被心生猜忌的司马昭强行加上种种罪名，惨遭杀害在京城洛阳的东市。其次是在史书中的“待遇”截然不同。陈寿在《三国志》中，专门为诸葛亮安排了整整一卷的传记，而且在传文中，陈寿又特意列出自己亲自整理完成的《诸葛氏集》目录，详细叙述其整理的经过，整个传文的文字分量很重。纵观《三国志》全书，臣僚独自享有整整一卷的文字分量者只有诸葛亮和陆逊两人。但是，对于嵇康这位完全属于三国时代的人物陈寿却根本没有为他立传，只是在《王粲传》中，附带用了寥寥二十七个字提到他：“时又有谁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相形之下，这样的待遇实在是过于非薄。由于陈寿《三国志》没有给嵇康立传，唐代编撰的《晋书》为了弥补，才给他撰写了一篇传文。后来的《三国演义》受了《三国志》的影响，也没有提到嵇康。这样一来，就造成后世不少人的极大误解，以为他是西晋时期的人物。其实，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死于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他近四十年的一生，完全生活在三国时代，属于不折不扣的三国人物。《三国志》本应该为嵇康立传，却没有给他立；《晋书》本不应该给嵇康立传，却为他立了。你去仔细翻阅上面两部正史，就会发现这件事情上的诡异和离奇。谜团之六，三国时期的两条“卧龙”，其命运为何会有天渊之别呢?所处时代不同，是最为关键的原因。诸葛亮处于三国之初，正是东汉王朝崩溃、群雄割据之时。群雄为了生存壮大，必须选贤用能；而贤能之士为了充分施展抱负才智，也会认真选择自己的老板。这是一个“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双向选择时代，此时诸葛亮遇到刘备，自然会留下“三顾草庐”的佳话。反观比诸葛亮小四十三岁的嵇康，生不逢时，正好处于三国之尾，那是政治格局已经相对稳定的时代。牢固掌控着曹魏军政权力，并且随时准备终结曹魏王朝寿命的司马昭，完全没有谋求生存的压力，只有清除异己的考量。此时此刻，越是具有非凡才干的“卧龙”型杰出人物，越是会受到司马昭的特别注意；而这样的杰出人物，不幸又在政治上站在了强权人物的对立面，更会遭到残酷的打击。嵇康之死，就是这种“生不逢时”的必然后果。古语云：“时势造英雄。”至少在嵇康的身上，此言堪称点中了要害。但是，如果从文化的价值体现来观察，诸葛亮和嵇康的结局，又有“异曲同工”的深长意味。诸葛亮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壮志未酬，遗恨千古，体现出一种完美事物带有缺陷的悲剧美。嵇康才情美善，志向高洁，横遭迫害，血溅刑场，也展示出一种完美事物遭遇毁损的悲剧美来。有人曾经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诸葛亮、嵇康两条“卧龙”，就这样以不同的形式，“毁灭”在史册当中。而悲剧性的美感，又具有最能撼动人心的力量，难怪千载之下的人们，读到他们的史传和文章，依然会心生感动，泪满衣襟。这正是：
唏嘘不已悲凉事，请看三分两卧龙。（来源|《诸葛亮传》 作者|方北辰 天地出版社|出版）温馨提示：《读者报》号每日对《诸葛亮传》进行连载，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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