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涅洛佩的编织：记忆与遗忘
文 · 格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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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修斯在外漂泊的最后三年中，在他的家乡伊塔卡，妻子佩涅洛佩遭到了众多公子王孙的围攻。他们每日里麇集在奥德修斯的家中，向他的妻子求婚。佩涅洛佩为了摆脱求婚者的纠缠，便想出了一个计策。她谎称自己正在为年迈的公公编织一件寿衣。她向求婚者许诺说，只有等她织完了寿衣所需的布匹之后，她才会考虑改嫁一事。她白天织出的布匹，到了晚上又被偷偷地拆掉。就这样织了拆，拆了织，无限期的拖延，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拒绝。
佩涅洛佩重复性的劳作，并不是为了产物（布匹）的使用。日常制作活动呈现出了虚耗时光的“无用性”，它指向了一个更为隐秘的目的，那就是对丈夫归乡的期盼与等待。当然，她也把自己对丈夫的忠贞、思念、梦想和希望，编织进了不存在的寿衣之中。
格非：《小说艺术面面观》，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早有学者指出，文学写作实际上与佩涅洛佩的编织极为相似。文学作品作为劳作的产物，恰恰是于它本身的纯然“无用”，昭示了写作的意义所在。任何编织活动都需要材料，需要经线与纬线的交织。而来自其他文本的“引文”（quotation）与作者的个人经验，构成了这种编织活动的基本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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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文学文本，都可以被看成是由无数个中心的“引语”所构成的编织物。要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作者一旦使用语言，即会立刻与早已存在的其他文本的“印迹”相遇。这些印迹包括语词中堆积的意象、典故、概念、意指以及约定俗成的意义，诸如此类。语言并非某种纯洁之物，它总是预先就浸透了太多的意义、功能或规定性。因此，从根本上说，所谓“原创性作品”从未在世上真正存在过。而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一个文本总是会与其他文本的“遗存”发生这样和那样的关联，她把这种关联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或“文本间性”。因此，从最极端的意义上来说，写作意味着对已有语言、文本的引用和重新编织。
在这些枯燥乏味的理论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在写作中，我们不仅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之中重复别人早就讲过很多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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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他人的故事或“引文”之外，现代小说的作者也会通过特殊的手法，将自己的个人经验与人生阅历编织进作品之中。我们知道，传统的写作者们，常常将神话、历史轶闻、民间传说以及道听途说的“丛残小语”，作为编织故事的基本材料。现代小说的作者则更多地依赖他自身的经历和人生经验。而一切个人经历或经验，都是以“记忆”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当一位小说作者走进了他的书房，端坐在写字台前，在幽暗的灯光下开始编织他的“白日梦”时，他不过是在调动、打捞自己的过往记忆而已。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出这样一个看似没有什么实际功用、却被很多人认为很有必要的“劳作”方式呢？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故事或叙事呢？如果你有兴趣追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妨去思考一下佩涅洛佩的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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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是一种日常行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说，任何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也不算多么地离谱，因为现代心理学早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柏格森或威廉·詹姆斯看来，人类的意识活动本来就包含着过去、未来和现时的交互运动。但严格说来，写作并不是一种简单被动的日常回忆活动，而是主动的“追忆”。在这里，追忆的意思是说，人们为了某种目的，人为地去搜索、钩沉、追寻自己的记忆。现代作家废名将这种追忆，形象地比喻为“反刍”。简单来说，回忆是因为受到某事的刺激或触发而出现的旋生旋灭的意识活动，而追忆则是一种“事后”的凝望，常常伴随着出神入化或灵魂出窍的迷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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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斯特的写作，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形式。其中之一是“意愿记忆”，也有人称它为“主动记忆”，而另一种则通常被描述为“非意愿记忆”“被动记忆”或“无意识记忆”。
意愿记忆可以被简单理解为“愿意记住某事”或“可以且应该记住某事”，它通常是主动的，有明确意识的。那些或好或坏的事情，经过意识的处理，被暂存于大脑复杂网络的“多宝阁”中。意愿记忆或主动记忆，往往以“概要”的形式被编目并储存起来，等待回忆的召唤。而非意愿记忆或被动记忆，则通常与某种特定的氛围感、色彩、味觉、情绪等冗余物联系在一起，被我们的意识辨识为无关紧要的、可以被剔除和忽略的“琐细小事”。普鲁斯特通过他卓有成效的写作，似乎向我们证明了这样一个全新的观念：在写作中，作为“肌质”的非意愿记忆，要比作为“构架”或“概要”的意愿记忆重要得多。
不过，意愿记忆与非意愿记忆的区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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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时常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记住，但意识却强迫我们记住的“重大事件”，比如说，不堪回首的耻辱、伤痛与不幸。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将这类记忆驱入遗忘的黑暗之河，但它们仍会从意识的河床下不时露头，猝不及防地给予我们重重的一击。有时，我们越是企图忘却某事，它就越是容易频繁地占据我们的意识中心，彰显它的暴力，以及面目狰狞的存在。
如果事情本身过于酷烈，甚至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身心所能承受的限度，大脑就会通过直接切断记忆或者故意淆乱记忆的内容，对我们的生存提供保护。由此，各种各样的神经症和精神疾病就会相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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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文学的写作或阅读，看成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那么，它的功能与作用机制，与精神病大夫对病人的治疗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精神分析疗法的第一步，往往正是“诱导回忆”。也就是说，重新召唤病人的记忆，让他们重新面对那些被遗忘或被压抑的事实。一般来说，心理治疗的首要步骤，就是“让病人说出自己的故事”。而文学，不论是传统形式的神话、史诗、志怪传奇或街谈巷议，还是现代小说，其首要职责也是“讲故事”，不管这些故事是源于道听途说，还是出自个人经验。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在面临不公正境况或难以排遣的烦忧时，也会本能地求助于他人，通过向他人说出自己的故事，让身心复归平静。同样，对于一个因失去亲人而深陷悲痛中不能自拔的人来说，让其摆脱伤悲的最好途径，就是去写一篇关于逝者的故事，从而让自己被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
我们不应忘记，在《一千零一夜》这部伟大的作品中，山鲁佐德正是用一篇又一篇总也讲不完的故事，通过无限的拖延，最终将死亡悬搁了起来。她所用的办法，与佩涅洛佩的编织活动如出一辙。
因此，《一千零一夜》这部作品，也可以被看成是人类通过“故事”来战胜那不可战胜的死亡的一个隐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和拉什迪不约而同地将故事艺术的消亡以及讲故事能力的衰退，视为人类堕入无底深渊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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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与现代小说中的故事做一个粗略的比较，就会立刻发现两者的根本不同。
正如佩涅洛佩手中的那件寿衣永远也织不完一样，民间故事的讲述活动，也是一项不会真正完结的劳作。故事产生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它可以被另一个讲述者加以拆解和重构，其走向或分叉具有真正的开放性。我们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民间故事的结构和形式，就会清楚地知道，它或许有一个开头，但从来无权拥有一个结尾。因为谁也无法预料，故事最终会走向哪里。但现代小说却需要一个人为给定的“结尾”，大部分作家都习惯于用主人公的死亡来作为故事的结尾，而非民间故事那个象征性的终曲所吟唱的那样：
他们美好的日子万年长。
另外，《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大多具有强烈的“神奇性”，有着寓言般的光晕和灵氛。而现实生活中由个人经历织成的故事，则是祛了魅的，了无生机和同质化的存在。而且，我们这个时代越往前走，这种同质化和了无生机就愈发地明显。与许许多多的民间故事一样，《一千零一夜》具有抚慰人心的时空整一性，现实经验则越来越趋于局部和碎片化。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 译，译林出版社，2012
由此，我们回过头再来审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会发现普鲁斯特的工作所隐含着的两个重要目标。首先，与山鲁佐德一样，处于哮喘病折磨之中的作家本人，意欲撰写一部卷帙浩繁、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河小说”，来象征时间的无限绵延，尽可能地延迟和悬搁死亡的到来。其次，普鲁斯特通过对“无意识记忆”的凝望和打捞，试图重新恢复故事或“事件”应有的灵氛、光晕和神奇性，将碎片化、日益分崩离析的现实性，融入无意识记忆的汪洋大海之中，让现时的自我，保留其本质的过去的对象物以及有待实现的未来的潜能，彼此通联，进而重获生存时空的整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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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看来，普鲁斯特所谓的“非意愿记忆”或“无意识记忆”，还不是附着在我们身上最深刻的记忆。如果我们想要追寻这种最原始、最根本的记忆，并给它一个恰当的名称，我想，它也许可以被命名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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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或许可以暂时地偏离一下上述话题，试着提出一个看似荒唐却也并非毫无必要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一旦踏入大自然的怀抱，看到溪流、群山、树木、白云，听到鸟鸣、风声和淙淙流淌的泉水声，就会立刻产生一种甘甜而惬意的迷醉之感？氤氲于山水林泉间的风景，为什么会成为一种遥远的召唤，让我们心驰神往？
当然，你可以简单敷衍说，因为山水、自然风光或所谓的风景中，有一种特别的东西，人们通常称之为“美”。但为何是风景这种事物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不断重复性地溢出美感？你或许可以说，因为它会使我们产生愉悦。如果我们接着问，这种愉悦之感究竟来自何处，答案很可能是，它来自风景或山水的静穆、崇高与和谐。问题可以如此这般地循环往复，结论也五花八门，因人而异。
也许有人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对风景和山水的欣赏与喜爱，并不是人类的天性，相反它是文明和文化熏染的结果。比如说，只有生活在喧嚣都市的人，在渴望重归寂静和闲适之时，才会去寻觅自然、山川与风景，从而放松身心。原本就生活在深山老林原始风光中的人，对司空见惯的自然美景，不仅毫无兴趣，反而会感到寂寞、沉闷和恐惧。
某些现代主义者会一口咬定说，“风景”这种东西，不过是近现代以来的一种发明，它是被人为建构起来的，是一种新发明。由于人被无所不在的社会性逼入“内面”和自我意识的深处，风景才会真正出现。因此，风景是人与自然分离的后果。举例来说，风景与山水画乃是近现代以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而文学作品中对风景的发现，起源于对远方的神往，以及现代性的“时钟回拨”。
这种说法虽然时髦，但却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别的我们先不说，中国古典诗词从《诗经》时代就开始的对山水与自然风物的反复歌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于这个问题，德国浪漫派诗人（比如蒂克、诺瓦利斯和荷尔德林）的，早已广为人知。
他们认为，自然与山水，是人类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可以被称作“家园”的“诸神世界”的遗存，而那个天堂般的家园，以及家园中伟大的寂静，早已被我们遗忘。自然和风景的存在，提示了那个被遗忘世界的存在。
因为遗忘，在我们与那个“诸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越过的深渊。也正是因为遗忘，我们都成为广袤大地上的“异乡人”。诗人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探身进入这个深渊，去追寻诸神远去的身影。
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会在自然山水之中感到愉悦并体验到那种令人沉醉的美，只有一个原因：我们对那个被黑格尔称为“高级动物园”的世界，仍然拥有着残存的本能记忆。也可以这样说，那个世界虽说被我们的心灵所遗忘，但身体的记忆依然存在。因为身体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拥有着心灵无法比拟的记忆力。
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被频频召唤的“风景”，成了荷尔德林一生中最重要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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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者们早已指出的那样，弗兰茨·卡夫卡的所有作品，都源于这种“遗忘”的馈赠。实际上，卡夫卡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中。其一是庞大的、其复杂程度远超过想象的现实世界，那是一个由官僚、国家机器和法律所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存意味着荒谬与错误。另一个，则是被遗忘的世界。那些人物，既没有社会身份，也没有来历、故乡，更谈不上什么个性。如动物般的信使，在这个失却了记忆的世界上往来穿梭。这个世界充满着孩子气，有着史前的天真无邪，以及随处弥漫的“乡野气息”。
卡夫卡本人就处在这两个世界的缝隙中。他终其一生都在渴望独处与寂静，试图从难以应付的现实生活中疏离出来。另一方面，他始终没有放弃在尘世中做一个普通人，试图获得梦寐以求的社会身份和现实性。
遗忘的阴影笼罩着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他想给上帝写信，却苦于找不到收件人的地址。因为记忆的痕迹，不是被抹除了，就是显得暧昧不明。记忆中的世界即便存在，也是以“沉默”的方式存在的。就像卡夫卡晚年时意识到的那样，塞壬用来诱惑我们的武器，不是歌唱，而是沉默。
如此看来，卡夫卡的创作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于始终沉默着的、不可表象的“遗忘”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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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说，中国人尊重过去的经验，其哲学思想中，普遍有一种诉诸古代权威、回望失落世界的冲动。追寻失落的过去，正是为了给现实世界提供依据，并对所谓的“礼崩乐坏”进行批判。孔子追溯文王周公，墨子诉诸大禹，孟子回看尧舜，而道家则目光投向了伏羲、神农。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
老子不仅憧憬过“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设想过美丑、是非、善恶未分前的“混沌”世界，甚至也想象过人类未生前的“虚静”状态。那个状态，老子将它称为“无名”。那是一个不可思、恍兮惚兮的“无”的世界。所以，老子才会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顾颉刚也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有一种“向后看”的既定视角，其历史观不是向前进化，而是属于一种复古性质的“退化论”。
类似的看法，在中国现当代史学界十分常见。仅从事实层面来看，冯友兰、顾颉刚等人的看法当然也不能算错。但只要简单地回顾一下西方文明史，我们即可发现，在欧洲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西方人其实也是“向后看”的。否则就不会有赫西俄德“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一类的区分了。欧洲文明也习惯于从过去时代，从远古的历史中寻找现实依据。“重返希腊运动”在历史上一再发生，即便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对希腊的再发现，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断追溯和重新阐释，也构成了近现代哲学产生的重要动力。
也许要等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出现，等到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确立其牢固地位，欧洲思想才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文化机制。这种机制最终建立起了对于“未来”的想象或信仰。唯有当朝向未来的信仰被建立之后，进化论式的“向前看”才会成为可能，“过去”才会被真正污名化，进而沦为一种“负担”或“障碍”。
这种将目光投向未来的新信仰，与早期基督教的基本伦理相比，其实也没有走得太远。它固然没有致力于重建一个新的“弥赛亚时间”，但这种服务于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新构想，毕竟也许诺了一个进步的、理想化的乌托邦世界的到来。
不过，对于未来的期望、准备与想象，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未来的脆弱性、不可预见性和彻底的不确定性。压抑和牺牲的本钱是实实在在地付出了的，但回报只是“在路上”，甚至永远不可兑现。
然而，对于过去的贬损或抛弃又意味着什么呢？
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 译，商务印书馆，2010
埃德蒙·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曾说，传统及其规则，作为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之所以比个人变幻不定的认识更有优势，是因为它是亡灵、生者与未诞生者之间所建立的“联盟表达”。对过去的抛弃，意味着传统、身份和文化记忆的丧失，从而使得生存本身沦为一堆令人生疑的任意数据，既无来处，亦无归途。
没有过去的参与，我们甚至无法说明和想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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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的第三回，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黛玉的内心活动是“吃一大惊”。她心下暗想，“好生奇怪，倒像是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而贾宝玉的反应与林黛玉亦相仿佛，他向贾母一口咬定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于是，“外来客”变成了“旧时友”，“初见”就成了“重逢”。
曹雪芹如此描述宝黛二人的初见，固然受制于小说所预设的“前世姻缘”的构架，但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现在”与“过去”彼此通联的神秘性。任何新奇、美好的事物，带给我们刹那间的现时感受，总是一见如故、似曾相识的。
所谓的未来之物，顾名思义，指的正是尚未来到的陌生之物。我们对于它的想象或“提前享受”，所依据的也是过去的提取物。因此，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从根本上来说，也不过是一种“追忆”。假如用哲学概念来表述，日常操劳始终期盼的，总是明日之事。而明日之事则是“永久的昨日之事”。
简单来说，未来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不过是一个乔装打扮的过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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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事物，指的无非是曾经有过的事物；未来的事物，则意味着我们始终期待着的、尚未到来的事物；而现在则是一个暂时性的停顿。在某种意义上，写作活动总是发生于这个停顿的时刻。我们在回望、想象、追忆那些非连续性的“曾在之物”，并不意味我们要回到过去早已消逝的事物中去，而是希望借由追忆这道折光，以便在感知时代的黑暗的同时，来辨认、探寻此刻的道路，并将追忆的此刻，保持为一个过去、未来以及一切命运的交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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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诗人蒙塔莱，曾写过一首意味隽永的短诗《也许有一天清晨》：
也许有一天清晨，走在干燥的玻璃空气里，
我会转身看见一个奇迹发生：
我背后什么也没有，一片虚空
在我身后延伸，带着醉汉的惊骇。
接着，恍若在银幕上，立刻聚拢过来
树木房屋山峦，又是老一套的幻觉。
但已经太迟：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
默默走在人群中，他们都不回头。
（黄灿然译）
卡尔维诺在分析这首著名的小诗时曾说，人类永远欠缺一双脑后之眼。人的视线可以向前方或左右延伸，但他的视野，依然是面前的弧形视野。“我们团团转，把我们的视野摆在我们眼前，但我们永远无法看到我们视野以外的空间是什么样子的。”
像风景一般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对象化的事物。它们无非是在干燥的玻璃空气里存在的树木、房屋和山峦，犹如在银幕上不断变换的老一套光影。因为我们从不回头。诗人却通过瞬间的转身回望，发现了一个让人惊骇的“奇迹”。
尽管他目睹了这一醉眼中的奇迹，但他却不打算声张，仍默默行走在人群中。他与人群的不同，就在于他心里多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世界的根基。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无”或“虚空”，但它仍是一个无根基的根基。
这首小诗最让我感动之处，恰恰就在于诗人转身回望，却又继续向前的刹那间身姿。他怀揣着一个秘密，与众人同其波流，湮没于人群之中，既属于这个时代，又迥然不同于时代的当下性。
他是一个同行者，又从行列中疏离，因而显得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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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尔维尔的笔下，抄写员巴托比所供职的律师事务所，位于曼哈顿繁华的华尔街上。从窗口向外望去，十英尺之外就是一堵年深月久的黑乎乎的高墙。四周耸立的摩天大楼，挡住了所有的光线。到了晚上，巴托比置身于漆黑一团、空无一人的办公大楼里，如同一个坐在迦太基废墟上冥想的星象学家。
巴托比痛苦、自毁的人格，源于“光亮”的不可抵达。
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曹庸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
巴托比在成为一名文书抄写员之前，曾是华盛顿“死信局”的低级职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处理一封封无法寄达收件人的“死信”。那些给人带去爱情、信心、温暖和宽恕的信件，被整车整车地烧掉。当巴托比从折叠的信纸中取出一枚戒指时，原本可以戴上它的那只手，已在坟墓中静静地腐烂。
而在《白鲸》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情节：当一封家信在茫茫的大海上辗转找到了那个可怜的船员时，他早已葬身鱼腹。
那些信件，犹如黑暗中的“希望之光”，携带着生之使命，却奔向了死亡。
许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在印度的孟买参加中印作家会议。那天讨论会的主题，是关于泰戈尔的创作。在正式开会之前，印度的朋友用一台手提录音机，在会场里播放了一首根据泰戈尔的诗歌所谱写的歌曲。在优美、质朴的歌曲声中，翻译小声地为我们将歌词译成了中文。
录音机里唱一句，她就翻译一句：
如果你在黑暗中辨不清方向
就请你拆下你的肋骨
点亮它，成为火把
照亮你前行的道路……
我抬头看了一下参加会议的国内同行们，我发现很多人眼中都噙满了泪水。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在写作的道路上，作家和诗人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唯一东西，就是光。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嵌入作品中的那一缕特殊的光亮，就是美。被光所照亮的道路，就是艺术的真理。除了闪耀在作品中的幽微之光，文学之中不存在另外的美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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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涅洛佩沉浸在追忆和凝望中，在不停地编织那件永远不会完工的寿衣，也在编织她的祈祷、期盼和希望。她把布匹编了拆，拆了编，迫在眉睫的非存在威胁，就被她悬搁了起来。她的编织活动由此成为一个小小的停顿，成为一个被嵌入布匹中的光亮所充溢、并无限延展的永恒“此刻”。◇◆
来源：南方文坛（微信公众号）
排版：单小菁
编辑：刘 雅
二审：张俊平
三审：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