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武艺高强，瞄准了两广总督署，却偏偏血溅黄花岗。他们是谁？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冲进枪林弹雨？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要这些问题，就得倒回到1895年从广州起义算起。那时，同盟会还在摸索，靠会党出的力气最多，成效却总跟不上号召。直到1908年4月，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终于意识到：会党力量松散，已难满足策动全国起义的需要。于是，广州同盟会的24岁新秀朱执信站出来说：“我们得另辟蹊径，借清廷刚设立的巡防营搞点动作，谁敢比我们快？”“防营”就是巡防营，清廷1907年设立，用来制衡新军。营中都是练家子，身体好还通枪炮。要是能把这股力量转过来，绝对能在广州站住脚。
同盟会的葛谦几个人一头扎进巡防营，暗里拉人、发传单。他们给战士讲孙文的革命大道，说“砍下满清头颅，就能还我中华自由”。可惜好景不长。12月7日，负责刻印秘令的兄弟一时大意，重要名单和日期都被官差抄走，葛谦等人当天夜里遭逮，16日就被乱刀腰斩。有人问：这么重大的关头，怎么会漏了？“就是局长那档子事儿不够谨慎，一次搜身没摸出暗袋。”于是，同盟会又栽了跟头。
失败并没让革命者退却。24岁的倪映典从湖南跑来广州，他披着新军护兵的马甲，背地里把战友招进编制内，“当了兵就能摸到枪炮，还能学点正规炮术”。他和几位同志夜里在炮楼下排演队形，甚至把一半人藏进石库门里，只等号角一吹就一拥而上。
到了1910年末，起义时间、地点、队伍都定了下来，可天有不测风云。倪映典翻墙去香港向孙文汇报情况，正赶上广州新军和警察起冲突，消息传回总部，起义日期提早。错位的指令让各路人马没法同步，约定的暗号串成了鸡肋。马上，又有消息说广东督军脾气最坏的石应彪听说有风声，已经下令严查防营里有“可疑分子”。当机立断的指挥部只好把计划搁浅，大家揪心地盯着4月的天气。
可孙中山绝不是那种一失败就躲起来的人。1910年11月，他在槟榔屿召集各路人马开会，宣布要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目标直指广州。白天，他在藤椅上念着几段部署，晚上和革命骨干在小巷的茶馆里对饮，血肉相连地把计划一次次过细。关键节点——资金、弹药、通讯、武器运输，都要过孙中山这关。甚至连华埠的轮船票都被他按序号订好，备作后手。
1911年4月，风起云涌的气氛又来了。4月8日凌晨，革命党人温生才在逸景楼刺杀水师提督李准，子弹擦过屏风，玻璃纷飞。这一枪飘出三个月后的黄花岗，也打碎了清廷的自信。可起义内部还出现了意外——负责联络湖南那头的化言书信里夹了两张字迹生硬的抄本，一位同志连夜赶往黄埔，结果落入巡捕手中。
最终，起义敲定在4月27日拂晓。那天凌晨，黄兴率“选锋队”披着红纱包头，踏着沉重的脚步，蹲在两广总督署青砖前。他低声对身旁的虞兄说：“兄弟们，六点齐声吹号，越过拱桥就在前面，跟我冲！”号角一响，手榴弹、冲锋枪、刺刀一起亮了出来。清军固守在楼台，压低枪口就是一阵扫射。弹片和碎木屑在风里飞，血染了砖石。
短句急促：子弹嗖嗖。哒哒爆炸。喊声震天。枪口泛着冷光。长句放缓：天刚蒙蒙亮，士兵的呼吸像阵阵潮水抹过屋顶，满眼都是欲破的天色和滚滚硝烟。
冲进去的几路队伍本来约好掳取机关印信，断了督军命令链。可有些小队没跟上主力；还有人误打误撞走进死胡同，被清军从侧翼包抄；更有人员射中急煞了脚踝，扛着血一路撤退。黄兴挟着一面剥落的党旗往回跑，他喊：“坚守东门口，掩护伤员撤退！”可清军压了上来，断了退路。
那一仗，革命者死了72人。尸体就地埋在岗上，后来人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晚，因光线太暗，抬不动，只得动挖泥铲土硬埋，鲜血和黑土混成泥巴，凝成了那座陵园。
失败的连队在午后摸到香港，伤员衣带染血，嘴里还喊着战友名字。有人趴在舢板边缘，捧起被硝烟熏得发黑的对讲机，咬牙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
这次起义虽然没拿下广州，但它燃起了一把火——民众被街头喊话和血迹震动，街市里拥挤着哭着说“他们是英雄”的百姓。海内外华侨募捐、响应声浪直线攀升。更重要的是，这场血战让同盟会明白了一件事：各地军阀的调度必须无缝衔接，情报要加密，装备要齐全。正是吸取了黄花岗的惨痛教训，武昌起义那一仗才得以雷霆万钧，历史才在1911年10月10日彻底改写。
有一个人，他叫林觉民。那封留给妻子的《与妻书》里写道：“我死后，若有人问及我何罪，就说我是为了国家而殉的微贱罪人……”他的字迹歪歪扭扭，却让后世读来泪盈双眼。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年轻人在枪口下选择牺牲？或许正是他们看见了当时的中国，仿佛是个被枷锁束缚的孩子，唯有这场革命才能让它重回山河。
黄花岗起义虽败，可它化作了辛亥大风暴中的一枚石子，激起千层浪。人们还在问：当一个政权的防线一旦被不屈的怒火撕开，还能有半点挽留？这，就是黄花岗留给我们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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