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天，北京新华书店的柜台前，一位老师捧着新到货的《二简字表》愣了半天——“展”字居然被画成“尸”下面加一横，像一具被腰斩的竹简。他嘟囔了一句：“这哪是写字，是给汉字动外科手术。”旁边排队买红宝书的人哄笑，又迅速沉默，谁也不敢把玩笑开大。
不到九年，这套“外科手术”就被官方亲手送进太平间。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一纸通知，二简字草案废止，仓库里的教材直接打成纸浆。消息传到老家的村小，民办教师老周把粉笔一扔，冲着操场吼了一嗓子：“孩子们，咱‘傅’字又有耳朵了！”吼完他自己先红了眼眶——他爹传下来的傅氏族谱，差点在他手里变成“付”姓乱账。
回头再看，二简字就像一场高烧。初衷挺好：扫盲要快，写票证、记工分、发粮票都能省笔画。可烧到39度就开始说胡话：把“舞”写成一条孤独的弧线“”，像把人的两条腿锯了；让“副”与“付”彻底撞车，于是“副局长”成了“付局长”，真局长心里骂娘——我副了半辈子，一夜回到“付”出生。最惨的是姓氏，傅、萧、阎、邱、钟，全被拉去“剃头”，族谱、地契、结婚证一夜变废纸，老太太去邮局取汇款，邮递员说“闫”字不对，得重开证明，她当场把存折拍在柜台上：“我爹姓阎的时候，你们还没出生！”
高烧退后，留下几片褪皮的疤。华北某县当年刷在墙上的“辺”字标语，风吹雨蚀后剩下一半，远看像日文路牌，村里孩子至今以为“道”本来就有过“走之旁”加“刀”的写法；西南监狱的档案室里，仍压着一摞1983年的服刑记录，人名栏里“肖某某”“付某某”并排躺在一起，狱警翻档案时常常恍惚：这俩姓到底谁是谁？
有人替二简字喊冤：民间不是也爱写“付”“肖”图省事？可老百姓自己减笔，像在家把长裤卷成七分，图个凉快；官方方案是把裤腿直接剪掉，还规定以后不许穿长裤。一剪子下去，连“心”都给“爱”挖了，文化人当然跳脚——“愛”没心，还怎么爱？
汉字简化不是不能动刀，得先摸准脉。1956年的一简字像老中医，先问民间俗字、古字里哪些已经长熟，再动针，515个字顺脉而下，文盲率从八成掉到不足两成，那是真见效。二简字却像急诊室新来的莽大夫，上来就推大剂量的“ morphine ”，结果病人差点呼吸停止。文字学家王力当年在政协会议上拍桌子：“火车提速，不能靠把铁轨改成滑梯！”一句话把全场逗乐，也把人吓醒。
如今键盘取代钢笔，可汉字的老骨头依旧要撑住21世纪的脸面。再有人嚷“全面拼音化”或“第三次简化”，先摸摸自己身份证上的姓氏——那串笔画里藏着爷爷的手印，删一笔，就是刨祖坟。全球化不是把自己剃成光头才能挤进会场，而是让汉字这头长发在风里梳出新的辫子，既能写“人工智能”，也留得住“鬱”字的郁結和“龍”字的腾跃。
村头老周现在每天给孙子孙女写大字。他不用字帖，就写自家对联：“傅家忠厚传家久，阎氏诗书继世长。”孩子们嫌笔画多，老周吹胡子瞪眼：“多？你们数学老师讲圆周率，背到3.1415926就嫌麻烦，那干脆说3得了！”孩子们边笑边描红，墨迹在宣纸上晕开，像一条不肯被裁剪的河流——它记得每一次退烧，也拒绝再被锯成滑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