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通知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
刚起步的中国核计划一夜之间失去外部支持，陷入困境。
面对技术封锁，中国科学家毅然决定自力更生。
为铭记这一转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被赋予特殊代号“596”，象征着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骨气与决心。
为了尽快研制出原子弹，1960年4月，邓稼先带领团队开始与时间赛跑。
四台手摇计算机三班倒昼夜不停运转，但计算结果却与苏联专家留下的参数截然不同。
在另一个实验室里，刚毕业的刘兆民同样陷入困境，苏联留下的技术清单如同一道打不开的锁。
转机出现在1961年。
物理学家周光召凭借深厚的理论物理功底，利用热力学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否定了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确认了九次计算的正确性。
同年，刘兆民实验室传来捷报，完全自主设计的雷管终于达标。
1959年，25岁的技术员李富学接到一项绝密任务：研制精度达万分之一秒的原子弹起爆雷管，这个要求比普通雷管精确一百万倍。
没有参考资料，没有样品借鉴，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用最原始的方式开始攻关，手绘上千张草图，自制数百个模具。
经过两年多时间、五万多次试验，这群年轻人终于创造了奇迹，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微秒级雷管技术的国家。
首轮爆轰试验成功后，更危险的任务接踵而至。
刘振东团队加紧研制原子弹的内爆组件。没有先进仪器设备，科研人员就土法上马：铝锅当熔炉，木棒做搅拌器，黄纸板成模具。
这些简陋装备要完成的是极致的军工标准。在缺乏防护的条件下，每一次搅拌都可能引发爆炸，每一次浇筑都在生死边缘。
通过上千次试验，在王淦昌、陈能宽等科学家指导下，他们终于找到了高能炸药的黄金配方。
1964年5月，原子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
32岁的上海技术骨干钱晋庆带着一双手套、一把车刀，走进221厂最核心的车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内爆式设计，这要求外围的高能炸药必须精确起爆，产生向心冲击波，而核心的铀球加工精度直接决定着能否引发链式反应。
经过近3个小时的精密加工，钱晋庆成功加工出了第一颗原子弹冷试验用的产品。
1964年8月19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在221厂装配完毕。
经检查，质量符合技术要求，可以保证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
这些散落在草原车间、实验室的星火，最终聚成1964年10月16日那声震惊世界的巨响。
早在原子弹研制之初，中国科学家已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星空。
他们知道，要真正守护这片土地，必须掌握更强大的力量。氢弹不是原子弹的简单升级，而是一场全新的科学远征。
1960年底，二机部秘密组建氢弹理论小组，36岁的黄祖洽领命出征。小组中最耀眼的新星是早已在国际核物理领域崭露头角的于敏。
钱三强称赞他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彭桓武评价他是国际一流的开创性人才。
在北京花园路三号院的14号楼，彻夜不息的灯火见证着这群科学家的执着。
他们的装备简陋至极：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他们的信念却无比强大：一定要为祖国造出扬眉吐气的氢弹。
1965年1月，黄祖洽、于敏等31位氢弹理论组的全体科研人员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入第九研究设计院，与九院理论部会合，同心协力打响了突破氢弹原理的攻坚战。
1965年7月，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科研人员提出了氢弹理论设计的多种不同设想，但都存在困难与挑战。
理论部决定同时进行三种方案的尝试，分别由于敏、周光召、黄祖洽负责。
1965年秋，百日会战在上海打响。
于敏带领五十多名科研人员在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所展开突击。
三个月夜以继日的演算，终于捕捉到了氢弹自持燃烧的关键技术，这是照亮氢弹研制之路的第一束曙光。
在中國核武器研制的大前方，221基地王牌车间102正针对中国第一颗氢弹的核心部件进行一场毫厘较量。
热核材料对221基地的每个人都是全新挑战，它极其珍贵，也极其脆弱。第一道压制工艺是成败关键，温度差一点，压力差一毫都可能前功尽弃。
在102车间，副主任宋家树带领团队开始了24小时攻关。
在这里，资历高不如数据准确。正是这种学术民主的氛围，让真理越辩越明，最终实现了技术突破，生产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关键部件。
经过日夜奋战，1966年12月28日，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证明已经掌握了氢弹设计制造技术。
1967年6月5日，正式试验用的氢弹研制成功，由专列从221基地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
1967年6月17日，伴随着升腾而起的蘑菇云和一声巨响，耀眼的光芒让罗布泊上空升起了“第二个太阳”。
330万吨TNT当量的火球点燃的不仅是云层，更是一个民族的自信。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三个月，苏联用了六年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七个月，而中国仅用两年八个月。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一代人的青春，一个国家的誓言。
中国核科学家在完全没有国外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主创新掌握了氢弹技术，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自力更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