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
今年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诞辰125周年。这位“犯罪小说女王”所著的侦探小说，被称为阅读量仅次于《圣经》与莎士比亚著作的畅销读物。而她的所有作品中，最为著名的舞台剧《捕鼠器》(The Mousetrap)更是创下了“自1952年11月25日开始，每晚上演连续60余年、两万多场至今不衰”的纪录。
近日，这出名剧正在上海新光剧场上演。
凶案源于现实制度的无效
1952年，《捕鼠器》在伦敦西区的使节剧院首演。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这样写道：“自从《捕鼠器》首演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变化，而《捕鼠器》则一直是成千上万看过该剧的人们的快乐源泉。”
《捕鼠器》的故事发生在伦敦远郊。新婚才一年的雷斯顿夫妇继承了一栋乡间庄园，并登报招揽房客入住。很快，有4位客人预订了房间。冒着纷飞的大雪，房客们陆续抵达，有絮絮叨叨、神经质的小伙子赖恩先生，难伺候的博伊尔太太，军人气质十足的梅特卡夫少校，以及中性气质的凯思维尔小姐。暴风雪导致了交通的瘫痪，众人被困在了庄园里——阿加莎小说中，最为常见的便是这样的封闭场景，从尼罗河上的游轮，到被雪崩困住的东方快车，无一不是如此。
果然，有消息传来，鸽子街二十四号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现场线索表明杀人犯已逃亡至这间乡间庄园。一片忙乱中，不速之客接连到来——先是豪华汽车在大雪中抛锚、不得不来投宿的外国人帕拉维契尼先生；后是滑着雪橇、穿越被大雪阻断的公路赶来的屈洛特警官。
警官向大家解释，这位被害的太太是一位农场主的妻子。多年前，农场主夫妇收养了3个孤儿。他们向救济事业处的工作人员保证：“一切都很舒适，鸡蛋、新鲜牛奶和有益于健康的户外生活。”然而事实上，迎接孩子们的是拳打脚踢、饥饿和无穷无尽的虐待。最终，最小的男孩被虐待至死。农场主太太也被刑拘入狱。
出狱之后，这位太太在家中被人杀害。有证据表明，这是一起复仇行为。从《东方快车谋杀案》开始，在阿加莎的作品里，被杀死之人往往都有了可恨之处。
在这部《捕鼠器》中，先后被杀害的农场主妻子和地方法院法官博伊尔太太，以及成为下一个目标的雷斯顿夫人，都与3个孤儿的惨案有关。农场主太太是直接的施害者，而博伊尔太太作为法官，明知农场主夫妇以往的恶行，却把孩子往火坑里推，以摆脱“这件工作上的烦恼”。她将3个孩子送往农场，从此再不闻不问。而雷斯顿夫人原来是被害死孩子的班主任。孩子曾经设法寄出一封求救信，恳求老师伸出援救的手，但她害怕麻烦，以自己正在生病予以推托。
最终，凶手登场并揭晓谜底。他是那个被害的孤儿的哥哥。借他之口，阿加莎向观众解释了许多悲剧的原因，是现实制度的不公与无效：“那个恶毒而残忍的女人杀了他。可她仗着有钱，贿赂了法官，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那个道貌岸然的博伊尔太太，表面上是法律的公仆、正直的楷模，实际是玩忽职守、贪赃枉法、致人死地的同谋犯……”
“童谣杀人”：对抗命运的隐喻
1952年，阿加莎将《捕鼠器》的脚本交给制剧人桑德斯时，在扉页上写着：“这是送给你的一件小礼物。”该剧改编自1947年为玛丽王太后80岁寿辰创作的广播剧剧本《三只瞎老鼠》(广播剧仅有三分钟长)及1950年的同名短篇小说。
阿加莎和桑德斯都没有想到，这件“小礼物”成为了长盛不衰的经典。而那首童谣《三只瞎老鼠》也不断在剧中反复响起。
《三只瞎老鼠》(Three Blind Mice)是一首传统英国童谣。和许多童谣一样，《三只瞎老鼠》并不适合孩子：“三只失明的老鼠，三只失明的老鼠。看看他们怎样的跑！看看他们怎样的跑！他们都跑在农夫妻子的后面。她用一把切肉用的餐刀切掉了他们的尾巴……”这首童谣并不轻快，相反有些沉重。3只失明的老鼠，迟早要被农妇杀害。而孩子们在旁边，无知地大声哼唱，完全不在意场景里的血腥与悲哀。
较《三只瞎老鼠》出名许多的，是阿加莎在其代表作《无人生还》中使用的童谣《十个小黑人》(因涉嫌种族歧视，后改名为《十个小印第安人》)。和《捕鼠器》一样，凶杀案发生在一个特定封闭的环境中。8个素不相识的人受邀来到海岛上。他们抵达后，接待他们的是管家夫妇俩。用晚餐的时候，餐厅里的留声机忽然响起，指控宾客以及管家夫妇这10人都曾犯有谋杀罪。众人正在惶恐之际，来宾之一忽然死亡，噩梦由此开始。而他们在抵达时，都在房间里发现了童谣《十个小印第安人》。
入住之时，餐桌上还有十个小瓷像。从第一天晚上开始的几天时间里，每天都有人按着儿歌里述说的方式死去，每死一个人，餐桌上的瓷瓶就会少掉一个。一时之间，人人自危，都希望能找出一个办法拯救自己的生命。
唯一的求生办法就是找出凶手。然而，荒岛已经被他们搜寻数遍，不可能有容身之处，所以凶手必然在他们中间。幸存着的人们彼此怀疑，彼此试探，可是一切的警戒和提防还是没能阻止那最后一刻的到来。风浪停息了，岛上的明争暗斗也停息了，只留下了十具尸体……
再也没有比“事先预告的谋杀”更让人惊恐的事了。童谣杀人也从此成为推理小说的一个经典模式。人们在自危中寻求生机，却最终无一生还。在侦探小说界，童谣杀人归类于“比拟杀人”：凶犯模仿某个连环杀人过程的全部序列，并以某个固定而连续的规律进行。揭示这一规律的方式，在这里就是童谣。
为正义而生的大侦探波罗
二战爆发后，阿加莎在绿径屋的住宅被军队征用。丈夫随军前往北非前线，她自己则和一战期间一样，前往伦敦的战时药房工作。她拒绝了一份为英国政府撰写战时宣言的工作，却在轰炸的间隙写了更多的推理小说。而她在《阳光下的罪恶》等小说里，越来越鲜明地向读者宣告自己的价值观：“正义一定会胜利。”
应当说，阿加莎的小说超越了传统的非善即恶的叙事模式。那些在凶杀案中死于非命者，大多都是逃避了法律制裁的恶徒。这些恶人尽管侥幸逃过了刑罚，却最终未能逃脱阿加莎“正义之笔”的制裁，往往死于非命，而且其罪恶行径往往会大白于天下。
“正义如何伸张”，是阿加莎小说最为深刻的主题。一方面，她不惮于呈现人性贪婪、自私、罪恶的真实面貌，折射出受害者受冤、无处申诉的现实；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能寻找到伦理和法律的动态平衡。
当法律制裁无法惩恶扬善时，她用“命运之手”或是“童谣之声”让恶人离奇而死；当传统司法力量无法侦破事实，只能任凶杀者继续作恶时，她创造了大侦探波罗(Hercule Poirot)这一形象。
借助这个和福尔摩斯齐名的侦探形象，许多奇案得以解开，罪恶得以暴露于阳光之下。波罗最后的结案陈词，为每一个阿加莎小说迷所耳熟能详。他将所有人召集到一个地方，一一审视他们，让他们在彼此指责中暴露人性的不完美和曾经的罪恶，最终再揭示真凶和作案的心理。于是，正义得以彰显。真凶落网的同时，人们陷入对于人性的深思。
2013年，持续了25年的《大侦探波罗》系列剧，以第13季这个数字结束。这就是最终章《帷幕》。大侦探波罗的死亡令人伤感。难怪连“始作俑者”阿加莎本人都狠不下心，要求必须等到她死后再出版描写波罗之死的小说《帷幕》。
和福尔摩斯与柯南·道尔的关系相似，阿加莎也曾经这样“嫌弃”波罗：“他有点可憎的夸夸其谈，令人讨厌的小胡子，骄傲地扬起鸡蛋状的脑袋。”因为波罗的口头禅是：“我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错过。”
尽管如此，波罗仍然遇到过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1934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波罗在该剧中对于进行复仇的12名乘客这样愤怒地说道：“你们为了复仇，自己选举了陪审团，自己决定了行刑者，这样和暴民有什么分别？你们是公民，如果法治在你们面前崩垮，那么你们要做的不是践踏它，而是将其扶起，并且举得更高！”
然而，波罗最终的决定，仍然是让这12位行凶者“逃脱法律的制裁”。这或许是阿加莎和波罗共同面对的难题，当正义与法律冲突时，应该遵守的是自然之法，还是警察之法？
因而，如果我们说《大侦探福尔摩斯》的落幕，是福尔摩斯让位于刑侦技术和警检分工；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说，《大侦探波罗》标志着私家侦探制度在另一个意义上的终结，那就是在合法性判断上的无能为力。
大侦探波罗的最终章《帷幕》，一直在阿加莎的保险柜里躺了13年。直到1975年她临终前才得以出版。波罗之死让世界扼腕，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西方报刊争相刊登了波罗的讣告。不久之后，阿加莎于1976年1月12日逝世于英国牛津郡的沃灵福德家中，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