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六年（公元263年）的深秋，成都的银杏还未落尽，但一股寒意已经顺着剑阁的山风，吹进了蜀汉的朝堂。当大多数人还以为江山固若金汤时，邓艾的大军却像一把匕首，从没人觉得能走通的阴平险道里钻了出来，直插心脏。
后世说起蜀汉灭亡，总爱把账算在刘禅的糊涂和诸葛亮的后继无人上。这话听起来有道理，细想却太偷懒——把复杂的历史悲剧，简单归因于一两个脸谱化的角色。其实啊，如果我们像破案一样，仔细翻看蜀汉最后那半年的一连串变故，就会发现：真正亲手给季汉棺材钉上钉子的，恰恰是四个身处要害位置的“自己人”。
他们不是天生的叛徒，也不是无能的庸才。他们中有的是理想主义者，有的是郁郁不得志的军官，有的是被吓破胆的守将，还有的是被名声压垮的忠良之后。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人，在命运关头的不同选择，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让这个奋斗了四十三年的政权，轰然倒塌。
姜维：孤独的理想家，把家门换成了一道帘子
要理解姜维在汉中布防上的改变，我们得先看看之前是怎么做的。
防御策略 | 核心思想 | 代表人物 | 效果 |
实兵诸围 | 把重兵驻扎在各个外围关口，御敌于国门之外 | 魏延、王平 | 堪称铁桶阵。曹爽来犯，王平靠这手在兴势挡得十万大军寸步难行。 |
敛兵聚谷 | 把兵力收缩到几个核心城池，放敌人进来，再关门打狗 | 姜维 | 听起来很妙，像个口袋，但前提是你得有绝对把握把口袋扎紧。 |
姜维为什么非要改？他不是瞎折腾。这个策略的核心思想是：主动放弃一些前沿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凭借汉中的几个坚固城池（汉、乐二城）作为支撑点，再出动主力切断敌人的后勤补给线，实现歼灭战。
想法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这套打法对主帅的临场指挥、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要求都极高。它把原本“你来了，我就在门口挡住你”的被动防御，变成了“你进来，我们比比谁拳头硬”的主动冒险。
这就好比，把家里坚实的木门换成了一道竹帘。 刮风下雨时，你觉得通风透气；可真来了强盗，你会发现这东西根本不堪一击。姜维这个孤独的北伐者，他一心想着如何最有效地消灭魏军有生力量，为北伐创造机会，却忽略了对于一个政权来说，“不被进来”有时候比“进来再打”要重要一万倍。
他给蜀汉的国防换上了一套更具攻击性的拳法，却忘了家国防御，更需要的是扎稳马步。这个战略层面的“换门”举动，为后来的灾难，打开了一条缝隙。
蒋舒：那个被轻视的“小人物”，反手插来了最狠的一刀
如果说姜维是打开了一条缝，那么蒋舒，就是那个直接把大门撬开的人。
阳安关，汉中西面的门户，战略地位堪比剑阁。守关主将是忠勇的傅佥，而副将，正是之前因政绩不佳被调离原职的蒋舒。《三国志》引《蜀记》的记载非常关键：“蒋舒为武兴督，在事无称。蜀命人代之，因留蒋舒助汉中守。蒋舒恨……”
一个“恨”字，道尽了一切。
在官场上，最怕的不是能力平庸的人，而是那些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怀恨在心的人。蒋舒就是典型。他从一方主管被贬为他人副手，心中的怨气可想而知。在他看来，这个蜀汉政权对不起他，不赏识他。
于是，当钟会大军兵临城下时，傅佥想的是如何凭借天险为国尽忠，而蒋舒想的，恐怕是如何用这座关隘，换取自己的前程。他假意提议出战，骗过傅佥，随即在阵前率部投降。
一个高级将领的个人怨愤，在历史的关口，就这样轻易地压过了他对国家的责任。 阳安关的失守，意味着姜维“敛兵聚谷”计划中那个用来“扎口袋”的结，还没等用上就自己松开了。钟会的十多万大军，兵不血刃地通过了最险要的关口，汉中腹地彻底暴露。
姜维的战略风险，通过蒋舒这个充满怨恨的“人”，转化成了无法挽回的现实灾难。
马邈：江油城下的“理性”计算，掐灭了最后一道奇迹的火光
当邓艾的军队历经“攀木缘崖，鱼贯而进”的非人磨难，终于走出阴平古道，抵达江油城下时，他们是一支“士卒疲惫、粮草将尽”的疲敝之师，几乎到了强弩之末。
此时的守将马邈，面临着一个选择。
一边，是千余里跋涉、已成强弩之末的敌军；另一边，是城墙坚固、以逸待劳的自己。他但凡有傅佥十分之一的血性，闭城不出，邓艾这支孤军就只能在江油城下被活活耗死。只要他能坚守数日，成都的诸葛瞻就有足够时间在涪城完成布防。
然而，马邈选择了投降。我们无从得知他当时的心理活动，但可以推测，在那一刻，他进行了一场“理性”的计算：汉中已失，剑阁被围，国家大势已去，抵抗无非是螳臂当车，徒增伤亡。不如投降，还能保全一城军民和自己的性命。
这是乱世中常见的一种“务实”，也是一种最深沉的悲哀。 他计算了所有的利弊，唯独没有计算“气节”和“奇迹”的价值。他这一降，不仅让邓艾的疲惫之师获得了宝贵的补给和休整，更在心理上给了蜀汉政权致命一击——连阴平天险都拦不住魏军，还有哪里是安全的？
马邈的“理性”，亲手掐灭了蜀汉凭借地理优势创造最后一个奇迹的火光。
诸葛瞻：被父辈光环压垮的忠魂，在绵竹输掉了最后一局
我们来到诸葛瞻面前。他是武侯之子，从小活在父亲诸葛亮的光环之下，被蜀人寄予厚望。他忠诚、正直，在最后关头毅然率军出征，战死沙场，气节无可指摘。
但忠勇是一回事，能力是另一回事。 历史对他的评价是：“工于书法，强识念”（擅长书法，记忆力好），但于军事韬略，史书未置一词。这本身就是一种评价。
当他率领蜀汉最后一支机动兵团抵达涪城后，他犹豫了，没有听从部下黄崇抢占险要、据城固守的建议，结果被邓艾抢先一步，突破了涪城。他不得不退守绵竹，在这里与邓艾展开决战。
这恰恰是他最大的失误。邓艾军是孤军深入，利在速战。诸葛瞻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避其锋芒，利用雒城等据点层层阻击，拖延时间。要知道，当年刘备入川，猛将张任就是在雒城硬生生阻挡了刘备大军将近一年。
诸葛瞻却选择了出城，在平原上与身经百战的邓艾决战。结果毫无悬念，全军覆没。
我们可以理解他：他太想尽快歼灭敌军，解除成都的威胁；他太想用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无愧于“武侯之子”的身份。这种急于证明自己的心态，加上确实缺乏实战经验，导致他做出了最错误的战术选择。
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忠义，却也用错误的决策，输掉了蜀汉翻盘的最后一局棋。 他一死，成都门户洞开，蜀汉的精神和军事防线，同时崩溃。
回过头看，蜀汉的灭亡，就像一场环环相扣的悲剧。
姜维换掉了坚固的“门”（战略），蒋舒撬开了“门锁”（执行），马邈放弃了在“后院”抵抗的机会（意志），而诸葛瞻，则没能在“客厅”挡住闯进来的强盗（最后防线）。
他们四个人，单独来看，或许都罪不至死。姜维志在进取，蒋舒个人泄愤，马邈明哲保身，诸葛瞻力战而亡。但当他们的个人选择，在263年那个特定的时间点上串联起来时，就形成了一股无法抗拒的、奔向毁灭的洪流。
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总能从中读到一丝叹息：一个政权的崩塌，很少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往往始于一个理想主义的冒险，经过一个心怀怨愤的背叛，在一个放弃抵抗的妥协中加速，最终在一个力不从心的忠臣手里，画上句号。
这，或许比单纯指责刘禅“乐不思蜀”，更能让我们看清历史深处的复杂与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