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下午的怀仁堂里仍回荡着掌声。“首长，勋章领了，您得签字！”老通信员陈鑫把文件递给罗厚福时，声音压得很低。短短一句话，却记录下一个罕见场景──一位仅获大校军衔的老红军，胸前同时闪着三枚一级勋章的金光。
共和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评定标准之严格远超外界想象。授衔委员会先看资历，再查战功，最后核对政治表现。三道关卡叠加，真正的“全满贯”者不过一百四十余人，而且名单里绝大多数都是中将、上将。换言之，罗厚福站在队列中，军衔的肩章比周围人低了一格，可勋章的等级却没有丝毫折扣，这在当年的将校群体里几乎是孤例。
罗厚福1909年生于湖北黄安一个穷苦农家。大别山的红色火种点燃他的青春，也打磨出他那股子犟劲。有人统计过，他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职务最多时一天之内换过三级：上午连长，中午代理营长，下午宣布任命为中共光山县委书记。职务摇摆，是因为战事紧急，干部奇缺，但战功真实不虚。一次夜袭，连里弹药见底，他冒雨翻山找民夫背硝药回来，硬是把敌人碉堡炸了个豁口。当地老人后来说：“那一声巨响，把县城的电灯都震灭了。”夸张里带着几分事实，足见战斗激烈。
1935年红二十八军内部出现肃反风潮，数十名干部遭错杀。罗厚福因直言相救，被捕下狱。行刑路上遇敌袭击，他与几名看押人员一起滚进山沟，捡回一条命。大部分人选择远遁，他却转头又回大别山拉队伍，自称“罗胡子”，扯起一面手工缝的红旗。倔气，就是从那会儿养成的。
抗战全面爆发，大别山地形复杂，新四军第四支队拿这里当前进基地。日军先后发动六次“扫荡”，每一次都按图索骆，目标只有一个：拔掉这块根据地。罗厚福带着第六游击大队，几乎年年春荒、冬围，硬撑到1945年。最艰苦时，全队三天吃不到一口热饭，却仍然要日行军百里堵敌增援。他在战前动员时常说：“拿枪的，不怕；怕的是拿了枪却不敢打。”这种直白话，基层官兵爱听。
中原突围是罗厚福军事生涯的又一座高峰。1946年六月夜，刘邓大军主力相继向西南突击，南北两路之间需要一支部队做好断后。罗厚福主动请缨，“要是我掉队，就把我名字从党员册子里划掉。”最后关头他率部吸住敌人十八天，主力全部脱险，他所在的独立旅却减员三分之一。刘伯承对他说的那句“红旗不倒，枪声不断，你功劳很大”，不是客套，而是嘉奖。
战争年代如此突出，为何1955年只授大校？问题出在和平时期的两件“瑕疵”。其一，他主导军分区办工厂，让干部拿薪金作周转，虽无个人私分，却被认定违反财经纪律；其二，他替一位旧社会的保长说情，这人曾掩护过新四军，可地方政府不知底细要追责。中央军委研究后，定性为“政治影响一般，主观动机尚可”，军衔降一档，勋章照评。换句话说，功劳板上钉钉，处理仅限组织层面。
也正因为如此，评勋章时出现了有趣反差。一级八一勋章要求红军时期师级以上；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看抗战时期旅级以上；一级解放勋章则认解放战争军级贡献。罗厚福三段经历全部对号入座，谁也挑不出刺。评审组有人开玩笑：“要是能把军衔改成四档评级，他就是‘勋章超配’的典型。”玩笑归玩笑，文件就是文件，大校身板配三枚一级勋章，就这样载入军史。
授衔典礼结束后，老部下们蜂拥而来，想看看那几块沉甸甸的徽章。有人低声嘀咕：“首长，怎么才给大校？”罗厚福笑着摆手：“军衔是组织的事，勋章是过去的事，以后干什么才算数。”一句话堵住众人，也刻下他对荣誉的态度。
1961年，中央批准他晋升少将。消息传到部队，上万名指战员拍电报表示祝贺。那位被他从尸堆里背出来的小通讯员，此时已是大军区副司令，他在回信里写道：“欠您的命，永远还不清。”字句真挚，不加修饰。
有人说，罗厚福的一生像大别山的石头，外表粗糙，内里坚硬。1975年秋，他病逝武汉，总参派人清点遗物：一只旧皮箱，三枚一级勋章静静躺在最上层，下面是磨白的笔记本和半截铅笔，没有存款，也没有特权置办的房产。同行军官感叹：“老罗到头来还是那个赤卫队的穷小子。”
今天翻看1955年授衔档案，那排在大校序列里同时佩戴三枚一级勋章的姓名依旧醒目。它提醒我们：评价一名军人的坐标，不能只看肩章，更要看他打了多少硬仗、扛过多少苦难。罗厚福，这个在战火间淬炼、在和平里自省的湖北农家汉子，留给后人最响亮的答卷，就是那声掷地有声的承诺——“离开组织和人民，哪有我罗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