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
中古墓葬出土的粟特胡商俑，是多元文化的认知符号和标志，作为丝绸之路真实片断的再现，它们也成为探寻隋唐之际国家交往的线索。
山西晋东南长治（上党）地区多年来出土的唐代灰陶俑中有着“胡商、女眷、高驼、载物”的鲜明地域特色，与长安、洛阳等唐代京畿地区出土胡俑相比，别有殊样，独炫异彩，甚至不乏令人赞叹的孤品和精品，笔者依据其独特性，将之命名为“上党殊样”或“长治模本”。本文首次对山西长治胡商骑驼俑表现的原生艺术特色进行学术探讨，分析山西从太原到长治、晋城周边地区粟特胡人迁移的踪迹和聚集活动，论证了太行山脉两侧“咽喉”枢纽地胡商频繁往来的原因，指出该地区胡商俑造型生动、形象栩栩如生的特点，这在其他区域很少见。对上党出土陶俑原生艺术的探究，将深入了解丝路纽带的延伸，更有着补史、证史、明史的历史价值。
太原，古都晋阳，其考古出土的北朝隋墓胡商俑曾惊动学术界〔图一至图三〕，但晋东南长治地区出土的唐俑中却更有着“胡商、女眷、高驼、载物”的地域特色，这些陶塑作品与长安、洛阳等唐代京畿地区胡俑相比，别有殊样，独炫异彩，甚至不乏令人赞叹的孤品和精品，姑且称为“上党殊样”或“长治模本”。笔者对山西长治胡商俑表现的原生艺术特色已观察了很多年，限于出土材料公布得比较零散，时间相隔也较长，所以迟至今天才将这个研究专题发表。
图一：1 载人载货骆驼之一 1980年太原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图一：2 载人载货骆驼之二 1980年太原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图一：3 载人载货骆驼之三 1980年太原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图二 载人载货骆驼（局部）
图三 唐代上党交通图
近年来，山西长治一带出土的灰陶加彩骑驼俑在海外国际拍卖市场上频频露面，不仅保存完整，品级较高，而且造型新颖，艺术性好，引起藏家竞拍，更引起我们强烈关注。有人曾从拍卖角度介绍过山西骑驼俑，但没有从学术和艺术角度作过系统研究。本文拟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晋东南长治地域独特的胡商俑造型艺术作一探讨。
一 长治胡俑的鲜明特色
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苏东坡《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形容“上党从来天下脊”，是指太行山像一道脊梁把山西、河北分开。但长治并不是屏障隔绝的封闭之地，晋东南“三山夹两盆”的地形使长治自古以来既是兵家战略要冲，又是商旅的中枢通道，其北上直抵大同，南下进入洛阳，东通邯郸、邺城，西达蒲州、长安。可以说，长治是中古时期中央王朝控制地方政权的一个重要之地。
唐代贞观时期曾将上党郡改为潞州都督府，景云二年（708）李隆基外任潞州别驾一年半，开元十一年（723）唐玄宗重巡此地宴请父老免赋五年，开元十七年潞州复升为大都督府，这是唐王朝在河东道设立的唯一一个都督府，内地都督府本来就相当稀少，开元年间全国一共只有八个大都督府，其辐射周边地区的中心格局异常重要。开元时长治六万四千二百多户，正如唐玄宗车驾过潞州金桥所说：“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三右上党，至于太原’。真才子也。”可见其在当时全国重镇布置中的地位。
尽管唐代潞州（长治）农业经济不如河北、河南等地富庶，但是土贡物产等丰富繁饶，据《唐六典》尚书户部卷三记载，开元天宝时期潞州的墨、人参、花蜜、兔丝子等都是每年向朝廷进贡的名产，潞麻、潞布等赋税量大物精，加之周边晋州、泽州、汾州等地的特产，也是贸易交换的集散地，在唐代北方商业城市中，潞州一直榜上有名。只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商业经济繁荣才能吸引丝绸之路上那些胡商蜂拥而至。《唐朝名画录》说唐宗室江都王李绪还“应制明皇《潞府十九瑞应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也记载盛唐时大画家韩幹弟子陈闳专门画有《上党十九瑞图》，赞颂长治地区是祥瑞之地。
据笔者实地考察，魏晋隋唐时期从安阳入山西，从邺城入晋东南，从洛阳到大同，都必走黎城、潞城、上党、长治、晋城这条通道，所以在通道要冲的州县都发现了胡人俑，由此可见唐代中西古道交往的深邃和富厚，也证明了当时胡商的无限延展性与巨大衍生力。
从出土和收藏的胡俑看，长治胡商俑造型特色最为鲜明，不仅说明长治有着手工捏塑的高超艺匠，而且说明长治可能是胡人流徙聚落居住地，因为只有艺匠熟悉他们的族群，才能创意出精美独到的艺术形象，即使是汉人民间匠师捏塑陶俑，也离不开胡商活动的影响，这说明唐代曾有作坊里的工匠在这里从事创作，亦证明隋代以来胡商形象的流传接续；且当时长治地区有着浓厚的重商氛围，胡商风气弥漫，最终折射在胡人陶俑实物艺术上。
长治胡商俑反映了其他地区唐代陶俑所没有表现的主题，从写实角度观察，其艺术匠心显现出了当时本地社会重商的“精气神”。以下就所见实例进行分析：
1、胡商俑为鹰鼻，袒胸露怀，上身穿翻毛皮袄，腿上有中亚西域商人常用的麻织绑腿，适于气候变化，也益于远行。他们的坐姿随意率性，不受拘束的形象一目了然。这些当地工匠塑造的胡商特点非常鲜明，不像京师地区骆驼背上还有胡人乐队造型，长治地区胡俑没有见到手拿乐器、击打鼙鼓者，反倒是商人形象栩栩如生〔图四〕。
图四：1 胡商骑驼陶俑 1954年山西长治唐王堔墓出土
图四：2 胡商骑驼陶俑（局部）
2、胡商骑驼俑在驼背上还有携带小女孩的特点。年龄显大的胡商与女孩颇有互相依靠的意思，这使我们很难判断她们究竟是胡商的女儿，还是婢女。胡商没有穿翻领披风或斗篷，但呼应了家族式迁移的景象。根据吐鲁番粟特文贩卖奴婢文书，推测这些幼女还可能是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商品，即从西域边疆地区贩运到中原内地的胡人女奴〔图五〕。
图五：1 胡人骑驼俑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五：2 胡人骑驼俑（局部）
3、妇女骑驼或坐驼形象屡屡出现，显得非常突出〔图六，图七〕。黎城县出土的扎髻女性坐在驼峰之间，手执缰绳，歪头低视，容态疲惫，作缓步前行状，这是其他地域出土骑驼俑中几乎不见的现象。
图六：1 唐胡妇人骑骆驼 1987年山西黎城县出土
图六：2 唐胡妇人骑骆驼（局部）
图七 唐胡女骑驼俑
4、骆驼驮物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骆驼俑。骆驼背上很少有丝束，却有卷起来排列的圆形地毯，两根圆木前后支撑物品，令人怀疑这是由于承重物品过重，采取代替驮鞍的办法。比如装酒皮囊就是体积大、分量沉。除此之外还可看到，驼队运送的不是京畿贡品、礼品，商品重量普遍较大，而且骆驼背囊也与其他地区不一样〔图八〕。
图八 卧驼俑 黎城县城北街唐墓出土
5、骆驼背上有猴子造型，或卧坐、蹲坐，或被主人抱在怀中〔图九〕。长安、洛阳两京畿辅地区虽然也有此类驼背猴子陶俑，但没有这么生动和集中的表现，胡商长途跋涉、野餐露宿的艰苦形象表现得十分到位。
图九 唐彩绘胡人俑 1975年长治市红星厂唐墓出土
6、此外，还别有一类骆驼造型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静立或静卧，而是回头低首，或是张口嘶鸣，富有动感形象夸张。这与中亚驯服后的野骆驼习性特别相似。驯服的野骆驼如果用作坐骑，它们走得快、耐力久，并且喜欢反刍和流涎水，常常用分叉的蹄子尥蹶子，甚至一时性起会咬自己尾巴或者咬人。所有这一切都与长治骆驼俑造型相符。特别是长治骆驼俑体骼高大，令人瞩目，可能与其创作塑造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艺术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长治在北朝隋唐以来作为一个重镇，泽潞诸州又是桑蚕丝绸集散地，虽然麻、布为折变赋税大宗货物，可是工商业发展无疑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官方扩大国内市场、推进对外贸易，需要大量驼马担任运输，在公廨官驼供不应求情况下，全靠民间骆驼运输负担，擅长商贸的胡人自然承担起这一任务，从而有力地促进驼队的发展。从丝绸之路贸易重镇的地位说，官府征税榷商在当时应具有不小规模，正是现实需要的风向标，使胡商成为雕塑工匠首选的创作对象，骆驼作为必备工具也就随之成为了表现作品。
如果说创作风格、美学特色都与特定的地域文化有密切联系，那么长治胡人俑无疑是独特的，作为胡商东西往来集散地的产物，其独特面貌的形成，与地域商业文化相辅相成，与市井气息息息相关，与外来文化密不可分。艺术创作有自身的规律，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支撑。
二 胡商蕃客与多元造型
由于长治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该地区先是处于北齐邺城、晋阳文化圈的影响下，北魏以后，匈奴杂胡、山胡、稽胡、汾胡、西河胡等“杂胡部族”从山西北部、西部迁入南部，而且每当官府安置不当时，“胡虏”聚集反叛也此伏彼起，所以北齐屡屡镇压迁徙这些杂胡到晋东南地区生活。特别是北齐高欢，以晋阳一带作为其霸业的基础，不断通过移民来增加长治地区的人口，以此作为自己对抗北周的屏障。当时平阳（临汾）以南为西魏北周所辖，以北为东魏北齐所占，《周书·韦孝宽传》记载：“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元象元年（538）薛修义就任晋州刺史，“招降胡酋胡垂黎等部落数千口，表置五城郡以安处之”，并将胡人形象的陶俑融入丧葬社会生活之中。笔者曾注意到驼囊上捆绑的绳子都是有序的，交叉棱格状或井字方格状绳结，推测这种绳子是专门为打包丝绸、捆绑毛毡等所用，地中海港口将这种绳结叫“torsello”。长治胡商驼囊俑还有些特殊包装盒子，虽然没有发现商队符号或商号标志，但商队驱驼进发的主题无疑是艺术叙事高潮。
笔者曾怀疑突厥本为与粟特商胡移民混融的族群〔图十五，图十六〕，或许胡商通过突厥诸部迁徙在长治等晋东南而衍生，也或许突厥本身就需要胡商介入他们的经济生活，至少在筹办军资和供给运输方面需要胡商出力。但不管哪个族群最后都会融入当地社会，这样长治地区唐墓才会屡屡出现胡商、蕃商形象的陶俑，这是文化投射和生活映射后的表现。
图十五：1 蕃人俑 山西襄垣唐浩氏墓出土
图十五：2 胡人俑 山西襄垣唐浩氏墓出土
图十六 唐绿釉胡人执事俑 1975年长治市郊区小师庄2号墓出土
近几年，各地民间收藏者陆续展出了许多长治特色的胡人骑驼俑、胡人俑等，据说都是发现墓葬碎片后送到广州修复的，广州修复者又贴上海外回流文物的火漆标签，实际上，我观察这些胡人骑驼俑即使是唐墓出土的，也肯定被商人们修补改造过，中间掺假显得又厚又重，有的高度拔高到1.5米以上，当时墓葬甬道能否搬抬下去都令人怀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唐代胡人俑是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印象中的固定传统符号，他们一直认为胡人艺术形象是盛唐时代多元宽容的标志，因为胡人俑在视觉上有别于传统的汉俑、唐俑，辨识胡人比较直观，但是山西长治骑驼胡商俑不是一般肤浅的胡人造型，它提供人们以新的解读兴趣，给了原先梦幻的丝绸之路一些新的再现片断。所以，山西长治胡商俑在欧美国际拍卖市场上价格屡屡创出新高，其原因就是它作为胡汉文化遗粹，有着不可多见的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
从学术研究视角来说，长治胡商骑驼俑造型醒目，形态独步。它是北朝隋唐雕塑史上一个跨文化的交汇节点，不仅填补了丝绸之路延伸线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也填充了史述缝隙的细节。本着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原则，这批胡人俑具有补史、证史、明史的作用，值得继续关注与捡拾重述。
（本文原标题为《上党殊样：山西长治唐胡商骑驼俑探讨》，全文原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2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责任编辑：李梅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