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抽屉里那张泛黄的烟价表，我昨天翻出来，差点哭出声——1986年大前门三毛一，他月薪四十八块，每天一包，算得比菜价还精。现在人说戒烟难，我咋觉得当年更难：工资条就一张，烟盒却像旅游画册，抽完一包等于把云南石林、彝族姑娘全揣兜里，谁舍得扔？
老烟枪群里今天炸锅，有人晒阿诗玛烟盒，说她裙子颜色比闺女婚纱照都艳。我跟着贴出那张价目表，半小时收到七十多条“叔叔好”，全在问当年到底抽啥味。其实味早忘了，就记得烟纸里包着人情：相亲递红山茶，拜年送恭贺新禧，烟一拆，话匣子比火机还好使。那时候肺活量大，咳嗽算啥，能换来半下午热乎劲儿就值。
后来涨价涨到心颤，飞马从一毛八蹦到五毛，我爸终于把烟盒按扁，说了句“不抽了，给你省学费”。我当时嫌他抠，现在一算，一年省下的烟钱正好够我大学住宿费。他戒烟第三个月，爬楼梯不喘了，半夜不咳了，省下的钱倒成了小事，关键是多陪我过了十个春节。
今天我把那张价目表又塞回抽屉，旁边放着我自己的戒烟糖。老烟盒留着，不是想回到烟熏火燎，是想提醒自己：当年三毛一能买一盒烟，也能买爸爸多活十年。健康这俩字，写在烟盒上像标语，写进体检报告才是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