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都没了，还给谁看？”——1913年春天，北京城飘着纸钱雨，96个杠夫抬着隆裕太后的棺椁，一步步往正阳门火车站挪。旁边站满了剪了辫子、穿着洋式军装的新式军人，他们得立正、脱帽，因为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了命令：全国降半旗三天，所有官员穿孝二十七天。死人还是太后，活人却已是民国。这场面，比戏台上的《大登殿》还魔幻。
我第一次在档案馆翻到照片，差点笑出声：火车头冒着白烟，车厢外却缠着白绸，顶上还插着皇家杏黄旗。列车员是洋人，帽檐压得低低的，估计心里也在嘀咕——这到底送的是哪位贵族？更离谱的是，前清太监们一边哭，一边往铁轨上撒纸钱，风一吹，直接糊了铁路警察一脸。那一刻，旧王朝和新机器硬凑在一起，像把龙袍套在蒸汽机上，滑稽又心酸。
内务府账册上记得细：三万锭金银锞子、三万张纸钱、三万张五色纸，光“头七”就烧掉两千户北京老百姓一年的口粮钱。有人闹着“共和了，别搞封建”，可袁世凯一句话堵回去：“太后是退位让国，不是被推翻，体面得给。”于是，参议院停会一天，议员们排着队到太和殿磕头。殿里高挂“女中尧舜”匾额，可匾额底下就摆着那张《清帝退位诏书》，墨水还没干透呢。活人磕头，死人享福，诏书成了最讽刺的陪葬。
最累的是那96个杠夫。抬棺出宫时，他们得走“七星步”，一步三摇，象征“魂过北斗”；可一出午门，协管员吹哨：快着点，火车不等人。杠夫们差点闪了腰，前半脚还在清朝，后半脚已踏进民国。到了前门火车站，月台狭窄，棺椁得侧着进车厢，太监们急得直嚎：“太后委屈！”列车长翻白眼：再委屈也是标准轨距，宽一寸都上不了。最后塞进去了，龙纹锦帐被刮破一道口子，像给两千年帝制开了最后一条裂口。
4月3日下午四点，汽笛长鸣。火车开动，纸钱被气流卷成白龙，一路追到丰台。车厢里没人说话，只剩铁轨咣当咣当，像在给“万岁万岁万万岁”打拍子，越拍越稀碎。傍晚到西陵，抬棺换80人，夕阳照在他们脸上，汗里混着灰，像戏台没卸干净的油彩。地宫石门合拢那刻，“嘭”一声，回声飘了半里地，把守陵的老旗丁吓得跪地磕头。其实里面早空了，只剩两口棺材，左边光绪，右边隆裕，中间留着给大清朝的位子，永远空着。
我合上档案，突然明白：这场葬礼根本不是给太后办的，是给“皇上”这两个字出殡。纸钱烧得再多，也烧不回一个时代；火车跑得再快，也拉不回一截旧时光。降半旗的民国官员、穿孝的前清遗老、撒纸钱的太监、吹军乐的洋乐队，大家合伙演了出荒诞剧，把“皇上”埋进铁轨尽头，然后各回各家，该剪辫子剪辫子，该当议员当议员。
从此中国没有太后，也没有皇帝，只剩下一列冒着白烟的火车，载着最后一丝龙气，沿着华北平原一路向前，再没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