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兽神
良渚的兽神图腾基本就这两个样子。它广泛出现在各类大大小小的玉器浮雕上。这说明良渚人对此神灵的高度崇拜。仅从外观分析，疑似这两神像其实就是一个神像。最上面那个只是多了个人头挂在兽神额头而已。我对神灵构图做了简易模型图分析，颇令我惊讶的是：5000年前良渚人创造的神灵构图逻辑，竟然被后来的商朝、周朝，乃至晚清都高度继承。其神灵浮雕构图逻辑：1、占大半视觉空间的“头部”；2、口部边缘的对称“兽齿”；3、最具特色的是“头下曲臂对称爪”，这是原生中国宗教文化里的特色标志之一。
从后世残留信仰来倒推良渚文化看：似乎其一开始就被定义为“神兽”。真神应是其头上那个“人”。就像后世传说的骑龙人一样。我不能确认神兽在良渚人观念里是否已有“神兽与兽神”区分。在后世中国人观念里：神兽，是祥瑞之兆，但是兽；兽神，是长着动物模样，但是神。不过，可确定的是：良渚人的兽神信仰，直接传承给了原人神信仰的商人，极大丰富了后者的宗教文化。所以，这里正是我一直追寻解决商人“兽神文化”起源的地方。
二、辛
在《天干地支：十神器与十二神》里，我论证了“辛”的本义是“璋”。商人将“辛”作为部首与其他字组合，本义是指这是最高神灵。“辛”在商代兽神浮雕里的具体画法就是额头那个“具有生命体”特征的“方形角状物”。当我理解商人的这种宗教表意后，就一直困惑为何他们选择用“辛”--实体的“璋”与额头的“生命形态方形角”，仅轮廓相似、外貌又非相同，这”稀奇古怪”的展现方式。直到在良渚人的兽神这里，找到了答案。因为“生命形态方形角”实际就是从额头“真神”的模型里演化而来。商人吸收了良渚人的这种宗教文化表意，同时也接受了他们创造的“璋”宗教文化。严格来说，良渚人将“璋”文化传播给了黄河流域的部族，是由后者--现在叫龙山文化的人们发展出来，并由征服他们的商人再吸收继承。由于商人有祖先死后成为真神的文化，觉得不合适让自己祖先成为良渚人信仰里的兽神头上的“真神”，于是才改用“辛”来代指。从这，我们可以发现：良渚人实际上不是祖先崇拜，而近似于单一最高神的崇拜文化。这就意味着骑在兽神额头的“真神”实际可以一直保持为“单一人物模样”。但商王有各自不同模样的祖先，他们死后分别为不同的神。这就无法在宗教艺术上以“单一人物模样”来表现。
三、玉帛
古代最重要祭祀品是：玉与帛。人们称之为“二精”。北方的红山文化人们在祭祀里发明了“玉”陪葬。之后其文化沿着一条远古贸易线传播到了江淮流域，最终被良渚人组合成了后世中国文化里的祭祀品标准制式：玉、帛。良渚人将玉璧、玉璜、玉琮等打包成一个组合“玉器”祭祀品，这被商朝直接继承。良渚玉器的纹理雕刻十分细腻，外观有完美的几何特征。这就与原来部落人们的粗糙玉器有了本质区别。良渚人利用自然界的燧石打孔、雕刻，藤类麻绳修平孔道，动物毛皮抛光。仅凭上面这些原始工具要打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这意味着良渚神官们至少花了一半的人生时间去用心雕琢。我们能从这样费时、费力的玉器制作里，隔空想象到良渚人对其神明的笃诚。在良渚之前的本地河姆渡人时代，我们能从文物里发现其已有“蚕”信仰文化。象牙，自古及今都是最珍贵的宗教祭祀品之一。源于获取象牙要远比其他动物制品更难。所以，我们能从这难得之物的浮图里发现当时人们的原始宗教信仰元素。我们须知：当时养蚕生产的丝帛，不是给人穿的，只是作为神灵祭祀的专用品。由于产量极低，所以部落贵族都不太能穿。尽管人们一看见它就会着迷。
灵隐寺
良渚人将丝帛文化传递给了商人，后者又用它创造了辟邪法器。一些以变体形式延续至今，如绑在手腕上的红绳带、绑在树上的红带、挂在门前的红带、悬空寄怀的红带、道士用的拂尘……四、酒
良渚人前身的河姆渡人发明了米酒。这本是储藏大米时的意外收获。米酒以其甘甜令人痴迷。度数很低，但狂饮依然会让人发醉。酒醉，是令人着迷的事。它让人的精神：欢乐时可以大幅增加欢乐，忧愁时可以暂时发泄与遗忘。有矛盾的人，也会在酒醉时嬉笑打骂、暂时皆为“朋友”。古人云：酒逢知己千杯少。酒精麻醉人的神经，于是深度酒醉的人的意识会进入恍惚状态，连做的梦也与平常很不同。对于致力于灵魂与神沟通、寻获神启的贵族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媒介。巫师，在那个时代属于贵族阶层。巫师们不止用酒来麻醉自己去寻神，还尝试其他自然界或人工合成的精神药物。很多都有毒性，所以中毒身亡很正常。汞与砷，就是古代中国人最常使用的“毒”药品。也正是如此，酒就成了古代人们最珍贵的奢侈品之一。于是，酒也就必然与玉、帛一样，成为古代中国人的高级祭祀品。河姆渡人之后的本地崧泽人，已经发明出鼎、豆、盂等一整套祭祀礼器。与早先零星品不同，在这时是作为一套标准中国礼制文化而出现。后世、乃至如今的中国祭祀礼制文化，仍是这套标准的衍生品。历史上的中国人只是不断修改其器物的模样、材质，使其更加精美；或者增增减减其他新品进来而已。但其核心象征品与文化理念，却没有任何变化。崧泽人又将这套礼制文化传递给了良渚人。于是，良渚人就用这套改良后的更精美的祭祀礼器，呈上酒及肉、水果等，供给前面介绍的神灵。酒，从这里又传播到了黄河流域。最终被征服而来的商人们发现。商人们几乎完整继承了这套祭祀礼制文化，将祭祀道具以金属与瓷器面貌，推向新的高度。商人们对酒是如此痴迷，他们新制作了如爵、尊、觚、彝、觥等专用酒具。由酒文化里所衍生出的宗教与政治象征元素，又被人们在其他场景里发展出新的独立中国文化。如酒杯“爵”，在宗教上象征成为神灵，在政治上象征成为贵族。商人将酒文化传递给周人，于是后者新设了高级官职：祭酒--相当于现在中央部级官员。可以肯定的是：周人的祭酒，也是从商人那学来。只是商人并不用“祭酒”这名字。按我以前解读甲骨文的经验：商人的大量神名、官名与周人不一样，但功能又一样。可以推测商人也有特用“字”来指代“祭酒”，可能还在未破解的甲骨文里。由此，我们也能半相信传说的：商人特别嗜酒。有些人因此怀疑商人是因酒亡国。制作酒，需要耗费大量粮食。所以在粮食紧张之时，还要大规模做酒，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古代中国的有些朝廷就有过禁酒令，正源于国家正处于饥荒中。但酒又是宗教必须品，禁酒意味着给神贡品里会缺乏关键一项。这就让有虔诚信仰的人们会认为对神大不敬、恐遭天谴，于是政府的禁酒令就与人们的信仰发生正面冲突。人们冒着被刑罚的风险仍私自做酒。所以，禁酒令很难真正被执行下去，于是隔些时间又被废止。论信仰程度，商人及其后裔的宋人是最笃诚者。我无法确知当国家面临粮食危机时，严重依赖神权控制社会的商王是否仍在大规模做酒，以祈求神灵开佑。历史上常见嗜酒将军给军队带来灭顶之灾。当他还在酒醉之时，要么遗忘进军指令而贻误战机，要么疏于防备而被对方一窝端。还有酒醉时被身边有叛逆之心的人私下枭首的。我也不能确知在周军漫长的东征路上，所发生的战事里有无遇到这种因醉酒而大败的商人将军。我们最常见的是酒醉后的人们开始放荡起来，淫乱、僭越、辱骂、殴打、发疯……无奇不有。古代中国有些皇帝就喜欢看大臣们这种醉酒“丑态”，引以为乐。当然，这就与一直致力于严格规范朝廷与贵族家庭秩序的周人理念：完全冲突。正因此，周朝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颁布限酒令（非禁酒）的朝代。周朝是神权王朝。即便有限酒令，但为维护其神权、取悦天神、安息祖灵，其还是高度继承了由良渚人及其先民创造的那套酒文化祭祀制度。
五、亚
亚（亞），是商代常见的一个字。但它的表意一直不明。有些人认为是墓穴构造，但多数墓穴都并非”亚“形，所以站不住脚；有些人认为是宗庙布局，但几乎所有房屋的地基都是四方形，所以也没说服力；如果是特定家徽，那也难解释甲骨文里有大量非此家族的人使用。亚，成了一个人们常用、但起源又十分费解的象形字。如前所述，商人的宗教文化深受良渚人影响。在良渚人前的河姆渡人的陶纺轮上，已经出现“亚”形标志。尽管人们并不清楚它的寓意，但肯定与宗教有关。在良渚人自己制作的精美玉璜这里，中央位置出现了与河姆渡人一样的“亚”形标志。当然，我们仍不清楚它在良渚人宗教里的寓意。基于此，我个人推测：商人使用的“亚”，实际是从良渚文化的“亚”继承而来；由于商人在甲骨文的象形表意时经常会借鉴对方的宗教元素，所以“亚”在商朝的表意可能是指“归化或兄弟同盟的外族”，类似后世汉人皇朝雇佣的亲信外族军团--“番军”；“亚”之所以衍生出“第二”“仅次于”等概念，正是由“归化或兄弟同盟的外族”而来，即商族为兄，亚为该族荣誉象征的“弟”标志；使用“亚”标志的商代官员及族群，与消失的良渚人有很强关系。
六、戉
良渚墓葬里出土到了古代中国最高权力象征的“戉”。戉，是钺的前身。进入青铜时代后，它才从玉器转为金属器。按先秦资料记载，执钺的人有权直接诛杀王公大臣。这正是其最高权力象征的文字证据。我必须提醒：戉，在良渚人那没有杀伤力，纯粹是宗教上的神权象征。当时人们的战斗工具为骨制、木制及石制品。其中又以“黑曜石”最为著名，其锋利度可媲美钢制匕首，却因稀有仅供贵族使用；再就是“燧石”，依然锋利。但玉石，没有锋利度。玉戉以实物证明之。所以，玉戉根本不适合战斗，而只能作宗教象征品。最初可能是神官对人民宣称的“天神赐予”的“法器”。神官对外宣称它的存在，为的是让臣民对自己的宗教特权能认同。显然，商王是从良渚人这习得了“戉”的宗教神权象征文化。于是将其作为自己宗教文化里的核心元素之一，进一步发扬光大。在神权时代，这套宗教制度对控制社会很“管用”。像商王自认为是最高神帝的子嗣，那么就更该有这样的神器以自证。同样自诩神帝之后的日本天皇家族就如是对外宣传有这样的“神器”，以从宗教上确认自己神位的合法性与永续性。在良渚人消失的一千年后，本地生活的是被人们称之为“百越”的族群。“百越”里最出名就是春秋时代的越国，其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从出土文物里的铭文可知：“越人”真正称呼自己是“戉人”--也即，拥有“戉”这神器守护的国度。其国名与后世的辽（镔铁）、金、元等起名的寓意近似。现有历史文献记录“戉国”都是春秋中期的事了。但从本地出土到西周文物来看：周初，周王就知道戉人存在，并已与他们有深度联系。不过，良渚人与戉人的关系不大。因为良渚人消失后，其文化在黄河流域基本被完整保留与继承，反而在之后的戉人这里发生文化遗失的“诡异”现象。这说明，最后的良渚人是去了黄河流域。而其留下的土地，则被迁来的百戉人占领。
七、回纹
我们回头再看良渚人的“神灵”。可以发现其身上有大量“回纹”填充物。这种设计理念，被随后的商朝，乃至现在中国人仍广泛沿用。自商朝起，人们更多叫它“云纹”，即代表“福云”。人们广泛沿用它不仅为艺术性，更多还是冲着“增福气”“辟邪气”等宗教因素。虽然人们将其视作“云”，但我分析它最初在良渚人的观念里是：水流漩涡……跟云没关系。这个推断是基于良渚人的水生环境而来。良渚遗址显示原住民是散居在浅湖上众多高台地的人群，出门都得靠独木舟。其外围环境仍是水网密集的湖沼地带。所以，人们天生就对水有浓厚的宗教意识。水中常见的漩涡--这种对划独木舟很不利的自然现象，正是刺激人们对其产生宗教意识的对象。良渚人将漩涡附着在神灵身上，其实想表达意思是：水漩涡下面，正是住着该神灵，是其制造了令人畏惧的漩涡。人们为神灵创作的附身涡纹图案，又被后代反向视作“神符”，从而独立发展成一种“福佑”宗教图腾。我们须知良渚人是将“回纹”用作自己宗教文化解释，而这就与其它近似“回纹”，在文化上有了根本区别。再后来，原生活在半干旱草原地带的商人应是对云有宗教崇拜，然后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回”形图腾很适合表达自己的“云”崇拜象征，于是借鉴而来，并做了自己的“云”宗教概念解释。并将此解释，流传至今。就像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脖子挂“十字架”来做装饰品，但不是为表达自己信仰基督教。当然，这里仍有宗教隐喻，只为展现自己的“西化”崇拜特征。现代化与基督教没关系。如果有，那么基督教的海地、菲律宾、哥伦比亚、广大非洲诸国几百年来就不会一直是脏、乱、差；而非基督教的日本、台湾、新加坡等，却仅用几十年就独立发展成发达体；伊斯兰的土耳其、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等也在步入发达体的路上。百年来不懂西方经济学、不会解西方高等数学、无知西方科技史的中国“文人”们，却仅凭自己的文学想象就给中国人编织了一个“只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彻底西化才能晋级发达国家”的“世纪谎言”。现在中国社会的这些怪象正是此“世纪谎言”的直接产物。将其他文化元素引入自己文化，然后对其做本文化的“再解释”，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中国佛教之所以是中国佛教，与南亚、东南亚佛教非常不同，就在于前者将自己一大堆的“印度”元素是按照中国本土宗教文化来做了“再解释”。
八、符文
良渚人留下了上千个这样的图案。每个都应有其独立寓意。在此，我们暂且称之为宗教符文。文字之所以是文字，核心在于它是依照一定规则被“编辑”，然后能被其他人依此规则作“解码”释读，以最终实现其作为信息载体工具的本质功能。良渚人的这些繁多独立符文，没有“规则”，使得其包藏的“信息”就无法有效传递下去。于是，它也就无法成为真正的“文字”。不过良渚后裔或其文化衣钵后裔，将这套宗教符文理念传承给了商王。商王基于“宗教符文”的理念，重新对其做了“规则编辑”，于是就有了举世闻名的“甲骨文”。虽然商人征服黄河流域部族的时间很早，接受“宗教符文”理念也很早，但考古证据显示：直到商朝中期，商王才意识到可以对这些“宗教符文”作“规则编辑”，并最终形成文字--这其实是很意外的“收获”。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意外”是历史常见现象：比如火药，本来是道家术士们为寻找“长生不老药”而化学实验的产物；著名的“伟哥”（西地那非），本是为寻找治疗心血管病的产物。从良渚符文到商代甲骨文，中间隔了漫长千年，这正说明此“意外收获”的难得性。到此，我们基本就梳理清了祖先创造汉字的全过程。
九、禹
由于后世生活在原良渚地区的人--特别是“戉王”鸠浅（勾践真名），自称为禹神后裔。所以，有些人就怀疑良渚的兽神图腾就是“禹”的真身。加之良渚人严重依赖水生，靠海多雨。特别是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因此就如大家从新闻里看到的：每年一入夏的长江下游流域就有洪灾。良渚人为应对频繁的水灾害，所以在此地大规模兴建了原始水利工程。以上线索，似乎都支持他们将良渚“兽神”视作“禹神”的真身，大禹治水的神话就发源此地。……不过，他们的论点在我这里站不住脚。如前所述：1、良渚真神是那个兽神头顶的“人”，这个兽神还远达不到作为“最高神--帝级”的禹神的高度；2、如果这个兽神是“禹神”，那么骑在禹神头上的那个“真神”又是谁？显然无法讲通；3、禹神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但没有证据显示良渚人是“祖先崇拜”，如前述他们更像是单一自然神崇拜；4、商代禹神是蛇形态，也跟这个类似“蛤蟆”的兽神形象严重不符。持有此“兽神”为禹神观点的人，显然严重缺乏我们中国宗教文化知识。良渚人常遭遇大洪水--这是事实。按现在专家观点：最后一次大洪水，直接摧毁了良渚社会，将其永久埋在地下。良渚人就此消失。然而，古代世界到处都有“大洪水”传说。这根源于：人们必须要喝水、浇灌农作物，所以不得不沿河而居。那些生活在季风气候地带的人，随着雨季到来而频繁遭遇洪水，也就并不稀奇。有自然知识的人更知道：河流本是贴着地面流动，极少存在“河堤”--这人工作品。也正因此，使得远古时代没有河堤护防的河流极易发洪水。中国黄河下游流域也属于季风气候，所以夏季常发生洪灾也没什么稀奇。1975年一场由台风带来的暴雨远侵河南，摧毁了驻马店板桥水库及其它水库，导致十万人以上死亡，这都成了全世界知道的大灾难。所以，有神灵治水的传说也必然会在黄河下游流域出现。
山西陶寺遗址的“河伯”，专家叫“龙”。陶寺人与良渚人同时存在。
作为蛇形神出现的禹神，实际是黄河流域的山西蛇形神--河伯的衍生文化产物。它完整保留了禹神的两大核心特征：祖先崇拜与蛇形态。商代中国人祖先崇拜以动物形态为主，分别包括：鸟祖先、蛇祖先、犬祖先、狐祖先，等等。后来控制整个长江下游流域的楚国，其祖先祝融正是“蛇形态”。楚宗教对戉国影响极大。而更早的商朝就已用宗教深度影响了这里。如前图里提供的本地发现的商代青铜铙--宗教法器，也用作兵器。所以，戉王鸠浅（勾践）追认的禹神祖先，实际是从商宗教里继承而来。十、寻神
自人类有宗教意识开始，就意外产生了一种奇特意识：直觉暗示人们在遥远之地必然存在着神灵，个别还是高等神灵。这些遥远之地，包括高山、大湖、海洋、森林、极地等等。在古代中国神话里，我们能发现这些社会规律同样存在，如四岳之神（撑着天空的四座大山）、四极之神（主管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神灵），住在东方仙岛的羽人（天使），住在昆仑山顶（世界之巅）的西王母，等等。正是有这种观念支配，于是人们抱着能拜会神灵实现福佑的侥幸心理，纷纷开启各种虔诚与多磨的“寻神”之旅。很多“寻神“之旅，演绎成世界各民族最激励故事之一。如摩西、耶稣、悉达多（佛陀）、穆罕默德，等等。中国的玄奘“寻神”之旅，后来演绎成著名的《西游记》。秦始皇、汉武帝的东至蓬莱岛、西至昆仑山的“寻神”之旅，也非常热闹。汉明帝干脆直接从西域请来佛教。良渚人的最奇特之处在于：它应是能被推断出中国最早的“寻神”与“传教”群体。因为这里出现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团体，也就意味着其内部必然有丰富教义。良渚贵族正是依赖长期灌输给人们的宗教教义，形成人们信仰，继而实现了自己的神权控制。在社会学上，当一个有共同理念的组织成立后，那么一场新的社会运动就必然随之而来。在宗教领域就是：传教。传教的主要目的自然是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来赢得远近族群的政治归附，获得异域珍物，等等。另一目的是“寻神“，贵族打心理也怀疑族群之外是否真的存在“更显灵”者。良渚人存在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宗教团体，所以“寻神”与“传教”也就成了他们必然会有的社会行为。远古中国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是由密集的淮河水网作为媒介连接起来的。良渚人驾着独木舟、竹木筏等简易船具，穿梭于该地区的河流、湖泊、沼泽，往来于黄河与长江流域之间。事实上，他们很可能最远抵达到了东北地区。于是，良渚人将自己的宗教文化也得以传播到了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在河南、河北、山东半岛建立起了庞大类宗教信仰共同体。类，是指这些地区部落以考古实物证明他们与良渚人有着极强又广泛的共同文化，但目前不足于证明他们认可良渚巫神也为自己的最高神灵--即意识上接受他们宗教。自古及今的人们也一直有“请神”行为，请神是另一种“寻神”方式。即，人们认为外面神灵可能比本地神灵更“显灵”，特别是在部落遭到瘟疫、旱涝、虫灾、粮食歉收、异常增多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等大灾难，而怀疑原有神灵不能解决问题时。其实，“请神”不单是一种宗教行为，在几乎各领域里都广泛存在。比如，引入外面政治思想来试图改变本国人思想，为增强个人说服力而惯引用外国名人名言，等等。“寻神”心理与“传教”行为的共同存在，使得当时黄河流域的部族可以接受外来的良渚宗教，让其在黄河流域扎根与延续。我们教育没给人们普及过一个基本历史常识：古代文化传播的主导力量，正是宗教传播。因为宗教是当时人们文化的主要载体。商人们帮建立起了各地域之间的联系路径，他们经常带着僧侣一起出行。原是祈求僧侣福佑自己，但他们没想过抵达异域彼岸的僧侣很快就面向当地原住民开启了“传教”。当地贵族对这些僧侣的好奇度远超商人，因为在他们眼里后者只是贪婪金钱的庸俗者，反而僧侣可能会帮自己解决每个人都存在的精神问题。那些认可这些僧侣及其携带宗教文化的贵族，于是就真正让本族群开启全面接受异域文化的“改革”，也即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就此诞生。中国自身对外的“传教”历史很独特，这在于：它的神职人员本身就兼着政治官员的身份，是二合一的。所以官员自己就是传教士。而其他文明的神职人员与官员往往分属两个不同体系。再后来的中国人也基本接受了国外传来的这套分离模式，但总体上仍留有浓厚的混合形态。最典型就是儒教，一种神职与官职合一的特殊宗教文化。良渚人是这种中国文化的承载者，但并非唯一载体。在其稍晚出现于中国北方的石峁人，也是这类文化的另一载体。石峁人特色的狐神崇拜、犬神崇拜等宗教元素，正是证明其为商朝人始祖的关键证据。后者，是商宗教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代表最重要的祖先认同意识。最早由良渚人开启的对外“寻神”与“传教”文化，在商人这里被完整继承，甚至反向被输回到了良渚人的龙兴之地--太湖流域。这套“寻神”与“传教”模式，促使商人建立起了一个广袤的宗教文化共同体。再兴起的周人，仍沿用此模式，新加入“华夏族”概念，于是将原文化共同体、但并不认同的各自族群，又统一整合为一个大族群。这是支配中国历史前行的关键、却又隐秘的力量之一。就目前来看，五千年前的良渚人是最早先行者。按传言：一场远古大洪水灭亡了良渚人，当然更可能是其后裔沿着既有的寻神水道远迁到了淮河流域与山东半岛，最终被融入到当地族群里（“亚”图腾的存在，可能说明有少数后裔作为独立族群一直生活在商朝）。而其文化以生命形态，延续至今。后续的四千年里，良渚人先行的“寻神”意志与模式，仍支配着中国历史运行。
附：天干地支：十神器与十二神中国东夷人的后裔：日本人黄帝神话的背后：一部周天王征服商朝史粽子起源，一个有关妇女神权的遗失历史龙的起源：一个帝王化的蛇形水神黄帝前身：商代的堇神我们“年”文化的起源与未来文化革命：汉代的造神运动天降异象：汉元帝六年看图读懂商周青铜器上的神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