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1949年11月25日傍晚，北泉一处院子灯影晃动。
杨亚仙设宴，座上杯盏浅碰。刘运隆心里清楚，这桌饭局另有目的。
酒过三巡，杨忽然起身外出。刘甩开帘子，向外递了个信号。
矿警随即合围，杨的弟弟与副官等十余人被控制。
彼时，解放军正逼近重庆城。局势已到临界点。
起初是初秋的小雨。北碚大街冷清，雨丝细长。
一个穿黑礼帽的人在北泉门口敲门。他自称杨亚仙。
刘运隆迎出，认出是旧识。两人在民生公司共事过一回。
杨从怀里取出卢子英的信，低声道“老朋友，多年未见。”
这句寒暄背后，刘多半已起戒心。他随后向地下党作了汇报。
据指示，他在观音殿后方租下几间房，暂作过渡安置点。
两天后，三辆轿车、四辆卡车抵达北泉。二十余人下车。
院里有天井与花圃，水声漫过阶沿。住处看似安稳。
杨常穿蓝布长衫，出入忙碌，像个无权无势的人。
这种朴素，与他“贵阳第24区司令、护航大队队长”的旧履历，形成对照。
他时常去勉仁学院，拜访梁漱溟。据当时见闻者回忆，谈话多涉时局。
其后，杨托刘再找房，说要接来弟弟杨涤生，还要安顿“朋友”。
刘表面答应，暗中续报。组织判断，情况复杂，需盯紧。
转到九月的一个夜晚，一个高大胖人递来介绍信。
他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带着妻母与两个孩子。
刘把一家人安排进龙居大院。十余间明亮房子，来去方便。
不久，保密局副局长李修凯也来了。住在后排房。
两人同杨多次密谈。内容外人不得而知，来往却渐密。
刘借何毅探路。何与徐同学出身，话头好开。
据何的酒桌言语推断，杨、徐、李筹划潜伏经费，曾发生争执。
消息尚需核验，但线索开始连成一串。
一天上午，杨家聚人开会。副官守在门口，防得很紧。
刘借送水，侧身进了旁边禅房。两屋仅隔一层木板。
他透隙而望，隐约听见“游击”“被捕先假坦白”等词。
细节或有偏差，但方向清楚有人在准备地下行动。
三天后，又有人盯到几口木箱，正往乳花洞搬运。
箱中所装未明，较大可能是贵重物资或经费。
等到11月下旬，城防已松。刘判断，时机到了。
25日傍晚，杨设宴，宾客有弟弟与副官。局面热络。
杨暂离席。刘出门透气，对着埋伏点压了压手。
刘文襄带矿警冲入，屋内十余人被一举拿下。
杨的妻子从侧门跑了出去，可能去了勉仁学院报讯。
其后，杨主动到军管会称“自首”。他辩称并非特务，还说“他在陷害我。”
当场证据不足。军管会暂予释放，限其居家。
转年，1950年2月，案情出现关键转折。
西南公安局据线索收网，杨再被拘。搜查延伸至乳花洞。
洞中起获黄金与银元。有档案记载其数量，但坊间版本不一。
按审讯笔录，杨供称黄金自贵阳带来，用于布置潜伏。
后来形势逆转，才把剩余部分藏下。口供仍需与物证互证。
1951年，法院依法判处杨等人死刑。案件告一段落。
回看整个链条，从雨夜敲门到木箱入洞，线索并不花哨。
先是安置，再是串联；先见经费，后现物证。这才形成闭环。
北泉的清幽，与龙居大院的脚步声，前后互成对照。
勉仁学院的书声，也曾与密谋之谈在同一座城里擦肩。
较早的疑点，是那身蓝布长衫。装束朴素，却掩不住频繁的奔走。
更有说服力的节点，是资金的去向。钱路走直，事才清。
严格说来，个别细节出自口述，仍存微小出入。
但关键事实指向一致人物、地点、时间与物证相互印证。
北碚、北泉、观音殿、龙居大院、乳花洞，这些地名串起轨迹。
1949年的秋雨，像一层薄纱，遮不住城里暗流。
末了，再记起那口天井。水声不疾不徐，像在复述一遍经过。
它只讲听得见的部分，余下的留给档案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