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海角民族瑰宝——黎族起源之谜探寻

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黎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大多数黎族人都能兼说汉语，过去黎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1957年在党和政府帮助下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黎文，信仰仍处在原始宗教阶段。

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省的陵水、保亭、三亚、乐东、东方、昌江、白沙、琼中、五指山等县市，其余散居在海南省境内的万宁、儋州、屯昌、琼海等县市以及贵州等省。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统计，中国境内的黎族人口数为1602104人。

“黎”是他称，是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西汉以前曾经以 “骆越”，东汉以“里”、“蛮”，隋唐以“俚”、“僚”等名称，来泛称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其中也包括海南岛黎族的远古祖先。

“黎”作为今天黎族的族称，最早见于唐后期刘恂著的《岭表录异》一书。宋代各类史籍中普遍以“黎”代替了“俚”、“僚”，作为今天海南岛黎族的专有族称。

黎族称汉族为“美”，意即“客”，他们以汉人为客人，自己则以土著自居。黎族内部因方言、习俗、地域分布等差异有“哈”（过去作“侾”）、“杞”（又称“岐”）、“润”（过去汉称“本地”黎）、“美孚”、“赛”（过去称“德透”黎或“加茂”黎）等不同的自称，但在对外交往时一般都自称为“赛”，赛是其固有的族称

关于黎族的族源，过去有多种不同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大量的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数人认为，黎族是从古代越族发展而来，特别是和“百越”的一支——“骆越”的关系更为密切。

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南黎族聚居区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出土文物的文化性质分析，它们和广东及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带有鲜明百越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应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存更为相似。此外，作为百越文化重要特征的铜鼓，明代以后，海南岛就有出土。新中国成立后，在黎族地区也发现了许多铜鼓，它们和广西地区发现的铜鼓在形制上基本相同。

从语言系属来看，黎语与源于古代越族的壮、布依、侗、水、傣等族语言同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都有显著的共同特征，说明其与壮、布依、侗、水、傣等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古越人生活习俗上的许多特点，如：断发文身、鸡卜、巢居等，不仅见于有关黎族先民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甚至在海南黎族人的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它们的痕迹。如至今仍然存在的黎族妇女文身、白沙南开一带的干栏式船形屋、鸡卜等都是古越人的遗风。在婚俗方面，黎族和壮、侗等民族都有“不落夫家”的习俗，黎族的“玩隆闺”与壮族的“玩公房”、侗族的“坐妹”也有近似之处。

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推知黎族的先民在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就定居在海南岛，过着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活。当时人们居住在靠近河流的山岗和台地上，使用石斧、石锛、石铲等工具，进行“砍倒烧光”的原始锄耕农业和狩猎、捕鱼等生产活动，采集在黎族先民的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于黎族母系氏族公社制的情况，在历史文献记载和近现代民族学调查中都可以找到一些遗迹。宋代文献记载，南宋时，琼山县黎族妇女首领“三十六峒统领”王二娘是“黎之首也，……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 。清代文献中也曾记载过去黎族内部发生纠纷时，只要妇女出面干预或调解，就可以平息下来。

这种情况在新中国建立前仍存在，如毛枝峒和毛道峒之间发生械斗时，由寡妇出面调解；毛贵乡发生械斗时，由妇女作为使者传达通谍。反映了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在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尊敬。黎族传统社会中保留的“不落夫家”婚俗，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对偶婚的残余。在五指山中心地区，过去黎族妇女在丈夫死后便回娘家与兄弟父母一起生活。妇女患病要“赶鬼”，须祈求娘家的“祖先鬼”，病重要抬回娘家，死后埋在娘家的公共坟地，死者遗物归亲兄弟所有。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亲属关系的残余。严格遵守不同血缘集团通婚的习惯。有些地区还习惯以动、植物的名称如水牛、芭蕉等作为同一血缘集团的称号。这些都可能是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外婚制和图腾信仰的残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末元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的经历，生动地反映了黎、汉两族悠久的亲密关系。黄道婆年幼时便飘零到黎族聚居的崖州（今三亚市），当地黎族妇女教会了她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纺织技术。黄道婆在黎族地区住了40年以后，于元元贞年间（1295—1297年）返回故乡乌泥泾（今上海华泾镇）后，便把她从黎族人民那里所学到的一套纺织技术，传授给当地劳动妇女。她还精心改革，制成手摇搅车、粗弦大弓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手能纺三根纱的脚踏纺车，大大提高了轧棉、弹棉和纺棉的工作效率。

明、清两代，黎族地区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已占统治地位。在靠近汉区的黎族地区，黎族社会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黎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黎族的农业发展水平已与当地汉族趋于一致。耕种水稻一年两熟，普遍使用从汉区输入的铁质农具犁、锄、镰刀等，有些地区还掌握竹筒天车日夜自动车水的先进灌溉方法。定期集市贸易有所发展，至明嘉靖年间，儋州地方州城有“市场”，乡镇有“墟场”，黎族地区出产的牛只、槟榔、椰子等成为输入大陆的重要货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开放海口（当时称琼州口）为“通商口岸”。大量的鸦片和棉纱、煤油等洋货充斥海南岛，黎族地区出产的牛只、益智和槟榔等土特产也被西方商人廉价掠夺出口。这使得海南岛的商业资本活跃起来，不仅在过去比较落后的黎族聚居区出现了从事商品交易的集市，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建立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企业，如盐场、种植橡胶的农场等。这些活动刺激了本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破坏了黎族地区原有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的深入，也把基督教、天主教传进了黎族地区。清末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冯子材督办全琼军务，冯在镇压黎汉人民起义后，制定了“抚黎 ”章程十二条，比较重视黎族经济生产和开发。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1923年就具体设计了海南建省的方略和方法，提倡开发海南， 1933年当时的广东省政府委派陈汉光为“抚黎”专员，在海南成立“抚黎专员公署”。陈汉光“抚黎”的真实目的虽在于“剿共”，但其开展的开辟道路，建立学校，开办实业，教授种植和手工业技术，移风易俗，黎汉通婚等工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他1935年初向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将全岛黎境划出，设立黎县的建议，使得保亭、乐东、白沙3县正式成立，比较有效地开发了五指山黎族地区。

在日本侵略者疯狂进犯海南岛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琼山、文昌两县交界处10多个乡，临高、澄迈两县交界处黎、苗、汉族杂居的美合地区，以及儋县（今儋州）、白沙、万宁、乐会（今琼海）、保亭、陵水等县交界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的黎、苗、汉各族人民踊跃参军。

日军侵占海南后，国民党琼崖地方当局大量人马退居五指山腹地白沙县境内，不仅军需费用给当地黎苗族群众带来了沉重负担，而且国民党军队还大肆杀戮黎苗族村民，这些都使黎苗族群众懂得，只有拿起武器，把国民党顽固派赶出五指山，黎苗族人民才有出路。1942年6月，国民党反动头子王毅竟以颁发所谓“公民证”为借口，诱骗琼中苗族群众下山，丧心病狂地用机枪扫射，集体屠杀了苗族群众1000多人。这一滔天罪行，更加激起黎、苗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1943年8月，白沙县红毛等地2000多名黎、苗各族群众，在王国兴、王玉锦、王正成等人的领导下，首先举起义旗，各地纷纷响应，起义群众增至20000多名，把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赶出了白（沙）、保（亭）、乐（东）3县交界地区，歼敌30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

1944年春，原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大队改名为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到抗日战争胜利时，琼崖纵队已经发展到7000多人，解放了全岛3/5的地区。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军队悍然向白沙解放区发动进攻。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和黎族等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琼崖纵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1946年夏，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开辟包括白、保、乐三县在内的五指山根据地。

1948年6月，白、保、乐3县获得了全部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展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大力培养民族干部，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这大大调动了当地黎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和汉族人民一起踊跃参军、英勇杀敌，仅1948年1年，就有4000多黎族青年参加了琼崖纵队。黎族人民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跟随部队转战海南岛各地。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大批黎族干部茁壮成长起来。他们带领广大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8年9月，解放了海南岛70多座城镇和广大农村，歼敌5000多人。黎族人民以辉煌的战果，于1950年春，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了海南岛

“合亩制”是黎族特有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合亩”是汉语的意译，黎语称“纹茂”，是“家族”的意思。过去一般叫做“翁堂沃工”或“翁堂打”，意思是“大家一起做工”或“大家的田”。从其本来意义看可能是一种较原始的家族公社。一个合亩包括着若干个家庭，各个家庭之间有着血缘关系，以后逐渐有非血缘成员参加，合亩内的主要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由合亩统一经营，合亩全体成员共同劳动，按户平均分配。

“合亩”地区生产力水平比黎族一般地区为低，以合亩为单位进行生产，全部使用木耙或竹耙，铁制农具有犁、锄、钩刀、铲、手捻小刀等。犁的质量差，犁头较小。手捻小刀是收割工具，割稻时逐穗捻割。用牛踩烂田泥，然后插秧。“山栏稻”（旱稻）的种植约占稻谷播种量的20%。生产中禁忌多，如遇牛日，不能用牛犁田、耙田；鸡日，妇女不能拔秧；蛇日和马日，不能犁田、耙田、播种、收割等等。男女分工更加严格，男子负责犁田、耙田、浸种、播种、灌溉、挑稻、防兽害和烧山栏地，妇女管理选种、插秧、除草、收割和播山栏稻种子。劳动中简单协作比较盛行，不分工种，不分轻重，都是大家一齐干。狩猎一般以村为单位进行，猎获物在村内按户平均分配。

从合亩的成员间的关系来看，合亩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由父系亲属以至少数母系亲属组成；另一类是除亲属以外，并有非血缘的外来户参加。这两种类型的合亩所占的比例各地不一。

每个合亩有一个亩头，亩内其他成员就是亩众。亩头黎语称“畏雅”，意即“犁第一道田路的老人”，由辈份最长、年龄最大者充任。亩头负责管理合亩的集体生产和分配，以及和他的妻子分别执行生产中一些宗教性质的仪式。亩头的妻子在管理妇女的生产活动方面，是亩头的助手。亩头又是一个自然社会的领袖，除领导合亩生产和分配外，还对亩内或合亩与合亩之间的一切重大事情负责，如处理和保管公有财产、亩内外纠纷和接收外来户等等，亩众一般表示服从，但没有强制权力，亩众可以主动提出分亩或退亩。分亩时，亩头照例可多分得一些田产。

合亩内，亩头与亩众以至亩众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除外来户外），亩头除按传统习惯多分配一些产品外，在其它方面与亩众同处于平等地位，如平等参加集体劳动，担负共同费用，共同防卫外来袭击和平等享受权利等。此外，还保留互助合作的传统习惯。随着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势力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影响，亩头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分配中取得某些特权，把具有宗教性质的和属于公共支配的传统留粮攫为己有，并随意增加留粮的数量，使之变质为剥削。同时，以外来户作为剥削的对象。少数亩头与政府相勾结，出任总管、团董、哨官、乡保长等职务，对亩众进行压迫和剥削。

到新中国建立前，半数以上的合亩除有血缘关系的成员外，已经吸收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来户 “龙仔”参加。龙仔都是因为生活困难或抵偿债务而投靠他人，也有属于政治上的投靠，求得“保护”。被投靠者叫做“龙公”，“龙公”黎语称为“沃凡”，直译为“做富人”，有“做主人”的意思；“龙仔”黎语称“沃伐”，直译是“做穷人”，也有“做长工”的意思。在合亩内，龙公绝大多数都是亩头，但亩头也有沦为别亩的龙仔的。个别亩众也可以收纳龙仔，至于龙仔则完全是外来户。在缔结龙公、龙仔的关系时，要砍箭立约。龙仔大多住在家里，一般有人身自由，拥有少量土地、牛只，经常要给龙公送礼和提供一定的劳役。有一部分龙仔迁居到龙公合亩中，人身不自由，经济地位低下，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受到龙公的剥削。

随着剥削关系的产生与土地、牛只的自由买卖，合亩内各户以及合亩间生产资料的占有日益不平衡。与此同时，合亩内部产品分配方式也日益复杂。合亩内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或几户伙同进行生产，所得产品或出租土地、牛只所得的地租、牛租，归该户或几户所得，不归合亩分配。合亩集体生产所得归亩头分配，除扣种子、“稻母”（只有亩头一家人可食用，不得转让或出卖，但可用来救济亩内困难户）、“留新禾”（收割前，亩头的妻子先割回十多把稻谷煮饭酿酒，亩头夫妻吃一天后，次日全合亩的人一齐来吃）、“酿酒粮”（约数十斤稻谷，由亩头掌握，待插秧完毕后全合亩成员共饮）、“公家粮”（数量不定，由亩头掌握，用作待客、成员结婚、盖房子等，有的用以救济亩内缺粮户）等外，余下的按户平均分配（有些地区也照顾人口）。在一些内部已经出现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合亩中，亩头往往以各种借口多分一些稻谷。

合亩制内部生产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但从合亩制组织的基础、“亩头”的社会地位及作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使用、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分别消费等内容分析，合亩制性质的本质是一种原始的父系家长制的家庭（家族）共耕合作组织。虽然合亩制内部客观存在贫富分化甚至是剥削等因素，但这只能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这种原始组织正濒于最后解体状态。

在今五指山、保亭、琼中等地，1949年前仍保留着一种具有特色的基层社会政治组织，即“峒”，原意是“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关于黎族峒组织，文献早有记载，尤以宋元以后的文献记载颇多。峒有大小之分，大峒之下包括几个小峒；一个小峒，一般由2个以上自然村组成。峒与峒之间有森严的疆界，互不侵犯。峒与峒一般都保持着友好关系，成为婚姻集团，但因为一些利益关系，如有越界开荒、渔猎、伐木、采藤等，往往也会引起峒与峒之间的纠纷和械斗。血缘纽带是峒的组织基础。每个村峒都有一个至数个村头和峒头，称之为“奥雅”，一般由长辈或能说会道的人担任，负责维持秩序，调解纠纷，较大的事件还要召开全峒会议解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加强，峒的组织便成为封建的统治工具。到了民国时期，大小峒头分别当上“团董”、乡、保、甲长等。

1952年7月1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1955年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更名为自治州）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海南民族地区正式实施。

1987年12月，根据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同时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三亚升级为地级市，成立东方、乐东、陵水、白沙、昌江黎族自治县和琼中、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并决定原自治州所辖市县继续享受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优惠政策。

1997年3月，东方黎族自治县撤县建市。此外，1987年在海南全面开展撤区建乡（镇）工作中，结合海南散居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在海南共建立了12个民族乡（镇）

黎族信奉万物有灵，盛行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从事宗教活动的巫师称为“道公”、“娘母”，他们一般不脱离生产，在需要时才主持送鬼、占卜等活动。除道教在黎族社会中影响较大外，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影响有限。

黎族普遍相信巫术，认为巫术能使人害病死亡。被诬指行使这种巫术的人，男性叫“禁公”，女性叫“禁母”。新中国建立前，“禁公”、 “禁母”往往受到别人的歧视和惧怕。

黎族传统禁忌很多，涉及生活、生产、生育、节日、丧葬、婚姻、宗教、狩猎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情况已发生较大的改变

黎族传统服饰文化内涵丰富，各方言区差异比较明显（尤其是女子服饰），在历史上曾经是区分不同血缘集团和部落群体的重要标志。

在传统服饰中，黎族妇女常穿直领、无领、无纽对襟上衣，有的地方穿贯头式上衣，下穿长短不同的筒裙，束发脑后，插以骨簪或银簪，披绣花头巾，戴耳环、项圈和手镯。

男子传统装束一般结发于额前或脑后，上衣无领、对胸开襟，下着腰布（吊襜），部分美孚黎男子上衣与女子无多大分别。

在哈、杞、美孚、润黎少数健在的老年妇女中还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文身习俗

黎族一般日食三餐，以大米为主，“山栏”香米是黎区特产。把生鱼、肉掺以炒米粉，加入少许食盐，用陶罐封存制作而成的肉茶、鱼茶是黎家腌制的特色风味食品。

黎族男子喜好烟、酒。槟榔是妇女的嗜品，吃时和以贝壳灰，用一种青蒌叶包着吃，吃后口唇染红

黎族传统民居多是简陋的茅草房，在五指山腹地住传统的船形房屋，船形屋以竹木扎架，用茅草覆盖，以藤条或竹做地板，离地约半公尺左右。

黎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与同一语族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等有较为密切的亲属关系，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共同特征。

黎语与古越语在语法结构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黎语明显地保留了古越语在语法方面多用倒装的痕迹，即修饰语放在中心词之后的结构方式。清道光《琼州府志》卷3《舆地志》载：黎语“虚上而实下，如‘鸡肉’曰‘肉鸡’， ‘县前’曰‘前县”’。

语音方面，声母都较简单，韵母较复杂，每一个音节都有一个辅音起头的声母，没有真正元音起头的音节，但多用定语于中心词之后的倒装语法，如“大哥”说成“哥大”，“白马”说成“马白”等。在壮侗语族的壮傣、侗水、黎3个语支中，有不少基本词汇是同源词，如水、火、鸡、狗、猪、田、臂等都是同源词，其声母、元音、韵尾都有对应关系

黎族口头文学丰富，民间故事和歌谣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这些民间文学中，如《大力神》、《鹿回头》、《勇敢的打拖》、《甘工鸟》、《五指山大仙》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通过文学艺术形式，歌颂了人们理想中的英雄人物，记录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事迹，描绘了黎族的风土人情，表达了黎族人民的爱憎情感。

黎族人民几乎人人都会唱民歌，多能触景生情，出口成章，他们把民歌当作自己的抒情工具。民歌的句子，比较常见的有五言或七言两种，表现手法多种多样，很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传颂。

民间乐器有鼻箫、口弓、水箫、洞箫等。鼻箫用鼻孔吹奏，柔和低沉，宜于抒情。口弓用薄竹片或铜片制成，吹奏时用手指弹动弓片，节奏自由。水箫音色清脆，音量响亮

黎族的舞蹈有《钱铃双刀舞》、《打柴舞》、《舂米舞》等。具有浓厚的民族生活气息。如《打柴舞》在地上摆设二根平行长棍，相距数尺，再由数人手执若干根木棍或竹竿，横架其上，分合击拍，舞蹈者跳跃其间。随着节奏的快慢，表演各种动作，情调爽朗活泼，气氛热烈诙谐，为广大黎族群众所喜爱。

黎族婚姻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旧习俗已逐渐被废除 。

黎族一般实行土葬，葬俗因地区、方言不同而存在差异。

在五指山腹地，人死后，则鸣枪报丧，男人用独木棺葬于本村氏族公共墓地，外村嫁来的女子，则需抬回其娘家由娘家料理丧事，并葬在娘家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