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说到十三行就不得不提起明朝的“牙行”。因为明朝的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带，外来来华贸易的船只除了进贡之外，还大量的“与民贸易”，明政府一则担心治下百姓受到外夷的蒙骗，二则为了方便控制商业活动，增加税收，便专门成立了“牙行”，里面是一批领有政府执照的买卖人。“牙行”受命于朝廷，包揽洋务，正是所谓的“官商一体”。
广州十三行便是从明朝的“牙行”发展而来，与牙行不同的是，十三行对于政府的代表性更强了，清政府将外事工作全部移交给了十三行，在 1757—1842 年间,它是中国唯一的官方对外贸易机构。
康熙时期，广州十三行初具规模，销往世界各地的商品据统计已达二百三十六种，其中英国仅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一项，到十八世纪后期，便提供了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到了康熙执政中后期，农业发展稳定，广州成为当时最繁盛的城市，几乎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物产，于是十三行便有了所谓的“天子南库”之称。
直到乾隆年间，随着来华势力的增多，英国企图“移市入浙”，直接打开江浙的市场，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然而清政府认为江浙乃礼教之乡，外国势力的渗入对其统治不利，于是加重了江浙关税，可无济于事，于是清政府下令关闭了闽、浙、江三海关。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清政府唯一通商的口岸。广州十三行独揽大任，贸易更加繁荣。
俗话说：盛极必衰。许多人认为广州十三行的衰败始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其实不然，在乾隆去世后不久广州十三行的衰败之象已经开始显现，他是如何走下“神位”的呢？一起来看看。
广州十三行繁华景象
一、盛极必衰，乾隆去世后不久，在嘉庆、道光两朝十三行已开始衰退
1.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再难一手遮天，自由贸易的要求打击了固有的十三行行商制度，虽屡屡细化，可“上行下不效”
经过康乾盛世的发展，广州十三行的贸易已是极其繁荣，然至嘉庆、道光两朝开始，世界形势急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各国资本主义的抬头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再难垄断对中国的贸易输出。
这时各国的资本主义均已个人意志为转移，他们财力雄厚，四处钻营，对于来华贸易，他们要求清政府改变相应贸易机制，取消十三行中仅与国家商队贸易的要求，实行自由贸易。然而清政府并不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国家体制也不允许清政府这么做。
在两相冲突之下，一方面外来资本主义在广州大力扶持本地的行外商人来与十三行对抗，其次正所谓天高任鸟飞，纵然清政府在冲突下于嘉庆二十年出台了《互市章程》、道光十一年出台了《防范夷人章程》、道光十四年出台了《防范贸易夷人新规》，然具体的行动仍需由官员来实行，吏治腐败之下，十三行的官员收受资本主义的大量贿赂，他们仍暗地里与资本主义互通有无。
这种情况下，十三行的行规无论多么细化，在资本主义要求的自由贸易体系强烈冲击下，都会被架空，十三行必不可免的开始走下坡路。
在各国资本主义抬头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只好相让
2.细说吏治腐败
上述中已提到的吏治腐败，这个是清政府内部一直以来最头疼的事情。广州十三行的海关监督他扮演的不仅仅是一名榨取者（政府榨取商人），他扮演的还是一名散财者。曾有这么一句话来概述当时的腐败的情况：海关上官员第一年任上的利润是保官，打点宫内宫外的各个大臣。第二年是升官，打点费更是数倍。第三年才是充实自己的私囊。据统计，海关每年向各个大臣打点就需耗银上百万两。
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来榨取商人呢？
第一、加征税物，增收税银，以“规礼”的名义进行敲诈勒索。据统计，在1801年加征的税物的达294种。行商的贡银由一年5.5万两增至9.5万两。而“规礼”更加可怕，如嘉庆皇帝50岁大寿，海关私自向行商收受礼钱12万两。这些层层盘剥都严重影响了中外的正常贸易。
第二、遇到各省天灾人祸，也要向行商收银。如1801年永定河大灾，朝廷敕令各省捐款救灾，当时的海关监督佶山抓住这个机会逼迫全体行商捐银25万两，此外，佶山特别“照顾”当时的行商首领潘有度额外捐银五十万两，如若不从便上奏朝廷，抄没家产。幸而总督出面，潘有度才逃过一劫。事实上，行商的前第一首领万和行的蔡世文破产就是因佶山的逼迫，佶山在抄没蔡世文的家产后，蔡世文吞服鸦片自杀。
第三、利用禁令。朝廷下有“生丝出口不得超过百担”的禁令，而行商潘振承擅长生丝生意，海关总督为了敲诈一笔，于是严行禁令，潘振承只好行贿数万两以求通过。然而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次性的。
前期，官吏还需借由头来向行商敲诈勒索，清晚期，如签订《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愈加肆无忌惮，开始明目张胆的勒索，他们要求行商偿还《南京条约》中的外商债务，典型如行商伍秉鉴，在被清政府勒令后独资100万两，然而这也没有确保他的平安，连续的催逼、清政府的贪婪最终使伍秉鉴于1842年9月4日含恨而死。
清政府的层层盘剥使更多想要进入行商之列的人们望而却步，一些几世经商的家族为求自保也都退出，广州十三行，康乾盛世时万朝来华的景象在后来如一朵寒雪下的小花，很快便凋敝了。
《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晚清加重了对商人的盘剥
二、谢幕：清朝晚期
1.日益恶化的贸易环境：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外商心有不甘，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进行冲击
据载中国输出英国的茶叶数量为：1760—1764年年均42065担，1785一1789年均138417 担，1800—1804年年均 221027 担，1830—1833 年增加到每年235840担。仅1830—1833年，平均英国每年耗资高达561.7万两。
可见，就茶叶出口一项，在正常贸易中中国就可以保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英国不得不以支付白银来弥补正常贸易差额。
为了扭转白银大量外流，于是英商在正常贸易之外大量输入鸦片，鸦片走私随之猖狂。
干鸦片
鸦片的走私量逐年以飞快的速度增加，鸦片交易其后不仅超过了正常贸易额（1827年，中英已经完全扭转了贸易顺差与逆差，此后清政府大量白银向外流失），更可怕的是完全恶化了中国的贸易环境。
因为英国一心扭转贸易差额，于是国外的商品在外商一心追求高利润的前提下或有心或无心均被阻碍在外，而当时清政府的商品并不向海外拓展。于是行商们为了维护在贸易环境日益恶化下的行务，只能不惜铤而走险，勾结外商押运鸦片，以赚取利润，在赚取高利润的同时，也促成了一种必要的结果：行商们日渐受到外商的控制，广州十三行名存实亡。
鸦片贸易扭转中英贸易差额
2.晚清民间流传：“宁做小乞丐，难得行商财”，大部分行商弃商从仕，或卸甲归田
由于外贸环境的恶化，且清政府内部的种种问题，越来越多的商人选择入仕，或者卸甲归田。
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梁家彬，写了本《广州十三行考》，其实他就是当年十三行之一的天宝行的第六代后人，他对于先祖们的现状用了这样一个词——“夹心饼干商人”。
在十三行没落以后，还有些行商继续从商，但他们大部分离开了广州。据载上海开埠早期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商人都是来自广州。他们主要从事饮食业与百货，还有些开了当铺。后来江浙一带的商人也转移到了上海，他们主要从事金融、银行等。
我们可以发现几十年后所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大部分就是来自于广州的，像张裕葡萄酒、上海四大百货等，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上海转型成功，就是因为摆脱了与封建官府的联系。
民族资本主义少不了广州十三行行商的影子
三、总结
虽然广州十三行没落了，但对于当时、对于现在的意义不可谓不大。它见证了大清帝国的兴衰，可以说它就是大清帝国的缩影。
广州十三行长期以来担任着中西方交流的桥梁，康熙帝当时要求“西洋新来之人具留广州学汉话，若不会汉话，即到京单也难用他。”这样十三行成为西方人进入朝廷、认识中国的必经之地，如著名画家郎世宁与天文学家戴进贤都是通过十三行而进入朝廷终身供职的。
其中更重要的是，在这必经的中转站之上，十三行大力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它确实没落了，但因它发展起来的众多商人群体却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去，在这传承中，促成了商业圈的形成，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笃信诚实”的商人精神也经此流传。
它对中国的贡献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