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我在她家的堂屋，看着她妈妈端着一杯温水，斜坐在炕沿上，嘴里吐出的每个字都像石子儿砸在水面。
“你别怪瑶瑶，她从来没想跟你一起上大学，她只是听我的话，完成家里的任务。”
我愣了，手里的手机屏幕还亮着，志愿填报系统显示我的第一志愿已经被提交，学校是她说过无数遍的那所二本。
我抬头看她，灯泡拉着长影，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像在催命，她眼睛红红的，但一句解释都没有。
她妈妈把水递给我，我没接，她笑得很淡，“小赵，年轻人上学，跟着感觉走是闹着玩儿的，我们家有安排。”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声音有点哑，“那我的安排是谁安排的？”
她妈耸耸肩，指了指她，“她说愿意，志愿不是你自己点的？”
我看了一眼逃避我目光的她，胸口一阵发冷，像有人从背后浇了一桶井水。
“你说会和我一起去省城。”我缓慢地吐出这句，像是在拽着最后一根线。
她嘴唇动了动，没声。
她妈接过话头，“说也是说，算也是算，学习嘛，先保稳，你分数再高，去不去省城有关系吗，学校都是学校。”
我笑了一下，笑得脸颊有点发抽，“学校都是学校，那干嘛非得我跟她去同一个？”
她妈不急不躁，指甲尖在杯壁上一点一点，发出细微的声响，“年轻人感情热，非要绑在一起，她懒得解释，你又不能忍，你俩都输了。”
那个晚上，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个被牵着鼻子走的木偶。
等我回到家，爸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左手还缠着绷带，他抬眼看我，眼睛里有问也有担忧。
妈在灯下缝着衣服，针线忽明忽暗，她看见我进门，先看我脸，再看我的手，像怕我把志愿一气之下删了。
我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也没出声。
妈把针扎回针插，声音低下来，“她家怎么说？”
我说了她妈的原话，说了她不解释，说了那所学校的名字，喉咙里像卡着砂石。
爸抬起没受伤的那只手，抖了一下，没有把落在膝盖上的烟灰弹掉，“那……你怎么看？”
我的脑子乱成一锅粥，想到我之前一遍遍对她说的“我们一起去省城”，想到她点头的样子，想到她说的“我妈会找人指导我们填志愿”。
我坐在地上，背靠着门板，“我不知道。”
妈叹了口气，叹得长而轻，像是在叹我们家的穷也在叹我的命，“这孩子。”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照常去赶集市拎菜，拖着眼袋像两个小馒头。
村里人碰见了都问成绩，几瓜两枣似的恭维人话往你身上砸，我笑笑说还行，心里把每一句都当纸壳。
有人说，“听说你要去省城读大学，了不起啊。”
我笑笑，“不一定。”
他们又说，“你跟林瑶一个学校吧，人家姑娘看着就懂事。”
我看着他们放在篮子里的茄子西红柿，心里像被这红和紫扯着，扯得疼。
回家的路上我给她发消息，问她什么时候讲清楚。
她回了一个“对不起”，后面挂着一个红红的心。
我把手机扣上裤兜，笑了。
笑我自己，笑这个心。
您要的背景，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初二下学期，我们被安排成了同桌。
她的字很细，像她人一样不招眼，不惹麻烦。
我爱看她喝水的时候，喉结上下动，爱看她写英语时每个字母都像站队。
我那时候想的很简单，考出去，考远一点，把眼前这片黄土远远地丢在后视镜里。
临近中考，校长说我们乡镇的孩子出了两个尖子，一个是我，一个是她。
村里人说门当户对不在一个村了，拿分数谈婚论嫁。
我烦这些话，躲着她，躲着路口的人，躲着小卖部里的茶缸。
她却总能找到我，递给我一支笔或者一张备忘单，轻轻说，“加油。”
高一那年，她妈当了村小学的教导主任，来中学开家长会。
她妈的眼睛很亮，亮得像是要看穿你。
家长会后她妈拉着我妈的手，笑眯眯的，“孩子们都好，都是我们家的希望。”
妈夸她女儿懂事，成绩好，勤快，她妈低声说，“那就多走动。”
多走动就多走动，从那以后，周末我们经常在我家或者她家做作业。
她妈热情，烧锅做饭，腌的酸菜下饭，蒸的土豆一窝窝。
慢慢的，村里人说我们是约好的，说我们肯定要一起走，说好看的书都写过这样的故事。
我没有否认，甚至在某个春天的午后，路过河堤，我牵了她的手。
她没躲，没有用力握，只是轻轻的放在我的掌心。
很多事情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像河水涨到堤堰，掺不进别的颜色。
高三上学期，村里人说教育局要统计贫困户子的大学生，学费有减免。
她妈主动去村委会帮忙登记，跟我妈说，“你们家就一个读书的，辛苦，写个证明，我都给你盖。”
妈接过纸，眼里有光，好像这一纸盖章能盖住我们多年的焦虑。
那时我们已经约好，报志愿报一个城市，省城，我们俩谁分高谁选学校，谁分低谁看着差不多的在附近。
这约定是在校门口的槐树下，他人的喧哗是背景，我们两个孩子形影，像给自己写了合同。
她说，“我们一起去，省城那么大，我怕找不到你.”
我笑得像个小孩，“找不到我你给我打电话。”
她很认真，“手机没电怎么办。”
我说，“那就照着星星走。”
她看着我，笑了笑，“你这个人啊，嘴上还是会说。”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回到家，爸把我抱了一下。
他一直舍不得抱我，他这双手只懂拿钉子拿锤子，抱人怕把人弄疼。
他手在我背上拍了拍，拍得我发酸。
妈转了一圈做了四个菜，炒鸡蛋放了两次盐，咸得我喝了两碗粥。
她告诉我她擦着一本线，我比一本线高七十多分。
我说，“那我们更能一起去省城了。”
她说，“嗯，省城那么大，终于不用看村里人的脸色。”
我们在她家的门口，洗好的衣服在绳子上晃，月光把一排排塑料桶照得像乐器。
她妈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本，问我，“你们研究志愿了吗？”
我说我们想去省城。
她妈点点头，“省城好，但学校你们要听听意见，别自作主张，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不会填就废了。”
我说我们会慎重，她妈笑了笑，“慎重才能稳。”
第二天，她妈拿了一个名片给我，“这是我一个同学，现在在市里做高考志愿指导，你把你的准考证号和密码给我，我让他帮你看看，免费。”
妈在一旁点头，“人家有关系就该用用。”
我犹豫了一下，把写有账号密码的纸交给她妈，她接过的时候指尖压了我的指背一下，软软的。
她妈说，“放心，阿姨只想你们好，少走弯路。”
后来我才知道，弯路不是路，是人。
志愿填报的那一周，她没怎么回我消息。
她说忙着练车，说她妈带她去市里找老师面谈，说她想拉着我一块，但老师说你分数更高，不用去。
我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但想着快填完了，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焦虑。
她突然给我发了一条，“我们找房子吗，我舅在省城，手上有两间小房子，说租给我们，便宜。”
我没多想，告诉了爸妈，妈说先把押金给人家，省得被别人租走了。
我们仨晚上在昏黄的灯下数钱，一张一张，烟味咸味混合，我把两万块捆成四捆，捆得心都紧。
第二天她妈来，我把钱放在桌上，她没看发票，也没写收据，只笑，“都是自己人。”
我说，“还是写个收据吧。”
她看了我一眼，写了两行，草草，两字遮遮掩掩。
后来她把收据塞给我，说，“放心，舅是自己人。”
我收起收据，心里却有了一个小小的疙瘩。
填报志愿那晚，她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我坐在屋里，窗外的蛙叫像在倒数。
母亲在隔壁小声跟父亲说，“孩子分数高，怎么能去那个二本。”
父亲沉默了很久，吐出一口气，“娃大了，让他自己决定。”
志愿系统凌晨关闭的时候，我还在盯着那个页面，手指发麻。
第二天，她回我一条消息，“稳了，放心吧，老师说这样安全。”
我问，“你第一志愿填了哪？”
她没回。
再隔一天，我去她家坐在堂屋里，她妈端着茶，笑呵呵。
我问，“她呢？”
她妈说，“去市里办点事，我看她的志愿了，你们一样。”
我说，“她手机关机。”
她妈笑，“电没了。”
等到录取结果出来，我查到了我的学校，省城那所没那么差也不那么好的二本，名字我在心里每念一次，都像被人拿粉笔在黑板上挠过一次。
我给她发消息，“你呢？”
她发了个哭脸，“我没上，差了两分。”
我说，“那调剂吧。”
她说，“调剂去了另一个城市的大专，校企合作，挺好的。”
我手心出汗，汗往灰里渗。
我跑去她家，她坐在炕沿上，低头，背挺得像要把全身的重量都扛在脊梁上。
她妈依旧笑，像什么都在掌握。
我说，“你不是说我们一起省城？”
她抬起眼，看我，很慢很慢，“对不起。”
她妈就那时义正辞严地说出那句，“你别怪她，她没想跟你一起，她做的是她该做的，她的任务是听妈的，稳住你，别让你乱来。”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看着她妈的嘴一开一合，像电视上关了声音的新闻播报。
我把那张收据掏出来，平摊在桌子上。
“押金既然租不到她说的房子，就请退给我。”
她妈掀了一下眼皮，“那房子是你按她说的要的，现在不要了，怪谁？”
我忍着火气，“我们租的是省城的房子，她不去省城了，这押金应该退。”
她妈笑得有点冷，“押金是押租，房子还在，钥匙也在，谁说退就退？”
我把另一叠纸拿出来，是我给她转钱的记录，注释写得清清楚楚，“借学费两万，开学后退。”
她妈往后靠了一下，椅子发出吱呀声，“哪有借啊，那是你追我女儿给的彩礼，提前给的。”
我气笑了，笑得手都在抖，“彩礼需要双方父母坐在一起谈，定礼数，商定时间，我们有吗？”
她妈脸色一凝，下一秒就柔和了，“你年轻，跟我斗法条？”
我咬字很清，“不是斗法条，是讲理。”
她这才轻轻一拍桌子，“理是我们说了算，懂吗？你家穷，我不嫌弃你，你还想要回去钱？”
妈在一旁急了，眼里含泪，站起来，“孩子读书要钱，钱真的是借的，林姐你不能……”她没说完，眼泪掉在桌面上，砸出两个水花。
父亲一直没说话，坐在角落，看着角落的一堆捆好的秸秆，手指夹着的烟头烧到了手，他才抖了一下。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声音压到最低，“林主任，押金和借款都请按我们说好的退，这件事我会走程序。”
她微微一笑，笑里有刺，“走，报警还是告我，随你。”
我看向她，“你知道吗，我的志愿是你妈做的手脚吗？”
她抬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像随时会溢出来，却硬是没掉下来。
她妈替她把要说的堵回去，“他自己在手机上点的，我们也不能替他点对吧。”
我使劲咽了一口唾沫，喉咙被刮过的感觉让我想吐。
我转身出门，一脚就踢到了门槛，疼得我倒吸一口气。
阳光在院子里铺了满地，晃得我睁不开眼。
村口的风又热又黏，带着牛粪和炊烟的味道，往我眼睛鼻子里灌。
我给派出所打电话，说明白了事情，接警的声音冷冷淡淡，“民事纠纷，自己协商。”
我挂了电话，转而给镇司法所打，再讲一遍，电话那头说，“可以先走调解。”
我又去找村支书，支书在院子里晒辣椒，听我说完，捋了捋胡子，“年轻人嘛，谈恋爱，谈钱就伤感情。”
我笑了，笑自己天真，“伤就伤了吧，总比被人挖心好。”
支书叹口气，“晚上我喊她们来村委会，咱们当面说。”
晚上七点，村委会的小会议室，风扇吱吱呀呀转，灯光飘成一滩白。
支书坐在中间，面前摆着一个茶缸，他喝一口，见我们都到齐了，清了清嗓子，“都是村里人，不外人，今天把话说明白。”
她妈坐在门边，腿翘着，脸色冷，怀里抱着个小包。
她坐我对面，手握成拳，指关节泛白。
我妈用手指把桌角擦得干干净净，像要把这场子擦出个理来。
支书先问我，“小赵，你说说你的诉求。”
我说得很慢，一条一条，不想被气冲得语无伦次，“第一，退租房押金，收据在我这，我们不租了，按合同退；第二，退借款，两万元，微信有备注和聊天记录；第三，解释志愿填报的过程，谁在什么时间用我的账号提交的第一志愿，会不会构成侵权；第四，这件事引发的损失状态，我要她们给个道歉。”
支书点点头，转向她妈，“林主任，你怎么看？”
她妈笑了笑，轻佻，“小赵学法律呢，条条框框背得挺熟。”
支书咳了一声，“不是背，是讲理。”
她妈坐直了些，“押金，得看租房那边的意思，我舅说这钱不能退；借款，我没收他的借款，那是小孩自己拿的，我签字了吗？志愿，我没动过他的手机，他自己点的，我也不会点；道歉，这个词太大了。”
我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翻出来，贴近支书，指给他看，“她发的消息写‘借你两万，开学有助学金就先还一万’，这是证据。”
她妈笑着拍了一下大腿，“这不是我发的。”
我又翻出收据，收据上的字像醉酒的人在纸上打了一个转，支书眯眼看了很久，“上面写着押金收，签名看着像你写的。”
她妈把脸上的笑收起，冷冷看我，“你想告去就告去，我没怕过。”
支书咳了两声，轻轻摆手，“别动气，都是乡里乡亲，退押金，林主任，你舅是你舅，钱是人家钱，合同在这，条款也写着，两种情况退还押金，你现在说不能退，那不合适。”
她妈盯了我一眼，像刀一样，“他选的学校就是省城，房子租给谁不都是租，我们找人也找了，有成本，押金不能全退。”
我推了一把椅子，站起来，“退一半，这个我可以接受，但要写清楚剩下的一半什么时候退。”
支书点头，“这话就可以讲，双方退一步。”
她妈沉了两秒，点点头，“一半可以，剩下一半等开学后半个月，还。”
我深吸一口气，“借款呢？”
她妈抿嘴，“借款我也没说不还，我只是说不是借，是礼金。”
支书看向她，“人家父母不在，没坐下来谈，你哪来的礼金说法？”
她妈沉默了一下，抬头，“那我就认一半。”
我妈急了，“孩子上学的钱，一半怎么够，林姐，咱别这样。”
我很平静，“欠条可以补吗？”
她妈转头去看窗外将落未落的日头，“可以。”
那一刻，我们像在一条废弃的铁轨上各自往前走了一格，心里都知道这事儿远远没完。
志愿的事儿，最让我心里犯堵。
我去了镇上的电信营业厅，把那几天我们的家庭宽带登录时间调取证据，拿着一张纸去找县教育局。
教育局的小伙子看了看我的材料，皱眉，“调取IP的事牵涉隐私，你要走程序，写申请，找我们纪检备案。”
我把申请写了，字一笔一划像刻在石头上。
小伙子看着我，“孩子，你这心思细，真不容易，但志愿最后是你账号提交的，对不对？系统里有你的确认勾选。”
我点头，“有。”
他摊手，“那这事很难翻。”
我笑了笑，笑得心都疼，“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事实。”
他沉默了一下，压低声音，“不管怎样，先去上学，读书要紧，别让这些东西拖垮你。”
我点头，站起来，说谢谢，往外走的时候鞋跟磕在门槛上，发出一个闷响。
开学前一天，押金退了一半，她妈把另一半写了一张三角债样的欠条，写得清清楚楚。
借款的事她也写了一个欠条，上面写“借款壹万元”，另外一万，她承认不清不楚，我没再争。
妈看着我手里的两张纸，眼睛里有光有泪，“这个世道，谁家孩子能像你这样，要东西要得这么难。”
爸把欠条拿在手里，边角都被他汗弄湿了，他嘴唇颤动，想说“儿，算了”，但最后还是咽了回去。
我背着包，坐上去省城的长途车，窗外的玉米地像一条条绿色的河流，流过我的眼睛，流进我的骨头里。
到学校的第一天，我没有她。
我一个人跑东跑西，办理完报到手续，宿舍在五楼，楼道里有一股油漆味和汗味。
室友来自天南海北，有人问我，“你女朋友呢，听说你们一起填了志愿。”
我笑笑，“变故。”
他们懂似地嗯了一声，又开始讨论军训晒不晒。
军训那两周，太阳像恶意很深的老头子，死盯着你不放。
我一身皮肤从小麦变焦糖，晚上回宿舍照镜子，觉得自己像另一个人。
军训结束，新生大会，校长在讲坛上说梦想，台下掌声雷动。
我坐在靠后的位置，手机震了一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你别告我妈，我写的欠条会按时还。”
我看着屏幕，想了一会儿，回了一句，“还不是主要，志愿的事已经这样，我不会依靠这个去翻盘，但我会把过程弄清。”
她回了一句，“那你会把我妈……送进派出所吗？”
我没有回。
除了教学楼和宿舍，我喜欢去图书馆，那里安静，灯光温柔地照在每个人头顶，好像每个人都被肯定。
一个下午，我从楼梯转角处看见一个背影，黑色的马尾，浅色的衬衫，手里捧着一本厚书。
那背影像她，神似她，我站在楼梯上没敢动。
那女孩转身，脸不是她，但眼眸里那种疲倦一模一样。
我下到一层，外面正下雨，雨像粘的细线落下来，地上积满了浅浅的水。
我突然想起她妈的那句“她有她的任务”，那一刻我第一次把“她”放到“她妈”的背影里，看见的是一个被牵着的孩子。
周四，学院公众号发了一个预评国家励志奖学金名单，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林瑶。
我心里一惊，点进去，学号后面是一串数字，不是我的学院的序列，但备注写的是“校内异动”。
我去问辅导员，辅导员看了名单，说，“这个名额只是预评，还没正式下达，校内异动就是别的学院还没报完，暂时挂在我们这。”
我说，“名单上这个同学我认识，她不在我们学校。”
辅导员皱眉，“你别瞎说，这影响很大，我们会核实。”
我从办公室出来，一肚子的火烧得我嗓子眼发热。
晚上回到宿舍，门口摆着一个快递，盯着我的名字像盯着一口锅盖。
我拿回宿舍，拆开，是一个淡蓝色硬皮的笔记本，封皮干净，像从未用过。
笔记本里是她的字，小细条一样，一格一格，写得规整。
第一页写，“这是我妈交给我的任务清单。”
第二条，“跟你说一起去省城，让你报那个学校。”
第三条，“拿到你家的押金，拿到你家的借款，缓缓。”
第四条，“拿到你准考证号和密码，找老师，把志愿稳住。”
第五条，“把村里的贫困证明拿到手，优先给我。”
我看着那一条条，指尖发冷。
下一页，字迹有一些歪，“我知道这些事不对，但是我妈说，家里欠外债，舅舅搞装修赔了钱，爷爷住院，所有的洞都要堵上。”
再下一页，“她说我这辈子不能输，输在起跑线就是一辈子都跟他们一样，我不要你像我爸那样，我不要你像我，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像他们。”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伤害了你，毁了你的志愿，我没脸跟你见面。”
“我也没有去省城，我去的是南边的一个专科，校企，宿舍是厂房改的，下雨就漏，饭菜也不好吃。”
她写，“我看见你还在打听志愿的事，我怕，你警察纪检教育局都能找，人都说你厉害，我怕我妈进去了，我怕你不让我们活。”
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如果你要把这些交出去，劝你等我爸妈把欠你的钱和押金都还了，等我们把村里那几家借的钱也换了，否则……你会害很多人。”
“不是我威胁你，是我求你。”
我合上本子，坐在床沿，手悬在半空，像握着一个烫手的铁球。
室友在一边吵闹，“走，夜宵，鸡爪啤酒。”
我说我不去了，躺下，把被子盖过头顶，眼睛睁着，看被子上的线头在黑里走。
我第二天早上去了学院办公室，向辅导员说明了我的疑问，关于名单，关于异动。
辅导员皱眉更深，“这个事我们会查，但你手里有什么证据别乱撒，保护好你自己。”
我点点头，心里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众多名单的一个字眼。
我去学校的法学院咨询，师兄拿过我的材料，边看边说，“从法律角度看，押金和借款的部分好处理，欠条在，拉到法院，小额诉讼，时间长一点，但会有结果；志愿的事最难，你自己确认了，难以证明他人控制你的意思表示；至于名单，如果涉及利益输送，可能会有纪律问题，交给纪检是路子。”
我问，“可不可以不把她妈送进去。”
师兄看着我，“你问的是法律还是你的心？”
我笑笑，“我的心。”
他说，“那你得承受很多人说你软弱你傻。”
我回宿舍，打开那本笔记，看着那一行行字，字之间都是深沟。
晚上，电话响起来，是村支书，他问我，“押金那一半退回去了吗？”
我说退了，欠条在。
他说，“她们家这几天跟我说话很多，想让我劝你别闹大。”
我说，“我没闹，我只是想把该来的要回来。”
他说，“你认清楚了就好。”
他顿了顿，“还有件事，你爸工地上的赔偿可能要下来，他们那边放话说要拖，牵扯的临时工多，律师说要协调。”
我怔住了，手机在手里滑了一下，差点掉到床下。
支书轻声，“这地方就是这样，你动了这里，那里就出来掣肘。”
我挂了电话，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黑一点一点地稀薄下来。
几天后，辅导员找我，说名单上那两个字已经被拿掉了，“审查发现，重复上报，取消。”
我点头，心里没什么波澜，像一个石子砸进水里没起浪。
一个周末，我给她发了一条消息，“欠条上的钱，按时。”
她回，“按时。”
我打下第二条，“名单的事，跟你无关吗。”
她回了一个哭泣的表情，“无关。”
说实话，我不信，但我也不想再追着问。
院里组织劳动，我跟着在操场拔草，一株一株，绿色在我手指之间断裂，汁液弄得手上黏黏的。
一个中午，我拿着饭卡在食堂排队，一个陌生号码打来，很干净的女声，“你好，请问是赵一鸣吗？我是市教育局纪检室的，我们收到有人匿名寄来的一些材料，涉及你反映的志愿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
我握着手机，背心一阵凉，“你们知道我的号码？”
她说，“我们问了学校。”
我站在食堂排队的人流里，周围是哗啦哗啦的碗筷声和吼叫，世界很热闹，我的耳朵里只有“纪检”的两个字像石头一样敲来敲去。
她在电话那头说，“我们会谨慎处理，你可以来办公室，也可以发邮件。”
我挂了电话，找了个角落坐下，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那蓝色的通知栏发呆。
晚上快十点，一个陌生的微信加我，备注“她妈”。
通过后，她发来一个语音，四十秒，开头是吸鼻子的声音，接着是她一贯的冷硬：“小赵，别的事我都认，押金借款我这条命都给你退，我欠你家的，我承，但你那材料要是进了纪检，你爸的工地赔偿这辈子别想拿。”
我想了二十几秒，打字，“你这是威胁。”
她秒回，“你爱理解怎么理解。”
我盯着“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像一个黑洞，吸着光。
夜里，我合不拢眼，翻来覆去，枕头两边都热得像刚晒过。
父亲发来一条消息，“儿，别为他人伤己，读书要紧。”
妈发来一条，“你还吃饱穿暖就行，别想太多。”
我发了一句，“我会择轻重。”
第二天早上，太阳还没出，天灰灰的，我骑共享单车往学校北门去，风从耳边过去，像有人在我耳朵里低语。
校门口有个路灯下站着一个姑娘，穿着淡蓝色的裙子，手里拿着那个淡蓝的硬皮本子。
我心里一紧，刹车刹得很急，自行车发出刺耳的一声。
她抬起头，眼睛里挂着瞳光，像星星掉进水里。
“我……”她开口，声音发涩，“我妈让我……”
她还没说完，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是纪检室的未接来电，是她妈微信上的红点，是支书发来的，“你爸那赔偿恐怕要黄。”
我环顾四周，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目的和小心思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她伸出手，想把本子递给我，嘴唇发抖，“你拿去吧，怎么做，你自己决定。”
风从树梢吹下来，叶子彼此摩擦，发出轻轻的声响。
我伸不伸手，我给不给那通回拨的电话，我把不把那些纸寄出去，这一刻都在我的指尖上停着。
我的手指在空气里悬着，像一只又累又倦的鸟。
她的手上有我熟悉的茧，是擦桌子留下的，是写字留下的。
她眼睛里有恐惧也有解脱，像站在河边的人，想跳，又怕水冷。
“你……”她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你要是把材料交了，也许是对的，也许你也会被拖着一起往下坠。”
我的手机又震了一下，我低头，看见屏幕上跳出了一个短信，“法院短信：您的起诉材料已初审完毕，请补充证明材料。”
我抬头，看见她嘴角在颤，眼里有东西要落下来，又被她硬生生压回去。
我把手伸了出去，又缩了一下，再伸了一次。
她把本子放在我的手心里，指尖和我触到的一瞬，我觉得一阵麻。
“我等你决定。”她说。
“但我妈不会等。”
她站在路灯下，像一张被风拉起的照片，背后的校园静静，像看着这场戏。
我拿着本子，屏幕又亮起，那个未接来电再次跳出来，发光，闪动，像一只眼睛。
我按下了一个键，又停住了。
风更大了，树叶哗啦啦地响，像有人在拍手，像有人在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