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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474000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按：就在三天前（1月8日），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在被禁70年后正式上市，已经在德国的书店现身。这次出版事件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曾指出，《我的奋斗》里每一个字，使125人丧失了生命；每一页，使4700丧失了生命；每一章，使120万人丧失了生命。
希特勒在1945年自杀，而这本“最危险的书”在1945年后，就被禁止再版。然而，根据法规，作者去世70年后，版权就自动失效。于是，《我的奋斗》的版权在2015年12月31日已经失效了。
这本书通往自由的道路是不是会遗患无穷呢？
事实上，重新发行的《我的奋斗》并非呈现了著作的原貌。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在版权失效前早已着手准备，计划在失效之时推出一套科学批判版的《我的奋斗》，以避免《我的奋斗》最终进入市场走向商业化。
今天出现在书店的版本有原版著作的两倍之厚，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下，增加了3500条注释，逐一批驳希特勒的政治宣传，为这本“邪恶之书”祛魅。
《我的奋斗》的解禁仍然充满了争议。然而，当我们回归到历史长河之中，我们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被其所认定的“邪恶之书”，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些书刚出版时被奉上神坛，而在后世却被贬入邪恶之深渊；而另一些刚出版便遭遇禁令的书籍，在后世却屡屡成为了经典，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就像当年纳粹在柏林的烧书集会上烧毁了无数他们判定的邪恶之书，但历史证明，纳粹党的元首希特勒的那本自传《我的奋斗》才是不折不扣的邪恶之书。
书评君当然不是想为《我的奋斗》正言（欲详细了解《我的奋斗》究竟是本怎样的书以及它的出版发行和被禁之路，请读者诸君移步今天的第二条推文），而是想在《我的奋斗》解禁之际，跟大家聊聊历史上影响极坏的“邪恶之书”，以及它们各自的命运。
书页里有魔鬼，你能看清吗？——历史上的“邪恶之书”
“书页里藏有魔鬼，当你不小心翻到它时，它就会出来作恶”，古代的哲人如此警告我们。这世上确实存在“邪恶之书”，每个时代总有这样一些书出来扰乱人的心智，作坏世界，就像17世纪随处可见的关于书的静物画里所描绘的那样，在深沉的阴影下，一个骷髅被搁在一堆书的上面，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象征物不仅意味着死亡和时间最终会战胜有形的文字，更带有某种警告的意味：书里的文字可能会带来死亡。
诚然，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邪恶之书”，但一本被那个时代定义为“邪恶之书”的书未必真的邪恶，邪恶本身是相当狡黠的，它会假正义之名将“邪恶”的罪名烙印在一本好书的封面上。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中古末期的教会眼中，人文学者伊拉斯谟用讽刺的笔调宣扬宽容和平的《愚人颂》是一本“邪恶之书”，因为从教会对异端绝不宽容的角度来看，它给予世人对信仰多元的视角实在太危险了；爱德华·吉本的历史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也是一本“邪恶之书”，因为它挑战了教会在世俗上的权威，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教会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同样是一本应该受到诅咒的书籍，因为它竟然提倡一种宽容一切宗教的“世俗的宗教”；英国著名小说家菲尔丁的几部戏剧《堂吉诃德在英国》、《威尔斯歌剧》、《巴斯昆》也被打上邪恶的烙印，按照检察官的说法，“宗教、政府、牧师、法官和大臣全在这个讽刺巨人的脚下陷于毁灭”，一份报纸甚至惋惜英国没有像法国那样专门关押这些不安分文人的巴士底狱，不然真该让这位炮制出如此多邪恶之书的作家也尝尝铁窗恶滋味。
在中国，从宋代开始，政府就颁布禁书法令，并且对书籍出版刊刻实行预审制，“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而对那些擅自刊行“诸亵之文”的人，则要被判处“杖一百”的刑罚。到清代，更针对这些被政府判定为“邪恶之书”的书籍掀起一阵文字狱的狂潮。
文革时期焚烧古籍字画
即使是时间到了现代，也有不少被裁定为“邪恶”的著作。赫尔曼·麦尔维尔自称自己的《白鲸》是一本“洁白如羔羊的邪恶之书”，因为他担心这本书中对宗教的叛逆不会让守旧的家人开心，而这本书也确实在1939年之前，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的《复活》、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以及哈代的《无名的裘德》等书一起蝉联美国图书馆联合会的黑名单。
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里，有盛放这些邪恶之书的专门场所——“毒草柜”，《圣经》、《古兰经》、《塔木德》这些宗教圣典都是毒草柜里的常驻客，而有些书，它们的名字连同作者都受到禁止或者是放逐的命运，《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住宅被高尔基文学院组织起来的学生围攻，朝他的窗户扔砖头，直到这位蜚声铁幕外的作家卑声屈膝地乞求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不要把他驱逐出境；而另一部著作《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则被迫背井离乡，在距离故土数千里外的美国维蒙特州的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但是，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被判定为“邪恶之书”的书，后来都成为了人类知识殿堂中居于荣耀地位的一员，昔日对它们的叱骂、侮辱和损毁，反而给它们加上了荆棘的冠冕，更增添了他们的传奇色彩。这也不得不使我们仔细考虑，所谓“邪恶”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为何一个时代眼中的“邪恶之书”，却成了下一个时代的“神圣经典”？究竟是因为神圣与邪恶之间的界限本来就模糊不清，还是因为有人刻意想要混淆两者之间的差别？
纳粹在柏林的烧书集会
答案也许仍然隐藏在书本身的命运之中，书与书之间的命运有时恰如完全相反的镜像，一如前面提到的那些最初被判为邪恶后来却成为人类经典的书一样，还有一些书，它们刚刚诞生时，被尊为至高无双的权威圣典，人们对其顶礼膜拜，奉为金科玉律，甚至打着它的旗号将其它不符合它标准的书贬入邪恶地狱，进行痛斥迫害，但最后，当最初的狂热和迫害被理性和平和所取代时，这些书反而成了人们心目中真正的“邪恶之书”，而历史吊诡之处正在于，这些书被打入邪恶深渊之日，恰恰是那些昔日蒙受“邪恶”之名的书登上圣坛之时。
下面这三本书也许是最为人耳熟能详的三本“邪恶之书”，它们曾经都被奉为圭臬，甚至被作为经世大典盛行于世，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长长的阴影仍然具有难以忽视的力量去刺穿时间，一直延伸到我们所生活的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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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
治国的第一要务是弱化人民
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版《商君书》，是目前注释最清晰最完善的版本
在刚刚大结局的《芈月传》里，商鞅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尽管他早在第一集一开始就被逮捕、审判并处于残酷的车裂之刑，但这部片子贯穿始终的，除了那个妆越画越重、嘴唇愈来愈红的女人在后宫一路打怪升级之外，就是商鞅之法的兴废，按照原作和编剧的设定，一开头就死掉的商鞅是一个牺牲自我践行法治的悲剧英雄，而这部片子的女主角芈月，看来也是位坚定地商君主义者。不过，从她在片子里的表现来看，她肯定就像今天某些只会背书名的文化人一样，只知其名，却未读其书。
很少有哪本书像《商君书》这样直截了当地废黜所有道德原则，将一切都置于冷酷的权力或者说是“法”的统治之下。我们惯常认为“法治”应当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的公平制度，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商君书》的“法治”，却似乎解释为“有法治你”更加合适。
《芈月传》中的商鞅
在商鞅看来，建设一个“有道之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弱民”，使民众变弱，他给出的理由是，民众弱小，国家才能强盛，而相反，倘使民众强大，国家则会变得弱小（“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所以国家应当无所不用其极地弱化民众的力量，在商鞅设计的“法治”中，国家应当把人民当成是敌人一样，去“战胜”他们，就像冶金的人对待矿石，或者制陶的人对待陶土一样（“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若陶于土也”）。换言之，人民的最佳状态应该是一块无知无识的泥胚子，想要塑造成何种形象，就塑造成何种形象。这些老老实实只会听从政府号令，没有丝毫个人想法的民众，就是商鞅理想中的“弱民”。
为了达到弱化民众和战胜人民的目的，商鞅提供了很多种可行的方法。首先是让那些听话的弱民除掉不听话的强民，这样国家的力量就会强大（“以弱去强者强”；“强存则弱，强去则王”；“以弱攻强，王也”）；其次，是把国家治理交到那些“奸民”的手中，让他们去治理“善民”，这样国家才会变得强大，按照商鞅的说法，这就是“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必强”。而第三点，就是在整个国家内统一思想，也就是商鞅所谓的“壹教”，对于那些知识渊博、长于辩才、诚实廉洁、尊礼重乐、修习行为、乃至于好结交朋友、行侠仗义、名声好、自命清高的人，这些在我们平常人看来都是“良民”、“善民”的人，对他们的处理办法是，不允许变得富贵、不能够对法令刑罚有所批评，更不允许以个人私下的意见妄议国家大事（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
可以想见，商鞅时代秦国的民众，生活在一种日常的恐惧之中：他们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谈论礼乐诗书肯定是要被“法治”的；他们也不能保有自己的财产，因为《商君书》说得很清楚“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农民也不能有剩余的粮食，商人也不能有多余的财产，因为这样对国家日常储备有害；唯一能获得富贵的方法，就只有上阵杀敌，拿着敌人的头颅回来请功，但问题是，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富贵也是不能保全的。但最可怖的，应当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冷漠，因为根据商鞅的法令，鼓励父母妻子兄弟朋友同僚之间互相告发，一旦告发成功，你就可以占有对方的财产，但如果隐瞒不报，那么就会全家连坐，招致灭顶之灾。
尽管国家看起来一天天变得富强起来，可是这个国家民众的生活却很难说得到了改善。尽管司马迁在《史记》里称赞“商鞅法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这种“大悦”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恐惧不得不“悦”，很难说清，因为更早的一部史书《战国策》里谈到民众听到商鞅被车裂酷刑处死时的反应只有四个字——“秦人不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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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之锤》
烧死那个女人！
《女巫之锤》1669年版封面
首先，我们将论及她们如何与男人交合，然后和动物交合，最后，和大地的果实交合。关于男人这方面，我们感兴趣的是，女巫如何以她们的法术使他们不能生育，或者，无法交合，以至女子不能孕育，男子无法行房；其次，男人有时候是不能和一个女人行房的，但却能和另外一个女人行房；第三，男人的性器官如何被拿走，仿佛从整个身体上撕下来似的；第四，我们如何辨别一个东西纯粹来自于魔鬼的力量，魔鬼亲自行事，不借助于女巫；第五，女巫如何运用其邪术，将男女变成野兽；第六，接生的女巫如何将一个母亲子宫里的胎儿杀死，或者，不杀死而拿去献给魔鬼……所以，被女巫的异端感染者，女人多于男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1486年，两名日耳曼的多明我会修道士海因里希·克雷默尔和雅各布·施普伦格共同完成了一部名为《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的小册子，上面这段荒谬绝伦的话即出自这本书。在这本书里，克雷默尓和施普伦格宣称，罗马教会从未怀疑过巫术，这种魔鬼操控下的邪恶力量的存在，以及它给世界带来的危害。尽管上帝是至善且无所不能的，但魔鬼仍能通过其邪恶力量欺骗每个人的感觉，制造出诸如飞行、化成动物、或者让死尸行走之类的超自然奇迹，从而迷惑众生，使其背弃正道。
而在《女巫之锤》的作者看来，最容易背弃正道的，当然是那些女人，一如书中所写道的那样：“歹毒莫过于毒蛇，凶狠莫过于女人，宁与狮龙为伴，不与恶妇同行。女人是祸根，是我们的死神”，“女人为满足其欲望，不惜寻求魔鬼的帮助”，因此十个与魔鬼交易的巫师中，九个都是女人。为了证明这一点，小册子的作者不惜杜撰出种种骇人听闻的女巫事件，这些邪恶的女人会与任何路过的魔鬼交媾，并且以这种方式达成人魔契约，成为魔鬼的走卒；她们会以撒旦的名义，“为了纯粹的欢愉而流产”，她们更会伪装成接生婆，借接生为名，将长满刺的灌木插入怀孕女子的子宫，然后将婴儿杀死，取出肥油涂在椅子和扫帚把上，以便让自己飞起来；就像她们会使男子不孕不育一样，她们也会剥夺大地万物繁衍生息地能力，召唤来冰雹大雨摧毁庄稼，犯下各种恶行。
倘使《女巫之锤》只是两个修道士的狂热幻想的产物，那么它只能说是一本离奇恶毒的厌女读物罢了，但问题是，这本书获得了当时欧洲最有权力的罗马教廷的支持，并且它非常恰好地赶上了印刷时代的到来，因此，在小书出版后的短短40年里，这本书就再版了13次，并且出现了各种语言的版本。在教廷的推荐下，这些书很快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庭法官们的必备读物，实际上，这本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讲如何建立起审判女巫的法律体系的，包括从搜寻到逮捕再到刑讯和最终认罪的全过程。作者特别善于使用模棱两可的提问来将无辜的女子打成异端嫌犯，其中一个刑讯提问是这样：
“你认为人是上帝所生，还是女人所生？”
如果嫌犯是上帝所生，那么审判官就会说：“你竟认为上帝会与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你是异端！”但如果回到是女人所生，那么法官又会怒道：“你竟否认全能的上帝在造人方面的信条，你是异端！”所以，无论怎么，嫌犯最终都会被定罪。而且，光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地刑具，就足以让任何一个柔弱的女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女巫之锤》的作者特别教给那些懒于费事的法官一个辨别女巫的简单方法，把这些女人全身扒光，就可以发现她们和魔鬼结合的依据，而这种依据简直每个人身上都随处可得：痦子、疣子、胎记、伤疤等等都可以解释为女巫的标志，而让女巫认罪的最好方法，是“掐住她的脖子直到脸发黑”。
1585年，瑞士巴登的三名女子被判为女巫活活烧死
在这本小册子的淫威之下，整个欧洲都掀起了以猎捕女巫为名的迫害女性狂潮，在波尔多，仅1577年这一年就有400名女子被当成女巫送上火刑架，而在洛林，那里的宗教法官雷米则得意洋洋地宣称从1576年到1606年间，他下令烧死了2000到3000名女巫，在整个德意志地区，保守估计因女巫罪被烧死的女人数量不少于10万人，即使是在比较节制的英格兰，也有超过1000名妇女被控施行巫术而被处死。《女巫之锤》的影响力及其深远，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盘旋于女性头顶的噩梦，直到1793年，最后一宗女巫处决才在波兰落下帷幕，但这场狂潮已经夺去了超过20万女性的生命，而它的开端，仅仅是因为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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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奋斗》
20世纪第一洗脑魔书
第一版的两卷本的《我的奋斗》，到1934年，两卷本被合并为一卷厚达780多页的书，作为纳粹党推荐读物在全国大量发行，这套书为希特勒带来了超过800万到1000万马克的丰厚收入
1924年冬天，德国兰德斯堡监狱囚室里，一个长着小胡子的男人完成了一本自传。尽管他最初完成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一年前在慕尼黑啤酒罐发起的暴动中背叛自己的同志发泄愤慨，同时为了拿稿费买一辆最新出品的价值2.6万马克的奔驰跑车，但他从未想到，有朝一日，这名囚徒会成为整个德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并且发起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和一次史无前例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这个小胡子男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而这本自传的名字就是刚刚在昨天被德国巴伐利亚州解禁出版的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
很多人都相信这本书应当被判为20世纪最邪恶之书，因为它如此公开地鼓吹侵略他国和仇视犹太人，如果想找到希特勒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和集中营迫害犹太人的思想渊源，只要翻一翻这本书就可以很容易得出答案，但实际上，这本书刚刚出版发行时，并没有得到读者的一致认可，其夸诞的文风和近乎谩骂的粗鄙语言即使在纳粹党内部得到的一片讥讽和嘲笑之声，这本书甚至被希特勒的同志称为“我的痉挛”或者“他的抽风”，截至1927年，《我的奋斗》第一卷卖出不到5000册，第二册则只卖出了1200册，尽管希特勒还颇有兴致的打算写第三册，但失望已极的出版商已经不愿拿希特勒的新著去打水漂了。面对现实，希特勒开始羡慕他的前辈，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谈话录都能如此畅销，而他自己“就不是当作家的料”。
但在1933年，这一切都改变了，希特勒在这一年成为德国总理，通过法西斯手段使德国迅速走上复兴，由一个战败国成为西方世界不可小觑的绝对强权，这种爆发的力量和速度令人吃惊，也让人嫉妒和艳羡，精明的出版商当然也从中发现了商机，他们急忙出版这本8年前被人骂得一文不值的荒谬著作，将其鼓吹成希特勒掌握大权，推动德国复兴的思想动力和力量源泉，《我的奋斗》就在出版商的商业利益推动下变成“我们的奋斗”的集体合唱。而在纳粹德国内部，这本书则被大量印刷，纳粹党控制的教育部分将这本书强制作为推荐读物分发到各级学校和图书馆，新婚夫妇也会收到亲朋好友赠送的成打的《我的奋斗》，到1945年希特勒败亡之际，这本书发行量总共超过1000万册，但许许多多的德国人在战后声称，他们其实只是把这本书摆在架子上，却从未真正地读过这本书。
希特勒私人收藏的一本《我的奋斗》的内页，上面贴的是一张希特勒私人的藏书票，在1945年后，这张藏书票被大量仿造，用以在古籍交易市场上伪造所谓的“希特勒藏书”
所以，这本书尽管内容相当邪恶，但它究竟有多大洗脑的邪恶魔力，仍然值得思考，在战后，尽管他在德国被禁，但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语言的译本继续发行，仅在中文世界就有5个版本可供阅读，而且，其中最邪恶的部分实际上已经被无数研究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历史学者在著作中反复引用过了，所以，这本书的魔力很可能早已衰退，但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好奇心害死猫，所以，也许那扇禁忌之门本身，才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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