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叛逃投日，消息传出，举世哗然。作为国民党内资历甚至比蒋介石还老的元老级人物，汪精卫的投敌行为，对浴血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士气和国民政府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打击，其影响之坏，无异于向世人宣告“日本不可战胜”。蒋介石震怒异常，严令军统局长戴笠：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汪精卫抵达南京建立伪政权之前将其“制裁”（暗杀）！
汪精卫
面对盛怒的蒋介石，戴笠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领命。对这位“特工之王”而言，刺杀汪精卫的任务，堪称其职业生涯中最艰巨、也最不容有失的一次挑战。成功，则皆大欢喜；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戴笠召集军统骨干密议，众人均感压力巨大。难点在于：这是一次跨国暗杀！ 汪精卫并未直飞南京，而是先经云南逃至法属印度（今越南）的首府河内，计划由此转赴南京。军统虽在国内暗杀经验丰富，资源调动、行动撤退皆属便利，但在河内却近乎“两眼一抹黑”——那里是法国人的地盘，军统势力薄弱，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更要命的是，法属殖民地对枪支管控极严，武器输入困难重重。同时，汪精卫本人及其住所受到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势力的双重保护，稍有不慎，整个行动组都可能全军覆没。此外，汪精卫本人历经风浪（早年曾参与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深谙自保之道，身边护卫亦非庸手，接近他谈何容易？
困难重重，戴笠唯有亲赴一线指挥。他将指挥部设在交通便利的香港，并调集了军统最精锐的杀手：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代号“娱乐”）、枪法卓绝的行动组长王鲁翘、精通武术的教官唐英杰（文中“员英杰”应为唐英杰）等人火速集结。为确保万无一失，戴笠甚至亲自带队潜入河内，实地勘察汪精卫住所环境，部署行动计划。两天后，戴笠返回香港坐镇，行前对行动组下达死命令：任务重大，成功者连升三级，牺牲者厚恤其家！
军统制定了三套刺杀方案：下毒、施放毒气、武装强攻。
第一计：毒面包。 行动组侦察到一家高级面包店每日清晨为汪宅送面包，认为这是绝佳机会。他们设法购得面包，注入剧毒。面包如期送至汪精卫面前，他拿起欲食，却忽觉异样，询问来源。得知是外购后，汪精卫疑心顿起，立即丢下面包，反复洗手。其妻陈璧君命仆人丢弃。一名杂役见是名店出品，弃之可惜，便偷偷吃了几口，并将剩余带回宿舍。当日下午，该杂役中毒暴毙，桌上赫然放着吃剩的面包！汪精卫惊骇万分，确认是军统所为，从此断绝一切外食，仅靠从国内带来的干粮度日。首计失败。
第二计：毒气罐。 行动组改用特制毒气，装置于一个形似厕用香盒的小罐中，罐口有孔，释放无色无味毒气，吸入足量可致休克死亡。时值1939年3月，河内天气炎热，汪精卫（因早年遇刺背部留有未取出的子弹）有每日洗热水澡的习惯，热水会加速毒气挥发。行动组买通一名当地水管工，借检修之机将毒气罐秘密放置于汪精卫惯用的浴室天花板上方。然而，经历了面包事件后，汪精卫已成惊弓之鸟，严令护卫彻底搜查住宅。结果，毒气罐被搜出！汪精卫感叹军统无孔不入，蒋介石杀心已决。他深感河内危机四伏，决定尽快启程前往有日军重兵保护的南京。次计再败。
第三计：武装突袭。 戴笠得知前两计失败，判断汪精卫必加强戒备并加速离境，一旦其进入日占区，刺杀将难如登天。他当机立断，下令执行最终方案——武装强攻！行动组已多次踩点，对汪宅布局了然于胸。
1939年3月21日深夜，行动开始！分工明确：枪法最好的王鲁翘负责突入汪精卫卧室执行致命一击。王鲁翘身手矫健，突破外围警戒，顺利抵达卧室门前。他破门而入，在微弱光线下见床上一男一女，毫不犹豫举枪速射，子弹均命中目标。确认目标倒下后，王鲁翘迅速撤离。
然而，军统犯下了致命错误！王鲁翘击毙的并非汪精卫夫妇，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及其妻子方君璧！原来，曾仲鸣夫妇携孩子刚抵河内，汪精卫出于某种考虑（或为安全），将主卧室让给了他们，自己与陈璧君则住在相邻的次卧。阴差阳错，汪精卫再次逃过一劫。
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功败垂成，固然有汪精卫“运气”的成分，但也暴露了情报的致命疏漏。虽然暗杀失败，但河内的枪声彻底惊破了汪精卫的胆，他加速了投敌叛国的步伐。
戴笠回重庆复命，心情沉重，准备承受蒋介石的雷霆之怒。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并未苛责，反而安慰道：“虽未毙汪，已属尽力，回去休息吧。” 尽管如此，军统颜面尽失，来自中统（国民党另一特务系统）的讥讽令戴笠倍感屈辱。他怒不可遏，严令将汪精卫列为军统“头号必杀目标”，誓言不除汪逆，决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