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第99战略侦查中队的Firebee无人靶机
1962年，Q-2C生产2年后，国防部命名体系重新调整。无人机标志"Q"和导弹标志"M"组合作为导弹的编号(1997年再次用"Q"命名无人机，捕食者作为新的Q-1)。调整后，空军的Q-2C成为BQM-34A，海军的KDA-1、KDA-2"火蜂"分别编号为BQM-34B和BQM-34C。美国陆军用的"火蜂"编号为BQM-34D。这里的"B"指从多种平台发射的特定飞行器，而不是轰炸机。60年代中期"火蜂"改进的下一型---超音速的"瑞安166",1965年由海军以"BQM-34E"编号订货，官方命名为"火蜂II",1968年1月首飞，1972年投入使用。1969年，美国空军以"BQM-34F"编号订购"火蜂II"，它和"BQM-34E"类似，但伞降时由半空中的直升机捕获回收，这种工作方式在1971年进行了首次试验。"火蜂II"长29英尺2英寸，翼展8英尺11英寸。配备"大陆"J69-T-406涡轮喷气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1.1马赫，飞行作用距离近900英里，升限60000英尺。航时超出1小时，通过保形外部油箱可加大作用距离，但是速度需控制在1马赫之内。1980年停产前，共生产了50架"火蜂II"。"火蜂"起源于目标靶机并得以一直使用，也是最早大量应用的可回收无人侦察机之一。60年代时美国空军在侦察机、靶机以外，进一步扩展无人机的用途。早在1959年瑞安就进行了将"火蜂"用于侦察的试验。1960年，苏联上空的U-2和RB-47"间谍飞机"伤亡率高，美国空军和CIA就此进行了商议，"火蜂"无人机的雷达散射面积小、无飞行员伤亡风险的特点引起了关注，在代号为"火莹"计划的支持下，美国空军在1961年订购了"火蜂"改型的侦察机。瑞安增加了导航、侦察和附加的燃油设备后，改型为BQM-34A。在1962年4月至8月进行了首飞，民用代号为147A而军用官方名为"闪电臭虫"。显然，"闪电臭虫"没能在苏联飞行，但是1964年夏天，在中国南海地区系列任务中承担了一小部分工作。1964-1975年，"闪电臭虫"在东南亚地区广泛地被使用，由美国空军和CIA共同管理，CIA负责特定设备包装箱的设计与管理。同时，美国海军使用编号为147SK的"火蜂"无人机。1969年1月至1970年6月，海军的"臭虫"在中国南海上空飞行，由火箭助推器发射从美国"骑兵号"航空母舰起飞。Firebee无人机悬挂在DC-130A的挂架上
在东南亚地区部署的前3年，大多数"闪电臭虫"用于完成高空侦察任务。其中，1964年8月至1965年底由147B型完成，其机翼增大并进行了特定的更改。后来改为机翼更大的147G，一直使用到1967年8月，上述两种型号完成了161次任务。同期的1965-1966年，CIA的147D和147E用于执行为数不多的电子侦察任务。空军的"闪电臭虫"分配到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第100战略侦察联队。1968年秋天，空军使用编号AQM-34替代BQM-34，用于特指在东南亚使用的侦察机。最早以AQM为前缀命名的在战场上使用的"闪电臭虫"是AQM-34，是继早期的"战斗天使雷达干扰"(Combat Angel radar jamming）计划后，在空军的"罗盘箱"(Compass Bin)、"水牛猎人"(Buffalo Hunter）计划支持下生产并部署应用。有人歼击机进入敌领空时，由AQM-34G在前面进行电子对抗、投放雷达干扰箔条进行掩护。编号为"AQM-34K"执行夜间侦察的"臭虫"，在1968年11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共飞行了44次。"闪电臭虫"由DC-130A、DC-130E母机投放，至少15架是由洛克希德的C-130 "大力神"(Hercules）运输机改装而成。母机投放后可伞降回收，在1969年以后有时采用直升机半空回收系统（MARS）回收。BQM-34
1967年后，"闪电臭虫"大多数在低空完成照相侦察任务，可在500英尺的危险空域低空飞行，等高炮射击手发现时它已经扬长而去了。“火蜂”的生产持续到1982年，在1986年里根政府时期，生产了命名为BMG-34的飞机。同时，1969年，瑞安公司被特里达因公司收购，30年后，又成为了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一部分。2003年，在首次参加战争的40年后"火蜂"再次回到了战场。作为优秀作战生涯的谢幕式表演，在"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的开始时出场。战争打起的头一个夜晚，无人机在伊拉克上方播撒金属条、掩护巡航导弹和执行打击任务的有人机深入伊拉克内部的巴格达和其他目标区。携带无人机的DC-130准备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