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五十三岁，在石坝村住了一辈子，除了年轻时出去打过两年工。说起这村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村东头那座老宅子，是我爷爷那辈人的大事。去年那宅子卖了，卖给了从城里回来的钱老板，整整五百万。五百万啊，村里人念叨了大半年，到现在提起来还咂舌。
那宅子有点年头了，据说清末就有，四进的院落，三面青砖灰瓦。我小时候爷爷常领我去，说是看看祖上的根。后来分了家，宅子归了三叔公，他过世后给了他孙子霍建国。
建国没福气，守着祖宅却没钱修。去年夏天那场大雨，把后院墙冲塌了一角，他媳妇嘴里叨叨了半个月。那阵子钱老板回村看地，转悠到了老宅，第二天就登了门。
“五百万，一口价。”钱老板戴着金丝眼镜，连门都没进，站在院子外头就喊出了这数。
那叔公的孙媳妇腿都软了，差点跪下，嘴里念着”菩萨保佑”。
建国当时不在家，回来得知这事，一下子就急了，说什么也不卖。他媳妇跑去我家，眼泪鼻涕一大把：“大爷，你给评评理，这破宅子连个厕所都没有，洗澡靠大盆接水，五百万啊，我们去县城能买俩电梯房了。”
这事传得飞快，村里人三一群两一伙地谈论，越传越邪乎。有人说钱老板外头做假药发财，买宅子给爹娘养老；有人说是给情人藏身；后来又说是要改宾馆。我寻思着，钱老板家就在镇上，开着十几家连锁店，两栋楼房，买这老宅子干啥？
一周后的晚上，建国媳妇又来了，这次拉着他男人。建国红着眼睛，酒气扑面，摇头：“叔，我不卖那宅子，爷爷在世时天天交代，祖宅不能丢。”说完就走了。
他媳妇追上去，嘴里骂骂咧咧，我听见”祖宗”两个字。
我站在门口，点了根烟。对面的林师傅也出来了，他手里攥着一个不锈钢杯，里面泡着枸杞，杯子边缘磕了个小口。
“不卖吧，得黄花菜都凉了。”林师傅吐了口烟圈。
事情的转机在一个星期后。那天建国喝多了，骑摩托车摔进沟里，断了条腿。治病的钱凑不齐，建国媳妇拿着五百万合同去找钱老板，第二天就签了字。签完字，媳妇带着孩子去了娘家，把建国一个人留在医院。
我去看他，带了两盒小米。病床上的建国像老了十岁，翻来覆去叹气。我挠挠头，问他：“要不要我帮你从老宅子搬点东西出来？”
建国摆手：“不用了，全是些烂家具，爷爷那些旧书也没人要。”
我劝了几句，走时看到他枕头底下塞着一个陈旧的笔记本，角都翻卷了。
五百万一半给了建国媳妇，一半留着给建国治病，还留了十万在我这儿。钱老板痛快地把钱打过来，第二天就进了宅子，还请了工人来整修。
奇怪的是，钱老板没住进去。那宅子修好后，他来了两次，每次都是晚上来，天不亮就走。村里老张赶早去田里，两次撞见钱老板的车开出村。第二次钱老板下车问路，老张发现车后座上放着铲子和手电筒。
“他肯定是来挖东西。”老张肯定地说。
这事一出，全村都炸了锅。王婶放话：“肯定是金条！我听我婆婆说，解放前这村里有个财主，藏了不少金元宝。”
李大爷不信：“我看是古董，那宅子地板下面指不定埋着啥呢。”
我没吱声，心里却犯嘀咕。爷爷生前常说那宅子有故事，但从没细说过。
转眼到了秋收，建国出院了，腿还有点跛。他去镇上租了间小屋，偶尔回村看看，见了我总是低着头快步走过。
深秋的一天，我去后山拾柴，顺道去看了看祖坟。快到坟前，发现有人蹲在爷爷坟前，是建国。他撅着屁股不知在翻什么。
我走近一看，他在挖坟！
“你干啥呢！”我吓了一跳。
建国被我吓得一哆嗦，转身看见是我，长出一口气：“叔，别嚷，我找点东西。”
“挖祖坟你还有理了？”我生气地说。
建国脸一红，从坟前站起来，裤子上沾满泥土。他从兜里掏出那本旧笔记本：“我爷临终前给我的，说藏了秘密，让我保管好。我一直没当回事，直到前段时间仔细看了才明白。”
那是一本发黄的日记本，上面写着”霍长林日记”，是建国爷爷的名字。
建国翻开一页给我看，日期是1951年8月12日：
“今天把东西埋好了，就在后院那棵老槐树下三尺深。村长说可能要没收，我不能让它们落在别人手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宝贝啊。”
我眉头一皱：“这说的什么东西？”
建国又翻了几页，指着一段：“您看这儿。”
1952年4月5日：“昨晚梦见父亲，他说那些东西保不住了，要我把它们转移。我寻思了半天，决定把它们拿到山上去。清明节上坟，没人会起疑心。”
“所以你爷爷把什么东西埋在坟里了？”我问。
建国摇头：“我不确定，但肯定值钱。我媳妇把祖宅卖了，我得把东西找回来。”
我叹了口气，也蹲下来帮他。挖了约莫半米，铲子碰到了硬物。建国手都抖了，小心地拨开土，露出一个生锈的铁盒子，有鞋盒那么大。
建国迫不及待地打开，里面是一叠发黄的纸和一本更小的本子。
“就这？”建国脸上的兴奋一下子消失了。
我拿起那本小本子，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霍家祖传物件埋藏图”。下面是一张手绘的地图，标注了几个点，其中一个在”祖宅后院槐树下”，被划了个叉；另一个在”山神庙后三步远”，画了个圈；还有一个在”东井旁老石板下”，也画了个圈。
建国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叔，您看，有埋藏图！那些东西分散埋在几个地方！”
他翻看那叠发黄的纸，有几张是契约，还有一些像是账本。突然，他从中抽出一张纸，上面画着几件物品，有玉佩、铜镜、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东西，旁边有小字注解。
“这些…是古董？”建国喃喃道。
回村的路上，建国一直在翻那本日记。突然他停下脚步：“叔，您看这儿。”
1953年6月18日：“李家那小子今天来问我借钱，我借了五十块给他。他说知道我家有宝贝，我装傻充愣。这些年，村里人都觉得我家有传家宝，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其实爷爷留下的那些东西，听他老人家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价值连城。”
“宫里？”我也惊了。
建国咽了口唾沫：“我爷爷的爷爷是清末的一个小官，据说立过功，皇上赏了东西。”
一路上，我们又看了好几处日记。原来建国爷爷怕东西被没收，陆续把家传的几件古董埋在了不同地方。有的在祖宅，有的在山上，还有的在村里的老井旁。
回到村里，我们直奔东井。那口井已经废弃多年，井台上长满了青苔。井旁有几块大石板，我和建国掀开石板，挖了约莫一尺深，什么也没找到。
“再挖深点。”建国急切地说。
又挖了半尺，铲子碰到了硬物。我们小心翼翼地挖出来，是一个陶罐，罐子口用红布封着，打开一看，里面裹着油纸包着个铜镜。
“这…这是传家宝？”建国拿着那面铜镜，镜面已经模糊不清，看不出什么特别。
我摸了摸下巴：“也许还有其他东西？”
我们又去了山神庙，那庙早就荒废了，只剩下断垣残壁。按照图上标记，我们在庙后挖出了一个小木盒，里面是个玉佩，上面刻着龙纹，看起来倒是有些年头。
“那钱老板半夜去挖的会是什么呢？”建国突然问道。
我愣了一下：“你是说…他知道这些东西？”
建国点头：“他出五百万买那破宅子，肯定是知道点什么。”
我们赶紧翻日记，找到了几处关于祖宅的记载。最后建国指着一页说：“这儿！”
1961年7月25日：“大灾之年，日子难过。我把最值钱的那件东西埋在了祖宅正屋地板下，就在祠堂正中央的八仙桌下。这是万不得已，等日子好过了再挖出来。”
建国一拍大腿：“肯定是这个！钱老板在找这个！”
第二天一早，我们悄悄来到老宅。门关着，但窗户没锁。我们钻了进去，直奔正屋。
屋里已经大变样了，被重新装修过，地上铺了瓷砖。原来放八仙桌的地方，现在摆着一张现代风格的茶几。
“地砖…”建国急得直挠头。
我仔细看了看地面：“这儿！”我指着一处地砖，砖缝比其他地方宽一些，像是被重新铺过的。
我们找来工具，小心地撬开那块地砖。下面是一层水泥，有被凿过的痕迹。
“有人挖过。”我沮丧地说。
建国不死心，又挖了挖周围，突然铲子碰到了硬物。他兴奋地扒开水泥，露出一个红木盒子，有巴掌大小。
盒子上了锁，但锁已经锈蚀。建国轻轻一掰，锁就开了。我们屏住呼吸，他缓缓打开盒子。
盒子里躺着一枚铜印，角落里有个小纸条，写着：“霍家祖传玉玺，雍正年间赐予，价值连城。”
建国拿起那枚铜印，翻过来一看，傻眼了——底面上赫然刻着”霍”字。
“这…这就是传家印章？”他失望地说。
我接过来仔细看：“不对，你看这材质，不是铜，好像是金的。”
建国眼睛一亮，拿起印章在手上掂了掂：“确实挺沉。”
我们刚要仔细研究，外面突然传来汽车声。建国慌了：“坏了，钱老板来了！”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地砖复原，刚想从窗户溜走，钱老板已经进了院子。
“怎么办？”建国紧张地看着我。
我灵机一动：“躲起来，看看他要干啥。”
我们躲在了厨房的橱柜后面。不一会儿，钱老板走进屋子，身后跟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手里提着个小皮箱。
“就是这里。”钱老板指着我们刚才翻动过的地砖。
那中年人蹲下来，仔细端详地砖：“有人动过。”
钱老板脸色一变：“什么时候的事？”
“最近。”中年人说，“我们先看看还在不在。”
他们掀开地砖，挖出了下面的水泥层，脸色都变了。
“被拿走了。”钱老板咬牙切齿。
中年人掏出一份发黄的纸：“按照这个记载，霍家祖传的是一枚金印，雍正年间赐予，底面刻有’霍’字。如果真品，市场价至少三千万。”
我和建国在橱柜后面听得目瞪口呆。
“谁拿走的？”钱老板怒道。
中年人摇头：“不清楚，但肯定是最近。这水泥还没完全干。”
钱老板踱着步子：“村里有人知道这事？”
“不太可能。根据我的调查，只有霍家老人知道。他孙子应该不知情，否则不会卖房子。”
我看了建国一眼，他捂着嘴，眼睛瞪得老大。
中年人叹气：“五百万买宅子，如果找到金印，赚了；找不到，这宅子本身也值这个价。”
钱老板咒骂几句，两人离开了。
等他们走远，我和建国从橱柜后面爬出来。建国拿出那枚金印，手都在发抖：“这…这真值那么多钱？”
我也不敢相信：“三千万…”
建国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金印：“我爷爷怎么从来没告诉我…”
回去的路上，我们商量着该怎么处理这枚金印。
“卖了吧，”我说，“但得找靠谱的买家，不能让钱老板知道。”
建国摇头：“不卖。这是祖传的东西，爷爷守了一辈子，我不能卖。”
“那你准备怎么办？”
建国沉思片刻：“我先带回家收好，以后再说。也许…也许有一天我会交给博物馆。”
过了两周，建国来找我，说要用那十万块钱买个小店面，在镇上开个小吃店。他变了个人似的，精神焕发，腿也好利索了。
“叔，那金印我还是交给国家了。”建国说，“昨天省里的文物专家来鉴定，说是真品，雍正年间的东西，给了我五十万奖励。”
我惊讶地看着他：“才五十万？那钱老板说的三千万呢？”
建国笑了：“他是想倒卖到国外去，那才值那么多。交给国家，我心里踏实。爷爷的日记里说，这印是祖上因为救过皇上才赏的，是清白的来路。我想爷爷在天之灵，会赞成我这么做的。”
我拍拍他肩膀：“好样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建国的小店开得红红火火。钱老板再没来过村子，听说那宅子准备转手卖了。
前几天，我去镇上，特意去了建国的店。店里生意不错，他媳妇也回来了，正在收银台忙活。
“叔，您来了！”建国从厨房出来，擦了擦手，“跟您说个好消息，文物局说要把金印的故事写进县志，还我去做个报告。”
我笑着点头：“好事啊。”
他领我进了厨房，从口袋掏出一个小木盒：“叔，这个给您。”
我打开一看，是个小印章，底面刻着”霍”字，做工精细。
“这是我请人仿着金印做的，材质是红木。咱们村姓霍的人不多了，这算是个念想。”建国认真地说。
我接过来，心里一暖。
回村的路上，我想起爷爷常说的一句话：“家有传家宝，不如传家训。”如今看来，建国爷爷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或许不是那枚金印，而是写在日记里的那些话，那些关于家族、责任和传承的话。
夕阳西下，老宅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安静。我站在村口，看着那已经焕然一新的房子，想象着它见证过的几百年风雨。每一砖一瓦，或许都藏着故事；每一段传说，或许都有它的道理。
人这辈子，守住的是什么，放下的又是什么？我掂了掂手里的木印，笑了笑，转身走向自家的小院。